章副標題：《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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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于1937年的波士頓，那個時候大蕭條的余波仍在世界蕩漾，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已經逐漸逼近。rg可以，我們美國人正處于一個彷徨無措的十字路口。

    不過我的童年過的十分愉快。我的父親是一位出色的醫生，所以他既不用上戰場還讓我們家過上足夠優渥的生活。我的母親開了一個的音樂學校還給學生補習拉丁語，她也是我的啟蒙老師。

    我的父母都是很愛孩子的人，但是他們白天都很忙。所以陪伴我的除了保姆之外，就是那臺威斯汀牌的收音機。那個奇妙的大箱子里面不但有人給我唱歌，教我識字，督促我刷牙吃飯睡午覺，還為我講故事。

    所以我們這些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就成了“收音機一代”。尤其是二戰開始之后，父親們上了戰場，母親們去了工廠，孩子們都是被保姆或者托兒所和收音機撫養大的。

    我特別喜愛的當然就是那些年正在連載的《哈利-波特》。這對孩子來那當然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雖然我那時候搞不懂為什么大反派“銳地魔（Redrt）”弗拉基米爾-維薩里奧諾維奇-拉斯普京那么壞，一定要破壞巫師界的千年傳統，還要清洗掉所有反對他的巫師。但是那個故事仍然深深地吸引著我。

    而我也知道了《哈利-波特》的作者是一位來自神秘東方的大文學家。

    我的父母在周日上午會帶我去教堂，那當然不怎么有趣。不過到了中午我們就會去看電影，那可是我一周最開心的時間，不但能吃到爆米花冰淇淋，還能看一部最新上映的片子。尤其片頭出現一個坐在月亮上釣魚的男孩子的時候，我就知道肯定是一部非常有趣的電影。

    一般來，我的父母每周要進行幾次社交活動。周日在看完電影之后會和他們的朋友們一起去MahjngClub。波士頓這邊的Club很貼心地提供托兒服務，所以他們每周都帶我去。

    他們在和朋友們打麻將的時候，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在玩麻將積木，那真的是非常愉快的經歷。所以直到現在我仍然給我的孫子們買麻將積木，這確實是一種很有效的益智玩具。

    《哈利波特》、夢工廠和麻將有什么聯系呢？當然是有的。

    我十歲就知道這三者都出自一個人的手筆，那就是袁燕倏先生。那個時候二戰還未結束，就連袁先生也在中國為他的祖國戰斗，但是他仍然在創作連載。（筆者注：這條時間線上的二戰肯定要打到1947年之后的。）

    縱觀二十世紀美國流行文化，很多地方都和一個中國人密不可分，甚至貓王和甲殼蟲最早簽約的公司都是夢工廠。

    這也讓我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么一個黃種人能這么深遠地影響美國文化呢？

    這就像日后新幾內亞的朋友耶利問我的問題一樣，為什么你們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貨物并將它運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于我們自己的貨物呢？

    幸運的是，當我在1966年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醫學院的教授一職的時候終于有了機會當面向袁先生問這個問題。

    實話，當我第一次接到袁先生電話真的非常激動，而當聽到他邀請我去袁氏莊園打麻將，我差點暈了過去。

    當時我不太明白他為什么會注意到我這樣的生理學教授，難道他會關心我在新幾內亞的鳥類生態與演化行為的研究嗎？

    等我見到他的時候發現他真的十分關注生理學的最新發展，而且對于這個學科有著非常深入且精辟的見解。他還鼓勵我往人類學方向發展，這確實讓我確定了將來的研究方向。

    我原以為愛因斯坦先生的沒錯，袁先生的才智足以讓他成為任何一個學科大師的天才。但是接觸過袁先生，我才發現愛因斯坦錯了，袁先生來就是人類最后一位百科書式的科學家，在很多學科上面都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成就。

    當我在麻將桌上向他提了這個問題。他很平靜地告訴我，不是他刻意要影響美國文化，而是美國文化正等著他來影響。

    比如麻將。實際上，二十年代的美國人正在等待著一種類似的娛樂方式，而袁先生和他的麻友們只不過是恰逢其時罷了。

    禁酒令的實行，城市化的深入，中產階級的崛起讓美國人需要一種兼具社交性、娛樂性和儀式性的室內娛樂方式，而麻將正迎合了這種需求。

    如果早十年或者晚十年，麻將是不可能很快地在美國流行開來的。

    當然，名人的示范效應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最早一批的麻將愛好者幾乎都是紐約名流和華爾街的金融從業人員，這給麻將打上了高智商的標簽。

    而哈丁總統夫婦對于麻將的愛好經過新聞媒體的宣傳也變得家喻戶曉，華盛頓的貴婦們都以到白宮陪第一夫人打麻將為榮，這也讓麻將成了上流社會的標志。

    麻將是這樣，袁先生寫的拍的電影也是這樣。

    就像袁燕倏先生的，就是一頭豬站在風頭上也能飛起來，何況是他的作品都相當因吹斯聽。

    其實，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優秀的娛樂產品都是一種相當稀缺的資源。這應該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之一。

    人類社會產生了這些娛樂產品，反過來這些娛樂產品形塑了人類社會。

    我希望使讀者相信，歷史并不“就是一個又一個討厭的事實”，就像一個憤世嫉俗者的那樣。的確存在著適用于歷史的廣泛模式，而尋找對這些模式的解釋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

    今年也就是1994年是袁燕倏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我把這書獻給這位深刻地影響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偉大人物。

    ——節選自賈雷德-戴蒙德（JaredDiand）的《、電影與麻將》前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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