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一閉一睜老母雞變鴨，以前沒有發現，就算看魔術表演的時候，眼睛睜得再大也沒屁用，消失的東西從眼皮底下溜走，甄乾眼睛一閉一睜，連周圍的環境都變了，古色古香的房間，操著唐音的漢話，穿著古裝的婢女，不知道的還以為在拍戲呢？

    穿三不原則，身體比不過蘭博的不要穿到亂世，命強不過強的千萬不要投胎到流民，有賊心沒賊膽的不要夢想獨霸宇宙。

    甄乾不幸的來到了盛唐晚期，沒幾年好日子過了，一個藩鎮割據的時代，一個武將亂政的天下，有理沒理不看誰的嗓門大，秩序、公平、仁義早變成了垃圾拋到九霄云外，饑餓、戰亂、慘殺……，今天張三打了李四，明天丁三篡奪了王二的寶座，草頭王大王旗風云變換目不暇接，來不及悲傷、來不及掩埋親人的尸體，眼淚還沒有擦干，鬼門關已經在向自己招手。

    自己已經沒有退路了，可以棄文從商，可以棄商從賊，但棄賊就只能從閻王。

    根據幸運學，一個壞消息后面總會有另一個壞消息，而一個好消息通常跟一個壞消息同時出現。甄乾的好消息是自己還活著，壞消息是自己離亂世已經不遠了。

    甄乾到了唐代已經快一年，從甄府分家也有半年之久，對于重生在甄府還算滿意。

    甄府雖然沒有七宗五姓的名望，但在恒州也算的上是高門望族、書香門第，自然是吃穿不愁、逍遙快活。

    七宗五姓即隴西李氏（今甘肅省東南部）、趙郡李氏（今河北趙縣）、博陵崔氏（今河北安平縣、深縣、饒陽、安國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縣）、范陽盧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帶）、滎陽鄭氏（今河南省滎陽市）、太原王氏。其中李氏與崔氏各有兩個郡望宗族。所以稱之為七宗五姓、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家。

    唐代宰相薛元超曾自己平生三大憾事之一，就是未能娶得一個七宗五姓族中的女孩兒為妻，由此可見七宗五姓當年的風光……。

    自魏晉以來的封建政權，幾乎都被世族所操控。由于隋唐政權有賴關中世族支持擁載，且山東世族仍保有數百年的重閥閱、講經學之傳統，所以依舊享有優政治及社會地位。

    隋唐以來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毀門閥，這些長存數百年的山東世族的社會、經濟地位仍十分優。但是他們對朝代的建立有功勞，所以君主是用溫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將其逐漸排除。

    在隋文帝任內，廢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舉取士，目的是擇取人才，摧毀門閥任官系統。可惜隋朝國祚甚短，到唐初，科舉制度并不發達。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當時大臣品位高低訂定等級，重新判定《世族志》。結果改定皇族宗室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長孫氏，民間聲望最高的山東世族崔氏被降為第三等。

    武后為對抗掌握政權的唐宗室、大臣，在科舉制度中提升進士科的地位，使科舉制度逐漸日趨完善。

    歷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東漢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種感覺上認為：士族政治，從東漢，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隨著經濟上的“占田蔭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兩大特權的消失，而呈逐漸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因為，就歷史事實看，封建士族政治時代有兩個階段最為輝煌，一是兩晉北朝，二是唐朝。

    唐朝時，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僅沒有暗淡；相反，卻再次奇異地輝煌起來，這并非簡單意義上的“回光返照”。

    “七宗五姓”的概念在唐朝時的廣泛流向，使得自魏晉而建立起來的唐朝士族實際上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自中唐開始，人們世家大族的觀念進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間仍有著極深的鴻溝。“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傲慢地進行著內部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如按北魏以來的傳統，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范陽盧氏世代為婚姻；趙郡李氏則與博陵崔氏世代為婚姻；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世代婚姻，隴西李氏與范陽盧氏世代婚姻，他們不屑與其他姓氏為婚。

    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嘆：“此生所遺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屬以韋、裴、柳、薛為成員的“關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見其影響。貞觀中，太宗皇帝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于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當時，太宗多次發出包含迷惑與憤怒的質問：“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預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

    盛唐時，“七宗五姓”在朝廷上并無絕對優勢，可謂勢微言輕。

    原因一是，當時建唐的功勛：關隴軍事集團仍有很大勢力，經過唐初的戰亂，山東士族元氣大傷，在朝中很難有發言權。

    二是皇帝有意壓制，李世民和武則天時期，對士族在朝中的影響多有忌憚，酷吏羅織罪名迫害世家大族的現象時有發生。

    三是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制度導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現，而當時七宗五姓多以門蔭入仕，不適應且不接受科舉考試這種新的出仕方式。

    四是寒門出身的朝廷權臣的嫉恨（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為）。

    但安史之亂之后，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七宗五姓借助于科舉制度而重新抬頭。比如滎陽鄭氏，盛唐時為宰相者難尋身影，而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房、青州房共十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亂前任宰相的僅有二人，事變后進入中唐，則陸續有八人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與掌握了科舉權有密切關系，再有就是在適應了科舉考試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考試中占有特別的優勢。如范陽盧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百人，這一數量令人驚異。

    要知道，唐朝時科舉考試中的進士考試是最難的，錄取人數又少，盧氏能有此成績，自是借助于家風與知識之厚。但高門大族中亦有始終蔑視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貴族觀念的，比如以蔭入仕的宰相趙郡李德裕和滎陽鄭覃，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尤惡進士”，滎陽鄭覃更是建議廢除進士制度。

    在唐末的黃巢之亂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傷亡，富饒的家園與產業也慘遭破壞，而華北世族引以為傲的貫冊祖譜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終與庶民再無區別，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紳士階級取代。

    （章敘述七宗五姓在唐代的影響和生存狀況，七宗五姓不甘心自己的政治地位衰敗，暗中培植自己的代言人，也為故事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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