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乾剛想張嘴話，門外書童王友的聲音傳來：“大郎，酒坊剛才又抓住兩個，是不是明天送官！”
王友的父母是部曲，家生子一出生就是部曲，后來生母回母家探親見王友機靈就讓他跟在自己身邊做一個書童，屬于甄乾私人財產，自然經常跟在身邊，就算這樣知道甄乾和二女在房間里享用大餐時，也只能在屋外匯報事情。rg
“還是那些胡人？怎么抓到的？”
門外的王友口吻中帶著不屑道：“還不是那些胡人！仗著和節度使的關系密切，在河北為所欲為……。兩個胡人一到村子里就被二管家發現，在潛入酒坊時，一個被捕獸夾夾住大腿，另一個被漁罩住，現在人都扔在地牢里……”。
“打斷他們一條腿，讓二管家明天一早送官，今晚抓捕有功之人每人賞百錢，順便給我安排一輛馬車，明天下午去鹿泉縣拜訪父母官！”
王友諾了一聲消失了。
真不知道這些胡人為什么陰魂不散，兩個月時間先后有六伙強人窺視酒坊，還真是賊心不死。都匹夫無罪、懷璧有罪，自己不過是弄出來燒刀子和白蘭地收斂錢財，要是把琉璃拿出來，還不捅破了天。
唐代可沒有什么蒸餾酒，酒大都是低度“濁酒”、“甜酒”，什么郢州富水、烏程若下、河中桑落、袁州宜春、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劍南燒春、河東乾和葡萄、嶺南云溪博羅、宜城九醞、潯陽湓水、齊地魯酒……，度數高一點的國宴三勒漿也都出自宮廷滋補秘方（類似藥酒，有抗疲勞、免疫調節、耐缺氧作用），度數也就二十度上下。
唐早期百業凋零糧價飛漲，先是十八路反王，然后是突厥、高句麗，朝廷頒布禁酒令，禁止民間釀酒。
到了唐中期，糧食充盈，酒肆從繁華的城鎮到鄉村僻野，大大的酒肆星羅棋布，呈現一片繁榮景象，這是前代所不曾有的。這也正佐證了唐朝時期非但經濟鼎盛，也是酒文化的豐富時期，民間的釀酒業一片欣欣向榮景象。
韋應物在《酒肆行》中極力鋪陳長安新建酒樓的豪華富麗：“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旦起樓高百尺。碧琉玲瓏含春風，銀題彩幟繳上客……”，當時的酒肆常以飄揚的酒旗作為醒目的標志。皮日休《酒旗》云：“青幟闊數尺，懸于往來道。多為風所揚，時見酒名號”。劉禹錫、陸龜蒙等都寫了形容酒旗的名句：“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檣堤上樓”;“唯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風影落春流”。
當時還有不少的酒肆由女子做掌柜，如李白的詩《金陵酒肆留別》：“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商隱的詩：“美酒CD堪送老，當壚仍是文君”，以上都是描寫女子做酒肆掌柜的佳句。
唐代酒業是既抽稅，又有地方性的官賣制度。唐代的酒稅相當可觀，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后，軍務開支巨大，更加重了稅收。據《文獻通考·征榷考》記載：唐代宗廣德二年，規定“隨月抽稅”；唐德宗貞元二年規定了賣酒的稅率，賣酒人每賣一斗“榷百五十錢”。以唐文宗太和，作為京官的俸錢。能按時送利者，滿一定年限，可參加吏部銓選，授予官職。太宗時一度廢罷，至貞觀二十一年又恢復。當時京師共有七十余司，有捉錢令史六百余人。諸司公廨錢總數在二萬四千貫至三萬貫之間。
地方州縣和折沖府也設置公廨錢，以典吏主之，以供佐史以下吏員的常食費用和各官員的俸料。據敦煌縣博物館藏燉煌地志殘卷所載州縣公廨錢和《新唐書·食貨志》所記州縣公廨錢數額推算，開元時國州縣公廨錢總額在八十萬貫至一百萬貫左右。
在唐朝前期，公廨息錢一直是百官俸料的主要來源之一。
唐后期公廨錢制度繼續實行，息錢主要用于官府公食、祠祭、蕃夷賜宴、諸項雜用及館驛、病坊、教坊等。諸司公廨錢有顯著增長，又稱食利錢。
公廨錢的利率，武德、貞觀時皆月息八分生利，開元初七分生利。
唐初公廨錢由諸司令史主掌。永徽以后均由高戶即百姓中的富戶主掌。主捉錢的高戶在唐早期被稱為“捉錢人”、“捉錢戶”或“捉利錢戶”，可免除徭役，有罪須牒送司使科責，府縣不得擅有決罰。捉錢人常有用私錢添入官，廣求私利的活動，遇到逋欠，就以官為名，無理逼迫債務人。
公廨錢有嚴格的管理制度，諸司每季、州府年終要向尚書省申報一次，并由刑部比部司勾覆。元和時，秘書省等三十二司食利錢，委御史臺管理，每至年終，勘會處分。
朝廷借貸的月息是七分，民間借貸的月息自然也不會低于這個數字，如此高的月息成為錢莊最大的收益。
開元六年秘書少監崔沔上書：“收利數多，破產者眾……在于平民，已為重賦”，成為唐中后期的毒瘤，遇到災年，破家者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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