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禎從親政開始就在為大宋尋找一個行之有效的監(jiān)察制度，這么多年下來他從未停止在這條道路上的探索，監(jiān)察司，巡查司都是他對地方官員的監(jiān)察，這些人都是由科舉選拔出來的年輕官員。
他們的一腔熱血還沒有經(jīng)受朝堂的打磨，他們心中依然留存著讀書人的堅持，趙禎在國子監(jiān)的石碑上寫下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早已成為他們心中的格言。
但對朝臣，趙禎卻沒有用上這些年輕人，這是在為他們著想，得罪了朝臣幾乎對他們上升的空間有著巨大的阻礙，并且他們的稚嫩手段有時不是朝臣的對手。
當然隨著巡查司和監(jiān)察司的越來越完善，對付地方上的官員還是綽綽有余的。
這也是趙禎為何把黑手從遼朝全數(shù)撤出的原因，大宋的朝堂之中需要這些黑手收集情報，最少是帝王需要，為了放止黑手權利的泛濫，更為了放止錦衣衛(wèi)舊事的出現(xiàn)，趙禎堅決的杜絕給予他們?nèi)魏螜嗬?br />
誠然，由黑手收集情報并由他們抓捕，押送京城是最好，最方便，最快速的選擇，但趙禎依舊不松口，并且他擔心后世之君會再次開這個口子，打算徹底取消黑手。
但趙禎逐漸發(fā)現(xiàn)他對黑手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一種依賴，朝中官員有沒有貪沒，貪沒多少，有沒有瀆職，有沒有行賄受賄，這些都能從黑手那里得到詳細的信息。
錯誤非常大的，證據(jù)確鑿的，直接命大理寺抄家，圣旨之下，一抄一個準，以至于許多官員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是因為擔心被抓到身敗名裂，而是覺得趙禎有“天眼”，只要越界，必被抓！
不過趙禎卻知道，這根本就不是長久之計，一來事情早晚有一天被人識破，甚至已經(jīng)有人識破，只不過揣著明白裝糊涂而已，世界上可不止自己這一個聰明人。
其二便是這種陰私手段就不該是帝王所使用的，堂堂正正的威懾才是帝王知道，這種劍走偏鋒可用一時，可除一時之弊，但卻不能長久為之。
可如此一來，趙禎真的就沒有什么好方法了，至于御史臺和大宋的臺諫系統(tǒng)，趙禎在之前根本就沒有多少考慮。
事實上大宋的臺諫系統(tǒng)很完善，宋之立國，元氣便在臺諫。
朝廷有大政事，臺諫可以否決君主有過失，臺諫可加制止百官犯錯誤，臺諫可以給予批評彈劾。
而臺諫在選任、回避、言事、監(jiān)控等方面都形成了完備的制度。在選任制度上，確立了侍從薦舉、宰相不預、君主親擢的遴選原則及相應程序。
風聞言事、公文關報、取索公事和出巡采訪的制度化，能確保臺諫監(jiān)察的信息可信度，自趙禎親政一來，一直保持臺諫對君權與相權都享有獨立的監(jiān)察特許權。
不過這套制度在理論上是合理、系統(tǒng)、嚴密的，并且每一方面都十分顯著，其在實際運轉(zhuǎn)上也確實發(fā)揮過作用，比如現(xiàn)在朝堂之上的規(guī)矩可不是一般的嚴厲，殿中御史如同探照燈般的眼睛盯著朝臣的一舉一動。
巡城御史更是成為神都城中的一群“惡犬”酒樓茶肆不放過，象棚瓦里不遺漏，青樓妓館遍地搜，只要發(fā)現(xiàn)官員不合規(guī)定的飲宴，立刻當場彈劾。
若是你不服，那正撞上槍口，簇擁著你去皇宮的宣德門外跪著示威，就問你怕不怕！
御史臺之所以強大不是因為他本身，而是趙禎強行賦予了他們一定的權利，有三**寶可以遵循，只要朝臣的行為超越三種詔令的一種，便可彈劾。
其一，戒勵詔令。其二，指令詔令。其三，宣諭詔令。
皇帝對臺諫的監(jiān)管主要通過三種考核完成，直到現(xiàn)在趙禎依然保持著老爹宋真宗留下的這套系統(tǒng)。
其一，月課。真宗整頓臺諫的天禧詔書明令規(guī)定：臺諫每月須一員奏事。
其二，御寶印紙。大宋襲用唐代以特定用紙供臺諫官書寫彈章諫草的成法。這種特殊的紙張的多少是有數(shù)的，只能在臺諫與皇帝之間傳遞，少一張都是大罪，為的就是確保皇帝對臺諫的掌控。
其三，臺諫章奏簿。御寶印紙能使君主掌握臺諫言事數(shù)量的多少，而臺諫章奏采用與否則是衡量其言事質(zhì)量的重要參數(shù)。
至和二年，趙禎在禁中置臺諫章奏簿，同時命中書亦置臺諫言事簿，既作為考績臺諫的方式，為的是溝通臺諫與君主、宰執(zhí)之間的言事渠道。
但臺諫的弊端極大，臺諫監(jiān)控機制中君權的獨尊，與分權制衡的立法精神是根本沖突，本就是家天下的王朝，君權本就是至高無上，豈能讓臺諫獨立于外？
于是在實際運作中則難免造成獨尊的君權在最終監(jiān)控方面的操縱失誤，而君權的失誤便為相權染指并進而控制臺諫開啟了方便之門。
現(xiàn)在還沒有體現(xiàn)出來，但趙禎知道，相權對臺諫的尋隙伺機罷出補外、明為遷宮陰奪言職、進擢朋附引誘后來等等手法，無一不是以君權對臺諫系統(tǒng)的監(jiān)控失誤為前提的。
至于權奸之相察京、韓侂胄以假借御筆移易臺諫作為控制言官的虎皮。
秦檜以彈去執(zhí)政補以言官作為獨攬相權操縱臺諫的權術，秦檜、韓侂胄以每除言路必兼經(jīng)筵作為交好臺諫，窺伺君主的途徑。
還有那史彌遠、賈似道以“檢審副封付出言章”作為專斷言路的手段，也無不以君權失控為契機，從君主手中竊取了對臺諫系統(tǒng)的最后監(jiān)控權，導致了臺諫系統(tǒng)的全面危機和分權制衡的最終傾覆。
趙禎可不會讓臺諫成為奸臣手中的工具，更不會讓它反傷大宋，襯托出君王的愚蠢，但之前他一直沒有好的辦法。
大宋的臺諫系統(tǒng)就像是一塊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趙禎總覺得要割掉，但又心疼的一個東西，但今天，馮京的一番話使得他豁然開朗。
大宋的臺諫之所以會不受控制的出現(xiàn)弊端，被人利用，其根本原因就是它看似存在獨立性而事實上完全是依附皇權而出現(xiàn)的產(chǎn)物，只有真正意義上的獨立了，才會誕生出一種自己的品行，就像是獨立的人格
而想要完成這一切，必須有一個前提，但這前提卻是卻是君王完全不能接受的東西分割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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