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風起于飄萍之末

    崇禎十一年冬，韃虜圍城，京畿戒嚴，入夜行人稀少。

    順天府崇文門東面五百余米，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楊嗣昌的府邸便坐落在此。

    整個楊府坐北朝南，東西長87米，南北寬6米，占地面積5多平方米。

    庭院前的甬道分南北二門進出，北端進門設儀仗廳、接客廳。

    甬道設五重門樓，宅門額都嵌有石匾，匾額的枋檁柱頭雕刻著各種精巧圖案。

    在門斗的石階列一對抱鼓石，高三米，寬兩米，鼓座雕著雙獅戲球、云龍、花卉。

    門墩墻基刻有荷墀托、蓮裙座、竹節襯柱等精美圖案。

    楊嗣昌在親兵的護衛下從兵部衙門回府，尚為脫下朝服，內府管家拿著拜帖，稟報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陳新甲到訪。

    “準備酒席，快快有請！”

    楊嗣昌消瘦的臉頰露出幾分凝重和不惑，但嘴里卻沒有絲毫遲疑。

    陳新甲和楊嗣昌相識于崇禎七年。

    當時陳新甲為右僉都御史，接替焦源清巡撫宣府。

    因為軍備長期松弛，陳新甲上任后親自到邊防墻堡去視察，走過前人足跡沒到過的地方，面掌握了兵馬傷亡、城堡倒塌及弓箭等兵器的損壞情況。

    然后幾經上書向朝廷請求，對這些加以整頓，邊防因此有了保障。

    楊嗣昌當時擔任總督，跟陳新甲一起共事，由此了解到他的才干。

    崇禎九年五月，陳新甲母親去世，他辭職回家守喪。

    崇禎十一年九月，宣大總督盧象升父親去世，辭職回家守喪。

    經楊嗣昌推薦，崇禎帝詔令陳新甲回京任職，擢升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協御清兵。

    此次韃虜入侵，天雄軍的五千兵馬便是由楊嗣昌上陳崇禎，最終劃歸陳新甲軍中。

    可這正是楊嗣昌感到不能理解的地方，陳新甲作為宣大總督，此時應該在宣府才是，緣何未經招征私自離開駐地？

    若被御史言官知道并彈劾，按律當斬！

    “文弱兄，可有清靜地方，有急事相商？”

    陳新甲身穿大明普通商賈直裰打扮，步履匆匆，才剛進大廳，不待楊嗣昌開口便只顧道。

    卻是連基禮儀也疏忽。

    楊嗣昌心里一沉，陳新甲很有才干，曉習邊事，文臣武將都有干過，算得上宦海沉浮多年，究竟什么事情讓他如此驚慌失措？

    “陳總督切莫自亂陣腳，請到書房一敘。”

    楊嗣昌動作優雅，雙手一攤，作了一個請的姿勢，自己在前頭帶路。

    陳新甲老臉一紅，想點什么，終究長嘆一聲，無言緊隨楊嗣昌身后。

    楊嗣昌書房很大，裝飾古色古香，頗符二品朝廷大員身份。

    心腹仆從泡好茶，朝二人鞠躬行禮便轉身退出去，并把房門拉上。

    “沒有其他人看見你吧！”

    楊嗣昌端起熱茶，輕輕吹拂幾下，慢條斯理朝陳新甲問道。

    “進城都是坐在馬車，身邊也都是心腹之人，守備一路護送過來，料來無妨。

    實在事急從權，稍有違制，也顧不得許多。”

    進了書房，陳新甲的心情反而平淡下來，喝了一口采自蘇杭的上好龍井，不疾不徐道。

    “非常之時，尚望陳總督莫讓政敵抓住把柄，以免遭遇不測。

    老夫數月以來，大事情不敢絲毫有錯，可那些御史清流尚如蚊蟲般盯著你，若不是圣上庇護，早已辭官回家。”

    楊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壓力，不僅李希沆、王志舉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責任，他人也屢次上疏引咎辭職。

    崇禎帝貶斥了彈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職帶冠視事，不久以敘功名義使其官復原職。

    可以，崇禎對楊嗣昌的眷顧始終如一，在崇禎一朝五十輔臣中堪稱獨一無二。

    “唉，多事之秋，那班酸儒猶自假裝清高，黨爭不已，難道真要大明滅亡了才甘心不成？

    可惜今上不能乾坤獨斷，否則何至于此？

    文弱兄的三條計策，均是平定朝廷內憂外患的良方，今上也非常贊同。

    若有十年的生息休養，國內叛軍和韃子又何足道哉？”

    陳新甲長嘆一聲，語氣里有些不出的落寞。

    他是大明以文制武積習下的文官統帥，有魄力，有才能，但終究難挽狂瀾。

    陳新甲受到楊嗣昌的引用，他們的才能、理念、心術相似。

    所以對于楊嗣昌的三計非常贊同并支持。

    楊嗣昌的三條計策是：一、攘外必先安內；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蕩寇。

    對于第一點，他認為天下大勢好比人的身體，京師是頭腦，宣、薊諸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勢是烽火出現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于腹心之內，中之甚深。

    外患固然不可圖緩，內憂更不能忽視，因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聽任“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

    所以他主張先與清朝和談，穩住京師附近的局勢，專心致志、一鼓作氣的剿滅農民軍。

    對于第二點，他建議增兵1萬，其中步兵74人，馬兵36人，并增加餉銀8萬兩，采取均輸、溢地、寄監學生事例、驛遞四個途徑。

    第三點便是發展民生民計。

    于是崇禎在他的建議下先后向民眾加派剿餉和練餉。

    其實認真起來，這三條計策都是好的。

    無奈整個朝廷的局勢糜爛，人浮于事，黨爭不斷，而崇禎又沒有魄力堅定執行。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時，大明王朝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泥潭中。清軍多次入塞，威脅明朝京師安。

    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幾十萬起義軍在中原流動作戰，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楊嗣昌蒞任前的崇禎九年七月，陜西巡撫孫傳庭在黑水峪大破起義軍，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轉。

    楊嗣昌在守制時關心時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書后，就已對明朝的未來有了詳細的規劃。

    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筆札，富有辯才，每次皇帝召見時，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談，與前任兵部尚書的呆滯木訥之狀迥然不同。

    因此崇禎帝每次召見他的時間都遠遠超過規定時間，對他幾乎言聽計從，甚至驚嘆：“用卿恨晚！”

    就在楊嗣昌緊鑼密鼓地指揮圍剿農民軍的同時，亦開始籌劃對清議和的事宜，以緩解明朝的外部壓力。

    崇禎十一年三月，楊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力主對清妥協，集中力平息“中原群盜”。

    盡管多數朝臣反對此議，但崇禎帝卻非常賞識，加上楊嗣昌無偏無黨、勇于任事，崇禎對他更加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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