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德四世大開伊斯坦布爾的城門，親自帶群臣出城歡迎凱旋而歸的將士們，整個伊斯坦布爾處于一片歡樂的海洋中。穆拉德四世當場宣布整個帝國舉國慶祝，放假三天，對于輕微犯罪人員大赦。一時間城歡呼陛下圣明，穆拉德四世的威信達到高峰。
歡迎儀式持續了整整一天，回到王宮后，穆拉德四世一點都沒有感到勞累，戰爭勝利的消息早就傳來，哈立德族長將整個戰爭的過程完整的向他作了報告，就連負責指揮指揮戰役的總督決策過程都沒有遺漏。穆拉德四世也看過總督給他的戰爭經過總結，寫的和哈立德酋長差不多，通過這兩份報告，穆拉德四世對總督略微有些不滿，但看在他誠實的份上，也不再追究，畢竟還是打了勝仗，不好責備。
但是穆拉德四世對于哈立德家族和伊*格萊的表現非常高興，他決定用最高的封賞作為對他們獎勵。哈立德族長被授予帝國王爵，參與軍機大事研討，成為他的重臣。哈立德酋長則被授予大總督的爵位，封地包括了半個阿拉伯半島，面積比原來大了五倍，哈立德酋長感恩戴德不盡，發誓一定會永遠效忠穆拉德四世。但是，哈立德酋長更明白自己能夠崛起的原因，那是因為鳳陽王國的朱常潤，沒有朱常潤的幫助，別大總督，他現在能保住性命都難。
伊*格萊的封賞更是豐厚，除了將第聶伯河左岸緊鄰黑海的土地授予他以外，另外還從贖金中拿出一百萬兩白銀賞賜給他，讓他在那里重新招納舊部，意圖東山再起，再就是讓他和大順侯國的李鴻基搞好關系，購進必要的裝備，千萬別發生糾紛。
國內局勢逐漸穩定，穆拉德四世就要打算進行變革了，通過這次戰爭，尤其是維也納城的戰役，穆拉德四世看到了自己的國家已經開始落伍于東西兩方，最起碼如果不是有從大順侯國購進的大批擊發槍，這次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回回炮還是火繩槍，相比于哈布斯堡聯軍的燧發槍都差得很多，更不要這些擊發槍了，無論是軍隊訓練還是武器裝備制造，都需要進行大力改進。
由于歐洲的海運發展，尤其是近幾年大明帝國的海上貿易活動加強，通過陸路運輸溝通東西兩方貨物流通的貿易來少，這就造成了奧斯曼帝國財力上的幾大匱乏，甚至許多商品都是通過海運到西班牙以后，他們將不需要的東西再賣給奧斯曼帝國，不但價格高昂，而且東西還經常缺乏，這方面就需要和鳳陽王國進行溝通，將大明的商品通過海運到波斯灣，然后再經阿拉伯河向帝國縱深發展，讓商品流通起來才能互通有無，增加帝國財富。
想到有關經濟問題，穆拉德四世就想到了哈立德族長，他決定讓哈立德族長來負責帝國經濟問題，因為哈立德酋長和鳳陽王國的關系比較好，許多問題可以和朱常潤溝通，比方在鳳陽王國看到的手扶拖拉機、播種機、耕耘機等，這些東西是不是可以購買到，甚至在奧斯曼帝國制造。
穆拉德四世通過學習從朱常潤那里得到的書籍，他更加認識到儒家學的重要性，那是中華幾千年經久不滅的最根原因。像自己的前輩，歷史上數次進攻大唐，最終的結果還是被趕到了這里，而到了這里以后，幾經沉浮才算建立起了這個龐大的帝國，這個帝國目前的統治基礎是信仰，但是這個信仰有些過于激進，并不能讓帝國再繼續強大下去，反而已經開始阻礙了帝國繼續強大，必須要把它和發展結合起來，讓它為帝國發展起到正面作用。
其實奧斯曼帝國對于各種信仰還是比較自由的，但是因為信仰*教的民眾免稅，讓其他信仰的人感到不平等，造成了民族割裂。地處歐亞大陸的交界處，奧斯曼帝國受到東西方文明的影響都非常大，而且突厥民族身就不是一個純粹的血統，他們從游牧開始到建立奧斯曼帝國這個過程中，已經融合了東西方的許多部落和不同民族，因此他們的宗教信仰并不想后世那樣虔誠，至于*教和基督教、猶太教的對立關系，那是后世以色列建國引起的，現在的沖突并不強烈，穆拉德四世還是可以調和的。
政治改革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改革，除了體制上的變動，信仰上的改革更是涉及到國家的基石。穆拉德四世決定廢除*教信仰者免稅的法律，這個決定涉及到帝國高層許多人的利益，為了保證這些人的忠誠，穆拉德四世就必須給他們其他方面的利益補償，確切地要讓他們在改革中獲得利益。
普通民眾對于國家的政策理解不深，但是帝國高層對于這個問題很敏感，穆拉德四世的改革很艱難，他需要在帝國高層和國家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地方總督是需要擴大稅源的，向所有人征稅使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財富，為了穩定帝國高層，就必須讓他們獲得比以前更多的財富，因此對于各地方總督，穆拉德四世就讓他們自己制定向帝國繳納稅金的比例，其次是不得借機向民眾增稅加碼，避免引起民眾動蕩。
政策的執行者必須是利益受益者，這個觀點是經過歷代證明過的，只有執行者可以得到利益，他們才有動力去執行這些政策。因此許多政策制定的時候，就預留了執行者可以獲得利益的漏洞，通過這樣的政策漏洞，執行者獲得一定利益，他們就會強力執行，達到改革的目的。
政策漏洞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改革的深入，一些漏洞將會被堵上，繼續想利用漏洞獲利的執行者將被淘汰，這就是所謂的犯罪，當政策繼續被完善，達到帝國的改革目的時，這才是真正的改革成功。
穆拉德四世通過研究朱常潤送給的書籍，改革方面的問題他借鑒了“王安石變法”的經驗教訓。這是一個失敗的變法，失敗的原因就是受益者太多，而且是還沒有什么政治影響力的普通百姓，受到損害的反倒是利益執行者，就是基層的宗族勢力，因此變法在執行的時候發生了與目的相違背的結果，最終導致變法失敗，王安石黯然失色，革職回家。
奧斯曼帝國通常采取的是包稅制，就是向各地總督下達稅收總額，然后任由他們自己操作，這個弊端很大，因此穆拉德四世向帝國公布了稅率，制定的標準的征收辦法，讓大家清楚征收范圍和稅率，在給予各地總督自由的時候，還要接受帝國和民眾的監督，正常執行制度可以獲得利益，通過政策漏洞也可以獲得一些利益，但是當你過分貪婪時，影響了最終目標實現，這樣的總督就成了階下囚。
宗教改革上，除了廢除了免稅這一部分，穆拉德四世更是決定，宗教法處于國家法律之下，也就是宗教法不是超國家法律的存在，他可以是國家法律的補充，屬于道德范疇。穆拉德四世的這一規定對后世的影響非常大，奧斯曼帝國自此從宗教國家向世俗國家轉變，宗教對國家的影響變得來。
改革需要正確的防向，更需要足夠的財力，因為改革開始的時候，需要讓民眾享受到改革的甜頭，來奧斯曼帝國是沒有這個錢的，但是現在穆拉德四世有錢了。哈立德酋長給他從哈布斯堡家族討來了兩千多萬兩白銀的巨額資金，這就是他改革的資。
穆拉德四世將這兩千萬的白銀用來做投資，他沒有朱有孝那樣的金手指般作弊手段，但是他可以向鳳陽王國學習，來造船業并不發達，但是奧斯曼帝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他建立了一支龐大的商船隊伍，從大明購買了商船和自衛武器，再加上許多商品，他的船隊不需要經過非洲的好望角，直接從波斯灣的鳳陽王國登陸或者是進入紅海的蘇伊士港口，這就比繞過非洲好望角幾乎節省了一多半航程，而且危險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大明商品的價格成就地多了，取得了價格上的優勢，讓他可以賺取高額利潤。
這些還不算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條航線，讓歐洲國家的海上貿易受到了致命打擊，在這一增一減中實力很快就會發生變化，其中受到最大打擊的就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這也是后來奧斯曼帝國和歐洲頻繁爆發戰爭的一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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