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善和多鐸二人不敢懈怠，戰(zhàn)戰(zhàn)兢兢又走了一天，還派人在附近搜索了好幾道，最終查無影蹤，這才松了口氣。
這時再計損失，更是令人氣惱萬分，漢人死的死，跑的跑，已經(jīng)沒剩下幾個人了，至于旗人則不足八千，也就是說，這一路損失了將近一半的人馬。
兩人還來不及懊惱悔恨，更大的壞消息來了。
附近牛錄的留守旗人陸續(xù)來報，說是盛京已被阿敏焚毀，黃臺吉長子豪格也被砍了頭顱，放在盛京城外京觀的最頂之上，而且祖地赫圖阿拉，也被阿敏搶掠一空后，燒成了白地。
代善和多鐸初時是不信的，那個強大無比，睥睨四方的大金，什么時候淪落到如此凄慘的地步了，如果這些人沒有說假話，那大金...大金危矣。
離盛京越近，前來稟報這些事兒的人越多，三人成虎，兩人漸漸有些信了，等到了盛京城外，見到那堆規(guī)模不小的京觀，還有其后已是殘垣斷壁的盛京后，這才徹底信了。
扳著指頭算一算，如今的建州女真，滿打滿算不到四萬人，還包括了老弱婦孺在其中，他們此時的處境，比之老奴起兵的時候還要有所不如。
明國若是大舉進軍，光是用人堆，恐怕也能讓他們亡國滅種，更別提一東一北，還有東江鎮(zhèn)和阿敏的威脅。
想到阿敏，代善和多鐸都恨得牙直癢癢，以前還有些同情，但沒想到他居然在大金身上捅了這么血淋淋的幾刀，若非此人，大金的局面也不會壞到如此地步。
不管如何恐懼、害怕，抑或是憤恨，眼下都無濟于事，當務之急，是把旗人全部聚在一起，以免因為分散，再被其他各方勢力所趁，從而造成更多的人丁損失。
代善和多鐸不得不聯(lián)合起來，共同以大貝勒的身份（多鐸掌四旗，已經(jīng)與代善平起平坐，名正言順地成了大貝勒，莽古爾泰之弟德格類接掌正藍旗，做了小貝勒），號令所有遼東大地的旗人，全部向遼陽集中，以抱團取暖。
這也是沒有辦法之事，本來以他們目前的狀況，退到赫圖阿拉才是最好的選擇，那里有利于休養(yǎng)生息，只是赫圖阿拉同樣被毀，缺乏防護，且離東金山太近，阿敏的威脅無時不刻地懸在他們頭上，反而不如遼陽安全。
......
大明崇禎四年九月初，秋老虎還在肆掠，聚集了明、金、蒙三方關注的大凌河之戰(zhàn)，因為一場瘟疫的降臨，歷時兩個多月，就這么虎頭蛇尾的結束了。
此戰(zhàn)在原本的歷史上，黃臺吉將圍城、和談、攻堅、打援玩得倍兒溜，前后歷時三個月，不但將大明在關外的精銳基本覆滅，更逼降了城中守將祖大壽、祖可法、祖澤潤、劉天祿、張存仁等人。
雖然祖大壽后來降而復叛，但絲毫沒有影響后金在大凌河之戰(zhàn)的輝煌，按后世的說法，就是后金獲得了戰(zhàn)略性的勝利，其意義絲毫不遜于薩爾滸之戰(zhàn)和松錦大戰(zhàn)，加速了明亡清興的進程。
但鼠疫的出現(xiàn)，硬生生將這一歷史進程打斷了，不但黃臺吉、莽古爾泰、多爾袞、阿濟格身亡，就是很多后來在征服中原的過程中，“大放異彩”的貝勒貝子，諸如碩托、阿巴泰、達海、石廷柱等等，也都在這場瘟疫中染病后死去。
再加上李定國帶著阿敏和海東青等人，在后金腹地大肆破壞，等代善和多鐸帶著為數(shù)不多、虎口余生的建州女真回到盛京時，迎接他們的是滿目瘡痍，不得不龜縮到遼陽左近。
經(jīng)此一役，后金從一個充滿勃勃生機，能同大明掰腕子的地方強權，退化成了一個奄奄一息，隨時能被風吹滅的孱弱部族。
大凌河城中的明軍，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戰(zhàn)前連士兵帶民夫，一共三萬多人，戰(zhàn)后僅剩不到八千的人馬，其余人等，全部病死，而且因為城內狹窄，地方不夠，無法安葬，成堆成堆的尸體就這么放著，直到發(fā)臭發(fā)爛。
不過好在最終保住了大凌河，而且整個戰(zhàn)役與原本的歷史相比，耗時不長，支援的大軍尚未抵達就結束了，往馳大凌河只有吳襄去過兩次，都是偏軍，雖然敗了，但損失不大，算是給大明保留了一絲元氣。
“咯吱吱...”令人牙酸的尖叫聲緩緩響起，時隔一個月之后，久未啟動的大凌河城門，終于打開了。
在確定建奴已然撤離之后，祖大壽下令打開城門，按事先交待好的，派出數(shù)騎，前往錦州送信。
除了送信，更重要的，是將城內死尸清理出去，同城外一地狼藉的死尸一起安葬，否則的話，不但疫病還會繼續(xù)惡化，就是這撲鼻的惡臭也讓人受不了。
還有城外的工事-土墻和壕溝，也要一一填平，不能就這么任其放著。
......
大明崇禎四年九月中旬，薊遼總督孫承宗的一道加急奏折送到京師，其內容讓朝廷上下都松了一口氣。
因瘟疫橫行，建奴損失慘重，自行退兵，大凌河城中的將士同樣死了不少，為免瘟疫繼續(xù)擴散，孫承宗令祖大壽率軍繼續(xù)留守大凌河，其后該如何處置，這個問題，總督大人拋給了朝廷。
其后明廷為此事爭論了很長時間，有建議繼續(xù)增兵大凌河，擴建武備，以御強敵的，也有就此認為建奴已衰，應該宜將剩勇追窮寇，派兵直搗黃龍的。
就在雙方互不服氣，爭執(zhí)不下的時候，一個新的聲音出現(xiàn)了。
這個新的聲音最早是從一個小小言官的折子上開始的。
這個言官姓甚名誰不重要，有沒有受人指使則不太好說，總之他在奏折中說自己讀過醫(yī)書，又與太醫(yī)院同僚交好，推斷此次遼東大疫乃是由于季節(jié)變換，疫氣橫生而成。
此疫氣最為可怕之處，在于能沾染人的口鼻后，相互傳播，是以為禍甚烈，大凌河的慘狀是其最佳佐證，另外，他還列舉了兩年前發(fā)生在陜、晉之交，逃難民眾同樣感染此疫病后，死傷枕籍的例子，內容頗為翔實，讓人不得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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