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該言官總結道，大凌河病死了這么多人，周邊疫氣橫生，不宜派軍前往。

    幸存的建奴殘軍，同樣會將疫氣帶回老巢，也不宜遣軍追殺。

    而大凌河幸存的眾將士盡管沒有生病，但也沾染了疫氣，可能還因為送信將疫氣傳到了錦州，因此建議朝廷，盡棄錦、大兩地，其間將士任其自生自滅就好。

    兩地以南的遼東軍兵，全部撤回山海關，不令一人一馬進出遼東，以免疫氣傳入中原，荼毒大明子民。

    至少一年后再遣人出關探訪，若無疫病繼續(xù)肆虐，則可接收錦、大將士，同時根據(jù)建奴的情況，再定是戰(zhàn)是守。

    此言一出，守、戰(zhàn)兩派都不服氣，很快用唾沫星子將其淹沒了。

    不過很快，戶部的官員出來力挺，特別是戶部尚書郭允厚贊賞有加，甚至還說服了幾個閣老支持此提議。

    當然了，郭允厚的提議沒有這個言官那么偏激，置錦、大將士于不顧，而是稍微緩和了一些，表示這一年提供三十萬兩白銀的糧餉給錦、大兩地的軍兵，同時兩地將士開荒種田獲得的糧食，由他們自行支配。

    其余條件不變，除此兩地的遼東軍兵，全數(shù)撤回山海關，一年后根據(jù)疫情狀況，再行定奪。

    這樣一個折衷的方案呼聲漸高，戰(zhàn)、守兩派也有人見風使舵，轉而支持，最后由崇禎帝一錘定音，就此定策。

    崇禎此人雖然有些執(zhí)拗，不愿意輕易放棄國土，但是這次情況不一樣，雖然撤軍關內(nèi)，但建奴同樣也沒有占到便宜。

    而且疫病的威脅如同懸在頭上的利劍，讓他不得不慎重對待，愛護子民的聲名，也足可堵住棄守國土的指責。

    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明糟糕的財政，每年數(shù)百萬的遼餉，壓得大明朝廷喘不過氣來，戶部尚書郭允厚左右騰挪，能支撐這么些年，也著實不易，眼下有這么好一個棄守遼東，節(jié)省開支的機會，他怎會輕易放過。

    哪怕這種情況只持續(xù)一年，但能剩下數(shù)百萬遼餉還是值得的，撤回山海關的軍兵中，至少有一半是民夫，可以就地解散，他們的錢糧不就省下了？

    其余將士的糧餉雖然省不下來，但山海關外各城池的維護，軍械的補充保養(yǎng)，所費同樣不少，這些就可以免了。

    為此郭允厚不惜上躥下跳，鼓動朝臣閣老支持他的提議。

    崇禎同樣是因為他的內(nèi)庫囊中羞澀，最終同意了這個提議，不過給錦大兩地的糧餉稍微松了下手，最終定為一百萬。

    大明崇禎四年十月上旬，拖了快一個月的圣旨，終于從京師傳到了遼東。

    詔令祖大壽為大凌河和錦州的主將，就地駐防一年，其余人馬全部撤回山海關。

    錦、大兩地的軍兵還不到兩萬人，一年百萬的糧餉，還有自種糧食的支配權，足夠揮霍了，祖大壽規(guī)規(guī)矩矩地接了旨，安安心心地在大凌河呆了下去。

    至于其余各城，則紛紛開始撤離，這其中也包括了孫承宗所在的寧遠城。

    孫承宗是推行堡壘戰(zhàn)法的堅定支持者，袁崇煥也是師從于他，他們收復遼土的策略，就是一座接一座地修建城池，前期只要能守好這些堡壘，就能限制后金騎兵的機動性，同時演練關寧軍的戰(zhàn)斗力，等戰(zhàn)斗力足夠的時候，再伺機出擊。

    隨著明軍野戰(zhàn)能力的喪失，此舉雖然無奈，但也不得不說還算是一個過得去的笨辦法。

    說它還過得去，是只要不失守城池，就能保住現(xiàn)有遼東地盤，不用擔上失土之責，同時也能磨練明軍。

    說它笨，是因為此法完全沒有考慮大明的財政能力，現(xiàn)在才將城池修到大凌河，朝廷就已經(jīng)不堪重負，甚至引發(fā)了民變，要是這么一路下去，修到盛京附近，不對，還修不到盛京附近，大明就會徹底破產(chǎn)。

    志文放出來的鼠疫，同樣打斷了孫承宗的戰(zhàn)略構想，堡壘戰(zhàn)術就此中斷，因為事關百姓的性命，又是內(nèi)閣與皇帝一同下的旨意，這位薊遼總督也不敢強項，乖乖收拾行李，撤回了山海關。

    這道旨意一下，意外地讓大明獲得了難得的喘息機會，遼東這個無底洞，暫時不用填了，缺錢的問題大為改善。

    另一方面，在接到孫承宗的奏報后，遼東之事尚未決斷之前，兵部已然及時傳令，讓趕往遼東作戰(zhàn)的各路援軍，就此回轉原地。

    三邊、登州的兩路援軍，知道不用再去遼東送死之后，高高興興地原路返回，回去的速度可比來的時候快多了。

    這其中，還間接地消弭了一場大禍。

    在原本的歷史上，孔有德、耿仲明二人，磨磨蹭蹭地率軍走到魯東與冀北交界的吳橋一帶后，由于給養(yǎng)不足，麾下士卒不得不搶掠百姓的糧食充饑。

    事后被士紳追到軍營問罪，言辭間充滿了對他們這些遼東人，還有大頭兵的蔑視，兩人不堪被人羞辱，在士兵的慫恿下，憤然帶兵作亂。

    其后先后攻克了登、萊等地，甚至俘虜了他們的頂頭上司孫元化，前后持續(xù)數(shù)月之久，給魯東大地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大明朝廷是在大凌河慘敗之后，才騰出手來，最后動用了關寧鐵騎，遣吳襄吳三桂父子上陣，才平息了這場叛亂。

    不過孔有德和耿仲明兩人乃是打不死的小強，雖然兵敗，卻不傷根基，仍然率主力逃出魯東半島，漂洋過海跑到遼東，最后帶著手下大量的火炮、火炮手，還有鑄炮工匠，投了黃臺吉，使后金的火器水平，上了一個臺階，從此有了真正的攻堅能力。

    不過這一回，兩人還沒有抵達吳橋，就因為無需再去遼東而回轉登州，即便還缺少糧餉，但也沒有發(fā)生兵變，魯東大地就此避過一劫。

    建州女真也因為沒有他二人的投靠，從而失去了進一步從鐵器向半火器轉變的機會。

    當然了，以此二人的尿性，在知道了后金目前的狀況，特別是疫病橫生之后，即便真的叛亂，最后會不會還去投靠，也很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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