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碼頭。
從南方駛來的客輪上，有兩個讀書人提著皮箱走下舷梯。
年長者大約6歲，名叫鐘觀光，中國近代植物學開拓者，在中國第一個用科學方法研究植物分類。年幼者只有3多歲，名叫譚熙鴻，北大生物系的創始人，中國現代生物學先驅。
兩人是從杭州回來的，他們作為北大代表，剛去南方見了蔡元培，希望蔡元培能夠回來當校長，可惜被對方婉言拒絕。
北大如今的狀況很糟糕，只六月底學期末的時候，有十多名教授離職。其中包括化學系主任丁燮林、物理系主任顏任光、數學系主任馮祖荀、哲學系教授胡適，以及李四光、林語堂、沈兼士、錢玄同等人，或被其他學校請走，或是自己辭職。
另有顧孟余、李大釗、陳啟修、于樹德、朱家驊等人，因政治原因未再授課。蔣夢麟、馮敘倫也銷聲匿跡，藏起來不敢露面。
到了九月份，北大的情況更加嚴重，幾乎同等于倒閉。由于教員奇缺，北大只能宣布繼續放假，開學之日遙遙無期。包括魯迅、陳垣等十多名教員，有的遠赴廈門，有的跑去了清華。
剩下還沒走的北大教師，都希望能把蔡元培請回來主持大局，否則他們看不到一點復校的希望。
“唉，再這么下去，我也要去南方了。”鐘觀光嘆氣道。
譚熙鴻只能無奈苦笑，他們這次南下，不僅是勸蔡元培回來，還帶著邀請學者去北大的任務，用以填補學校教員數量的奇缺。在杭州的時候，譚熙鴻去請一位老同學，結果老同學反而勸他留在浙江任教。
譚熙鴻：“天津也有不少學者，咱們再去拜訪幾個。”
鐘觀光搖頭道：“北大現在連教員薪水都發不出來，我哪有臉再去請人任教？”
“總得試試，我有個同學叫閆志英，是學物理的，如今正奔喪在家，”譚熙鴻，“還有那個寫《大國崛起》的周赫煊，也可以找他聊聊，請回北大去教世界歷史。”
鐘觀光不抱希望：“再去投旅店。”
兩人心情低落地走出碼頭，突然聽報童喊道：“看報看報，國民教育大討論，殺人犯和娼妓的兒子到底有沒有讀書的權利！”
“咦，”譚熙鴻突然來了興趣，招手，“報紙來一份！”
報童奔過來，攤手道：“《大公報》，三分五厘。”
“不用找零了。”譚熙鴻遞過去5枚大銅板。
“謝謝先生。”報童高興道，這單生意他拿到五厘錢的費。
兩人叫了黃包車，譚熙鴻坐在車上讀報，很快看到那篇討論受教育權利的文章。他把情況復述一遍，對鐘觀光：“鐘教授，這個周赫煊看來是熱心教育事業的，不定能夠請動他。”
鐘觀光提醒道：“別忘了那個教育基金會，是張學良號召發起的。”
譚熙鴻默然，北大搞成現在這副模樣，主要還是拜張作霖所賜。直接派兵包圍北大，張大帥可是把學校師生嚇得夠嗆。
兩人到旅店放好行李，鐘觀光年紀大了，舟車勞頓不想再折騰，譚熙鴻卻興沖沖的跑去請周赫煊。
抵達報社，譚熙鴻問一個職員道：“請問周赫煊先生在嗎？”
“喏，那是周先生。”職員指過去。
周赫煊正帶著人準備外出，譚熙鴻走過去：“周先生你好，鄙人譚熙鴻，北大生物系主任。”
“幸會！”周赫煊納悶的握手，不知道這人找他干嘛。
“周先生是要外出嗎？”譚熙鴻問。
“嗯，帶人出去做問卷調查。”周赫煊點頭道。
問卷調查這玩意兒比較新鮮，譚熙鴻主動要求跟著，與幾個報社員工一起出去。
到了街上，周赫煊對手下的人：“做問卷調查，抽樣一定要盡可能面。周、老張、鄭兄、立民，你們分辨負責天津城的東西南北，我來親自跑租界這邊。調查對象，要涵蓋不同年齡層和不同職業者，每調查一個，都要做詳細記錄。聽明白了嗎？”
“明白了，社長！”眾人紛紛應道。
譚熙鴻好奇問：“周先生，你做這個問卷調查，有什么作用嗎？”
周赫煊解釋道：“《大公報》準備做一個深度系列報道，討論國民的受教育權。這個問卷調查，是收集老百姓對此的觀點。”
“哦，明白，”譚熙鴻贊道，“這跟做科學實驗一樣，需要收集分析數據，想不到辦報紙也有如此講究。”
周赫煊：“一拍腦袋寫出來的新聞，難免脫離實際情況。我們《大公報》的辦報方針是不黨、不私、不賣、不盲，這個不盲既要不盲從流俗，也要不盲目報道。”
譚熙鴻肯定道：“這也是搞科學的態度。”
兩人沒走幾步，周赫煊便找到個販：“你好，我是《大公報》的問卷調查員。”
“嘛呢？”販一臉懵逼。
周赫煊詳細：“城北的希望學里面，有個學生的父親是殺人犯，母親是娼妓，其他學生家長反對他讀書，要求開除。你對此有什么看法？”
販：“當然要開除啊！”
“為什么？”周赫煊一邊紀錄一邊問。
販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殺人犯的兒子更不能讀書，以后當壞人會害死多少人啊。”
周赫煊又問：“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所有國民都擁有受教育的權利。你認為這個學生有讀書的權利嗎？”
販理所當然道：“還讀啥書？老爹是殺人犯，老娘是娼婦，這種人長大也肯定不是好東西，早點死了省事兒。”
“好的，謝謝你的配合，”周赫煊，“請問你的姓名、年齡、職業，有沒有讀過書？”
販笑道：“我叫李，3歲，賣糖堆兒的，不識字兒。”
周赫煊又陸陸續續問了七八個人，甚至連印度籍巡捕都調查了，得到的回答驚人一致：殺人犯和娼妓的兒子不該讀書！
譚熙鴻目睹了整個經過，不可置信道：“怎么會這樣？怎么可以這樣？”
“別急，慢慢來。”周赫煊又截住一個戴眼鏡的，看樣子是個知識分子。
那人道：“當然有權利讀書，現在都民國了，進步的文明社會要給每個國民以受教育的機會。”
周赫煊問：“如果這人長大學壞呢？有知識的壞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更應該受教育，學校可以導人向善，糾正他危險的行為觀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謝謝你的配合，請問你的姓名、年齡、職業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魯杏芳，字潤良，歲，金融碩士，洋行職員。”
這個問完，譚熙鴻才：“看來還是讀書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
很快又問到一個賣菜大媽，她：“多讀書有好處，這殺人犯的兒子，不定長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總共收到五百份調查問卷，最后統計出來：持否定觀點的占87，認為殺人犯和娼妓的后代不應該讀書；而持肯定觀點只有18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和知識分子。
看到這個結果，周赫煊默然無語，他沒想到會如此糟糕。
譚鴻熙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給忘了，嘆氣：“國人的觀念還需要進步啊。”
第二天，《大公報》把調查結果披露出來，立即在京津知識分子群體中引發熱議，許多學者紛紛發表文章闡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們提到，民國初期有三種教育。其中民眾教育理論，認為無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歷史上，這種理念正是發源于北伐時期。
周赫煊沒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報道，居然促使“民眾教育理念”提前興起，點燃了民教育的火種。
做為幾十年后的現代人，你很難想象民國初年那種蒙昧，罪犯的兒子不配受教育，居然會是大多數老百姓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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