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啦啦啦……”

    費雯麗哼著不知名的曲兒，手里捧著幾雜志，腳步情況地跑回學校宿舍。

    “什么事情那么高興？”丹妮笑問。

    在聽費雯麗成為周赫煊的女友，并且還參加了王室舞會后，閨蜜丹妮就跟她和好了，經常打聽一些關于貴族的事情。特別是艾伯特王子居然口吃，把丹妮驚得連連怪叫，哀求費雯麗下次參加貴族舞會一定要叫上自己。

    費雯麗把手里的雜志排列整齊，放在普遍上，甜蜜地笑道：“都是關于煊的文章。”

    丹妮心頭酸溜溜的，卻露出一張燦爛的笑臉，隨便翻開一雜志便讀起來，只見文章寫道：

    “來自遠東的文學家周赫煊先生，近日對莎士比亞戲劇做了新的解讀。周先生認為，隱喻對戲劇情感的體現，依賴于隱喻的概念化，隱喻是我們對抽象范疇進行概念化的認知工具，是理解人類認知能力的重要方法，它讓認知主體在對命題或概念結構的判斷、推理的過程中，獲得意義并體驗戲劇情感……

    數百年來，莎士比亞戲劇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各種版很難保留原汁原味。周先生認為，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就是翻譯代表著文藝復興整個歐洲的文明成果的一部百科書，是再現那個時代的歷史、社會、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大背景，也再現了當時的人們沖破中世紀束縛、超抽象的存在，以及對現實人類生活、興趣、價值、才能、尊嚴和成就的推崇。

    莎士比亞戲劇通過隱喻所反映的一些意象圖式，來表達當時人們對于時代的體驗和經驗，比如《哈姆雷特》代表悲劇主題的疾病意向圖式，以及代表仇恨主題的狩獵意向圖式。

    莎士比亞戲劇的認知過程，實際上就是對莎士比亞戲劇的隱喻概念重構的心理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對莎士比亞戲劇不同的主題意象呈現，需要從以下幾個步驟來分析劇意義和情感的再現……周赫煊先生對于莎士比亞戲劇的隱喻的重新解讀，無疑是最近來戲劇研究的重大突破，他給戲劇研究界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丹妮迷迷糊糊的把這篇文章讀完，滿頭霧水道：“我好像還是沒有讀懂。”

    費雯麗笑道：“我也沒有怎么讀懂，但只要知道煊很厲害就是了。”

    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隱喻，是一直存在的，也經常有人對此展開研究。但近百年來，“莎學界”因為對悲劇的模仿功能存在與否有爭論，導致對莎士比亞意象和英語的不同見解。

    意象—語義學派認為，意象是帶有詩歌特質的悲劇的生命觀法則。克勒曼強調意象形式與內容對劇情發展的關系，幽爾曼把意象看作直觀語言的質，主張通過媒介來表達思想。

    至于牛津學派，一貫認為隱喻沒啥屁用，更覺得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隱喻都是啰嗦的多余句式。

    周赫煊現在提出認知語言學概念，并從認知角度來理解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隱喻，瞬間就引起整個英國戲劇界的轟動。

    很多人支持周赫煊的這種研究思路，也有很多人站出來反對，認為周赫煊的那一套屬于歪理邪。

    牛津學派的加塞特就寫文章反駁：“隱喻是毫無用處的修辭格，它淹沒并消解主題，除了騙稿費實在沒有別的作用。在戲劇創作的時候，應該用直白的語言，直接的表達思想和主旨。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隱喻，沒有周赫煊先生分析的那么復雜，它僅僅是一種普通的創作手段，我們不應該對此進行過度解讀。”

    短短幾天時間，英國的文化界、戲劇界就吵起來，一派支持周赫煊的觀點，并就此進行深入研究，另一派嘲笑周赫煊的解讀純屬多余，屬于戲劇創作理念的倒退式研究。

    與此同時，英國的語言學界，也開始關注周赫煊提出的認知語言學。甚至有語言學家給出版社寫信，向周赫煊請教認知語言學的詳細內容。

    周赫煊非常大方地回信，把認知語言學從頭講述。

    比如隱喻理論，在認知語言學中就分為三種，即體隱喻、結構隱喻和取向隱喻——隱喻并非只存在于文學作品當中，我們平時話也經常用到，比如罵人“你這頭豬”。這就是隱喻，人非豬，但可以跟豬一樣笨。

    在回信以后，周赫煊干脆寫了一篇關于認知語言學的論文，發表在英國的學術期刊上。

    如今西方正在興起一種“結構語言學”，常常以城市來命名，比如布拉格學派、哥哈根學派。像布拉格學派，就是專門研究“功能語言學”這一分支，美國那邊還有美國結構主義學派。

    周赫煊提出的“認知語言學”，既不同于當下主流的傳統語言學，又不同于新興的“結構語言學”，立即引起英國諸多語言學家的興趣，竟然在3年代中期形成一個“倫敦學派”，接著傳播到美國和法國形成“巴黎學派”、“紐約學派”。

    周赫煊關于莎士比亞戲劇的新解釋，在英國一直沒有定論，擁護者眾多，反對者也不少。反而是他提出的“認知語言學”，飛快地在英國傳播開來，并開花結果醞釀出多個分支。

    至4年代初，“認知語言學”和“結構語言學”，已經成為世界兩大新興語言學流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周赫煊的“認知語言學”，甚至被歐洲一些學者做為反法西斯的武器使用。因為這種語言學的理論，充分注意到不同民族的認知特點，以及對語言表達的影響，各國學者的研究結果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

    周赫煊也被公認為“認知語言學”的創始人，在語言學界的地位舉足輕重。事實上，周赫煊只寫過一篇論文而已，大致闡述了“認知語言學”的基礎理論，剩下的內容都要靠后來的研究者去補充。

    但不管如何，后世在提起周赫煊的時候，“語言學家”這個頭銜是摘不掉的。也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甚至一些周赫煊的研究者，信誓旦旦地聲稱周先生會多種語言和方言。

    還有好事者編撰著花邊故事，比如周先生初到某國時語言不通，跟一位當地的姑娘相愛同居并學會了那里的語言。這種扯淡的愛情傳，居然還被拍成了電影，結果被周赫煊的后人告上法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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