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王道：“問孫東謀，圣祖三次親征準格爾，是否多余？是否不該？”

    孫東謀的額頭碰地有聲：“回皇上的話，圣祖天縱英明，臣，臣鄙陋……”

    鐘王道：“問孫東謀，朕覺得寫字做文章，也十分之‘瑣碎繁細’——是否可以通通交給臣子去辦，朕從此不須學寫字、學做文章了？”

    孫東謀的額頭已經碰得青了，語不成聲：“臣荒唐，回皇上的話，臣荒唐，臣荒唐……”

    鐘王道：“孫東謀，旨意的話已經問完了，你有什么話回奏嗎？”

    孫東謀驚魂不定，喘了幾口氣，顫聲道：“總是臣不讀書，所上折議……愚鈍鄙陋，粗疏荒唐，臣……知錯了，嗯，這個，圣學淵深，非臣等可窺，醇親王所奏加皇上‘兵事’、‘洋務’功課事，臣……附議。”

    鐘王點點頭，是滿意的神情，道：“好的，我會代奏。”

    伙子自覺差使辦得漂亮，昂首闊步地出了詹事府，興興頭頭地回宮繳旨了。

    可憐孫東謀汗濕重衣，幾乎站不起身。整個詹事府的人都呆若木雞，居然也沒有人上來扶他一把。孫東謀好不容易自個站了起來，喪魂落魄，走了幾步，一個趔趄，竟然又摔了一跤。這時才有人趕快過來，將他扶了起來。

    詹事府里這番疾風驟雨，將言路上還存著異樣心思的守舊派徹底打蔫了。

    孫東謀沒有受到任何處分，但這番刁橫狠辣的“問話”，逼得人無地自容，比什么處分都嚇人。而且，出于詹事府大堂之上，“殺雞儆猴”的“立威”意味極其明顯。

    朝野上下，都有共識：加皇上“兵事”“洋務”功課，上位者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繼孫東謀而起的，遭受的，肯定就不是痛罵，而是暴打了。

    也是關凡運氣好，最早跳出來發難的，只是一個詹事府的右庶子。

    言路所謂“翰詹科道”，“翰”是翰林院，“詹”是詹事府，“科”是“六科給事中”，“道”是御史道。其中，六科給事中和御史道都屬都察院。在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三者中，翰林院地位最高，都察院權力最大，而位置最尷尬、最不重要的，就是詹事府。

    詹事府最早是太子的輔佐機構，康熙廢儲之后，“太子”二字便不存于清朝政治，詹事府的職消失，蛻變成一個純粹的清秘之地。在功能上，詹事府和翰林院其實是重疊的，分翰林院的一點活兒來干，有資格進翰林院但暫時進不去的，在這兒先打打雜。

    就是，這其實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機構。

    原時空光緒二十八年，即19年，改革官制，實行新政，第一個被裁掉的，就是詹事府。

    如果孫東謀供職的地方是翰林院或都察院，就不好派人跑進去大庭廣眾地指著鼻子罵了。

    這種方式的打臉，左右人等也會疼痛，連帶著整個部門跟著丟臉。丟翰林院和都察院的臉，打擊面太寬，難免使人起狐悲之念。遭受池魚之殃的許多人地位重要，其中還有立場和己方接近的，不利于建立“統一戰線”。

    可如果不在一個有象征意義的場所，當眾對孫東謀“下手”，威懾力就不夠。

    詹事府就是這樣一個不過不失、恰到好處的場所。

    鐘王來辦這個差使，幾乎是最好的選擇。近支郡王的身份，對外可以強調，這道旨意代表皇族也即最高統治集團的意志。同時，年紀輕，辦這種差使不算**份；年紀更大、地位更高的王爺，未必肯辦這種差事。

    還有，鐘王口齒伶俐便給，如果換了別的人，比如醇王，就算肯干這個差事，分量也更重，可是話結結巴巴，氣勢上未免不足，效果就沒那么好了。

    當然，加皇上“兵事”、“洋務”功課的折子是醇王上的，不能由他自個來罵人。

    孫東謀其實沒有什么背景，真正有背景的人，反倒站在后面，觀風望色。

    翰林院的掌院學士是倭仁，以自己同為“弘德殿行走”，有瓜田李下之嫌，從頭到尾，一言不發。掌都察院的新任左都御史潘祖蔭，明確表達自己的態度：支持醇王；但是，這只是他個人的意見，“諸公請自行其事”。

    所以，這個事情，從一開始，反對派就沒有一個主心骨。沒有大樹可以依靠，行動起來，自然猶猶豫豫，瞻前顧后。

    等見到朝廷的疾聲厲色，清楚再做仗馬之鳴的后果，便偃旗息鼓了。

    這一關，關凡過的意料之外的輕松。

    關凡認真分析，認為除了自己事先的種種布局和事后的凌厲態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美國平叛大捷，這個時候，也即1865年前后，時空中國人的心態，和原時空中國人的心態，已經不一樣了。

    原時空，國人的心態，是失敗者的心態；時空，國人的心態，是半個勝利者的心態。

    關凡以為，原時空的排外，除了觀念的守舊，很大程度類于生物的“應激反應”，是一種失敗者的自我能防護。

    因為恐懼而抗拒，自我切斷和外界的溝通、交流，以自我想象和強化出來的優感，維持體平衡，構筑防護罩，以使自我能夠在劇烈變化的環境里生存下去。

    “套中人”，其謂也。

    或者叫：“排異反應”。

    其實，中國的保守，大多數時候，只集中于“制度”層面；“器物”層面，對外一向是開放、包容的。

    中國的器物文明，兼容并蓄，有無數的外來因子。這個傳統，直到明末，都沒有發生實質改變。

    晚明的士林，對“格物”、“火器”、“兵學”，都有濃厚的興趣。后人很難想像，那個時候的儒生，居然有許多人醉心“設計火器”和“研究戰法”。紙面上的“新式火器”層出不窮，“新戰法”也時有所聞。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對滿洲的軍事失利不斷，人們希望依靠新式武器扭轉戰局。

    一個是，彼時，東西方文明開始發生直接的碰撞，中國人開眼看世界了。

    當然，沒有基數理知識和工業經驗打底，這些設計，“新式火器”也好，“新戰法”也罷，絕大多數荒腔走板，沒有實用價值，也基沒有走出過書齋，走下過紙面。

    但至少，那個時候，少有人把西方的先進技術，僅僅視作“奇技**巧”。

    彼時的中國，面對科學技術已經走在自己前面的西方，心態依然是平和的，依然還是強者的心態。因此，可以從容吸取覺得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只是這種吸取的力度還非常有限。

    西方對中國領先的幅度還有限，中國也并不真正了解這種領先的意義。畢竟，在發生中西對抗的時候，依靠地理和數量上的優勢，中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西方技術領先帶來的優勢。

    無論如何，對外來的器物文明，彼時的中國，并不會發生“排異反應”。

    彼時的中國，還沒有經歷自己無法理解的失敗，還沒有遭受這種失敗帶來的強烈刺激。

    當終于劇痛于這種強烈刺激，不同體質的個體，發生了完不同的“應激反應”。

    曰的“應激反應”：拋棄這具為自己帶來痛苦的軀殼，掙扎化蝶重生。

    中國的“應激反應”：縮進這具軀殼的更深處，作繭自縛。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差異？

    如果這種失敗發生在明末，而不是清末，中國又將如何反應？

    歷史無法“如果”，關凡只能慶幸，自己做了一個歷史投機者能夠做的最正確的選擇：加入美國的內戰，并成為勝利者。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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