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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觀念上的轉(zhuǎn)變，天津之行，慈禧還有一個重大的收獲——是慈禧人的收獲，更是關(guān)凡的收獲——面對反對派和保守派，她樹立起了足夠的自信心。
自信心之來源，是軒軍展現(xiàn)出了超出她想象之外的精神面貌和戰(zhàn)斗力，是她認為已經(jīng)可以百分百確認這支軍隊以及這支軍隊的領(lǐng)袖對自己的忠誠了。
歷史上的慈禧，前期傾向改革派，后期倒向保守派，但關(guān)凡認為，慈禧人的政治取向并不明確，不能算真正的保守派。她之所以倒向保守派，根原因，還是德宗和康有為等一班逗比改革派發(fā)了神經(jīng)，慈禧欲持中立而不可得，為求自保，她不能不轉(zhuǎn)過頭來，依靠保守派，以打擊改革派為代價，穩(wěn)固自己的權(quán)力根基。
事實上，從辛酉政變始，至戊申崩逝止，不論是垂簾聽政，還是撤簾歸政，四十七年間，慈禧的權(quán)力根基，始終是不穩(wěn)定的。由于她特殊的出身和身份，慈禧始終形不成自己的基盤；同時，垂簾違反祖制，她的執(zhí)政亦沒有任何牢靠的憲法保障。
慈禧能夠長時間掌握晚清中國最高權(quán)力，主要原因有二：
一，前期出色的政績，為她帶來了足夠的威望，并使她的后續(xù)執(zhí)政，產(chǎn)生了相當?shù)暮?br />
法性；
二，慈禧擁有異常高超的政治手腕。
這個政治手腕。關(guān)凡歸納了一下，大約有三條：
一，弱化軍機處作為行政中樞的權(quán)力。這樣，此消彼長，“上頭”話的分量自然就重
了。
二，在各派別之間維持動態(tài)的平衡，不使任何一派坐大。自己高高在上，扮演最終仲裁
者的角色。
三，利用言路打壓異己。
后世批判慈禧的人。有一點大約是想不到的：慈禧當政的時候，“輿論形象”是相當好的。慈禧非常尊重言路。一件事情，如果言路反對，她是很少會堅持己見的。這方面，慈禧算得上“虛己納諫”。
可是。這其實并不是什么好事。
慈禧尊重言路，其一，是因為沒有基盤，缺乏死忠粉，較之基盤強大如恭王者，她更需要營造良好的政治形象，以便爭取更多的支持；其二，就像上面的，慈禧要利用言路來打壓異己。
問題是。晚清的言路是班什么貨色？翰詹科道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其中執(zhí)掌輿論話語權(quán)之牛耳的清流，除了保守。還言大而夸，不切實際。
這班人，骨子里是非常熱衷的，并非不可以因為利益而改換自己的政治立場。但真叫他們做事，原先嘴頭上的萬丈豪氣很快消失不見，瞻前顧后。首鼠兩端，色厲內(nèi)荏、懦弱無能之來面目。暴露無遺，最終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比如中法戰(zhàn)爭中，馬尾喪師、毀掉整支南洋艦隊的張佩綸，就是其中典型。
晚清清流囂張，成為制約改革進步的一大絆腳石，慈禧要負相當?shù)呢熑巍Ｊ聦嵣希@塊絆腳石，也絆倒了她自己。
慈禧對言路假以顏色，言路又是保守派當?shù)溃@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改革政策執(zhí)行的堅定性和連續(xù)性，同時，也讓德宗和康有為等人產(chǎn)生錯覺，認為慈禧是保守派的護法神，欲行新政，就不能不把她搬開。兩相湊合，終致戊戌政變之悲劇，慈禧亦因此戴定了“保守派總后臺”的帽子。
這也是關(guān)凡為什么對言路又打又拉，巴掌紅棗，恩威并施，不遺余力之緣故——必須徹底降服這班“讀書人”，縱然不能使之成為近代化建設(shè)的助力，也決不允許其拖“改革開放”的后腿！
總之，歷史上的慈禧，推行洋務(wù)和新政，不夠堅決徹底，根原因是她缺乏基盤，面對保守派的反對，沒有堅持到底的自信心，不能不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來回搖擺，虛與委蛇。
現(xiàn)在，慈禧認為有了自己的基盤了，且是最強大、最堅固的一塊基盤——軒軍！由此，她對保守反對力量的顧慮，會大大減低，接下來，關(guān)凡力推新政，她給與的支持，會遠比原時空的堅定、持久，此中意義之重大，不言可喻。
慈禧對關(guān)凡和軒軍的信任的加強，還為關(guān)凡解決了一個重大的麻煩，同時帶來了一個重大的機遇——她樂意關(guān)凡同時迎娶榮安公主和敦柔公主。此舉不但解開了關(guān)凡、慈禧、慈安三人之間一個原看似無法打開的死結(jié)，進一步夯實了三人同盟的根基，同時，同時——
呃，那是以后的事兒了，暫且按下不表吧。
收服玉兒，也是天津之行的一個重要收獲。玉兒的作用，不僅僅是關(guān)凡在圣母皇太后身邊放上了“自己人”，多一個人替他好話，多一個人為他通風報信，還在于，還在于——
呃，那也是以后的事兒了，也暫且按下不表吧。
只是這個姑娘猶如朝花著露，水靈鮮嫩，光彩迎人，關(guān)凡每次想到慈禧原是將她給了自己的，便心癢難搔。可是，這朵花，注定只能看，不能摘，嗯，可是夠鍛煉意志力的呀。
天津之行，關(guān)凡最后一個重大收獲，是“引蛇出洞”，引出了“恭惇聯(lián)盟”——這支最強大、最重要的反對力量，并成功地把對方引進了一個事先挖好的大坑里。
關(guān)凡籌劃天津之行的時候，就不排除天津之行期間，北京可能生出些什么幺蛾子。這非常符合政治斗爭乃至政變的一般路子：出征或巡行在外的時候，后院起火，對頭在京城發(fā)動變亂，奪取政權(quán)，然后發(fā)詔，宣布外邊的那位是“叛逆”。
當然，政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腦子真的燒壞了。
有能力發(fā)動政變的，只有恭王一人。先不恭王還有沒有勇氣再做這種事情，也不文祥、曹毓瑛這班“恭系”大將，還愿不愿意跟著他鋌而走險，單在技術(shù)上，政變就沒有可行性：慈禧和關(guān)凡在一起，“同道堂”的印章，慈禧當然是隨身帶著的，詔書上若沒有慈禧的“同道堂”，只有慈安的“御賞”，就是偽詔，就沒有合法性。
就是，想師祺祥故智的人，拿不到“大義名分”。
至于實力對比，就更不用了。恭王不直接掌握軍隊，帝國最強大的軍隊，牢牢掌握在關(guān)凡手里。而且，北京城下，有一支吳建瀛部虎視眈眈；天津距北京，急行軍的話，亦不過兩三日的行程。
政變不可能，但對頭以為可以“趁虛而入”，搞點什么別的古怪出來，還是有可能的。
果不其然。
關(guān)凡嚴陣以待，迄今為止，惇王方面，已一一成擒。
打倒惇王，意義并不在于“搬開改革路上的絆腳石”。政治上，惇王的分量并不重，他的政治立場雖然偏保守，可別在政壇上了，即便在旗人和宗室內(nèi)部，也談不上是“保守勢力的總代表”。
惇王的價值，在于他的身份：先帝的親兄弟，皇帝的親叔叔，國家親王，宗室爵位之最尊者。
政治講究立威，講究造勢，打倒惇王這種身份的人，就是最好的立威，最好的造勢：今后，還有想站出來叫板的，一定要先自個兒掂量一下——我比惇王如何？
立馬就得泄氣了吧。
至于恭王，關(guān)凡相信，經(jīng)此一役，奕?會就此提前進入他的“后期模式”——寄情山水、謹言慎行、與人無爭、與世無爭。
這位洋務(wù)運動的首倡者、中國近代化建設(shè)的發(fā)軔者，很可能就此退出歷史的中心舞臺了。
*(未完待續(xù))R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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