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流賊，就像大明朝機體上的癌癥一樣，轉移擴散的地方多，對大明朝這個機體的傷害就大。
一旦這一次也像歷史上那樣，沒有能將他們趕回陜西，或者就地消滅掉，讓他們再一次從山西南下，過黃河，流竄到河南腹地，然后再到廬鳳和湖廣四處流竄破壞的話，那么大明朝就很可能也會像原歷史上一樣最后走向末路。
因此，得知孫傳庭、洪承疇等人，沒能將流賊消滅在陜西地，也沒有將流賊趕向固原等西部邊陲，崇禎皇帝的內心多多少少有點失望。
但是他也知道，這樣的結果，其實也怪不得孫傳庭和洪承疇。
三邊總督衙門雖然率領著固原鎮軍隊移防到花馬池去了，但是從陜北的綏德、榆林、延安、橫山這幾個地方往西去，一路上都駐扎著防備套虜的重兵，這一路上不管是靖邊衛，還是定邊衛，都不是陜北的流賊敢去招惹的。
而過了定邊衛之后，往西就是花馬池，這是三邊總督衙門和定虜鎮的核心防區，更不是如今的區區流賊趕去觸犯的了。
與此同時，陜西巡撫洪承疇又奉旨在同川、西安、潼關以及漢中等地整軍經武、厲兵秣馬，陜北流賊又不敢南下，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往東渡過黃河，進入山西流竄了。
來去，流賊竄晉的背后，其實還是山西沿黃一線的防御出了問題。
雖然內心之中多多少少有點失望，但是對于孫傳庭等人在奏報之中提到的幾次圍剿流賊作戰的勝利，崇禎皇帝還是要按照慣例下旨褒獎一番的。
特別是對延綏鎮上下處理俘虜流賊及亂民的做法，崇禎皇帝還算比較滿意，知道這些人終歸還是領會了他的意圖。
在答復給孫傳庭的旨意之中，崇禎皇帝對堅守延安府城和綏德州城的一應官員進行了褒獎，并將陣斬混天猴張應金的綏德守備杜文煥，提升為延綏鎮右協參將，繼續鎮守綏德。
此外，對于剿賊有功的延綏鎮將士，崇禎皇帝也再一次從內帑之中拿出十萬銀元進行獎勵，并由孫傳庭、賀時雨、馬懋才三人對有功將士論功行賞。
至于孫傳庭等人在奏報之中提及的葭縣回民反賊首領老回回，崇禎皇帝當然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明末的另一位流賊首領老回回馬守應。
馬守應，也是延綏鎮邊軍逃卒出身，之所以有這么個綽號叫作“老回回”，是因為他在以漢族軍戶為主的延綏鎮軍中，是比較少見的一個回族人。
后來殺官造反之后，馬守應成了陜北流賊之中區別于其他派系的“回革五營”的首領之一，同時也是在明末各股流賊中造反比較早，同時又堅持到最后的一個重要人物。
“回革五營”中的“回”，指的就是“老回回”馬守應麾下的回回武裝，這是一支比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漢族農民軍破壞性更強的明末流寇隊伍，所到之處殺光燒光，簡直是無惡不作。
“回革五營”后來變成了“革左五營”，就是因為老回回馬守應麾下的回回兵對待漢民太過殘暴，令同一陣營的其他幾支流賊隊伍都看不過眼，不愿與他一起并稱，最終分道揚鑣。
張獻忠這個人在明末流賊之中，已經算是夠兇殘邪惡了，但是與老回回馬守應相比起來，還是屬于巫見大巫的那種。
而張獻忠人起事之初，就在老回回馬守應的帳下當嘍啰，分家單干之后也曾多次回歸依附于老回回馬守應，起來，他還是老回回馬守應麾下的“附回軍”舊部出身。
馬守應這個人平生就兩個愛好，一個是念經，一個是殺人。
至于他念的究竟是什么經，不太好。
這里只能，他念的不是什么好經，至少不是勸人向善的佛經。
元朝的時候，蒙古人對回回和色目人是比較優待的，享有不少特權。
等到朱元璋恢復中華之后，蒙古人被趕回塞外，而回回和其他一些色目人大部分跟著抵抗的元軍退往西北，剩余的歸順明軍，繼續定居華夏腹地。
盡管這些回回和色目人，曾經在消滅南宋的過程中，對漢民族犯下過無數殘酷的罪行，但是朱元璋并沒有對他們秋后算賬，進行清算復仇。
相反，大明朝后來的皇帝和朝廷官員，對待回回與漢人完是一視同仁，沒有任何的歧視。
比如三寶太監鄭和就是云南的回回出身。
因此，到了明朝中葉以后，回回再一次遍布天下了，而其中陜北的綏德、榆林、延安等地，以及甘肅的臨洮、固原、慶陽、平涼和寧夏等地，都是回回分布相對比較集中的地區。
由于這些地區的回回比較集中，又有所謂的“經堂”作為他們相互聯系的關系紐帶，所以非常抱團，一到了荒年，就會成群結隊地四處搶掠漢民。
為此，明朝中葉的時候，陜西的官府曾經專門針對回回規定了幾條禁令，比如回回不許持兵器、不許群聚、不許搶掠等等，但是這些禁令形同虛設，根約束不了這些人。
而當時的這類人也很少以大明百姓自居，不認為大明朝廷管得了他們，所以動不動就聚眾造反。
這個問題不光是明朝存在，即便是到了后世漢人推翻了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以后，西北的這個問題依然十分突出。
所以，一在孫傳庭的奏報之中看到老回回這個名字，如今這位崇禎皇帝立馬就想到了馬守應，想到了到了后世的一次又一次回亂，或許應該趁著陜北大亂的機會，將這個問題一勞永逸地解決掉才好。
接到了來自陜西的最新奏報之后，在正月的最后幾天里，崇禎皇帝連著幾天，與三位軍機大臣商議平滅流賊的有關事宜，最后終于商定了這么幾條，派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榆林、西安和花馬池。
其一，詔令免除包括陜北延綏在內的陜西諸州府五年之內一切錢糧及正稅雜稅，禁止陜北延綏等陜西諸州府官吏向百姓收取任何錢糧等物，違者論死。
其二，詔令三邊總督袁崇煥遣人到陜北、關中諸州府招收饑民，赴寧夏黃河兩岸沿線屯墾。
其三，詔令臨洮鎮總兵官董志義、監軍御史韓一良，帶臨洮鎮主力移鎮漢中，并命令三邊總督袁崇煥赴臨洮，親自坐鎮指揮臨洮鎮上下移防事宜。
其四，詔令封藩西安的秦王朱誼漶，出資崇禎銀元五十萬，支應臨洮鎮上下移鎮漢中有關事宜，出糧米三十萬擔，支應陜西巡撫洪承疇賑濟關中饑民。
其五，朝廷為陜西三邊五鎮，即延綏、定虜、寧夏、甘肅、臨洮，撥付崇禎銀元一百萬，作為崇禎二年元月至六月軍餉，旨到之日起，由洛陽戶部分司轉運西安，由三邊五鎮監軍御史攜三邊總督衙門關防文書，赴西安支取。
而且這一次，崇禎皇帝還將自己日益倚重的高時明再次派了出去。
但是這一次不是往洛陽，而是往西安，并且帶著剛從遼東調回京師的胡一魁，到西安籌備設立錦衣衛西鎮撫司，專門坐鎮監察臨洮鎮移防，以及秦王府出資助餉有關事宜。
當然，崇禎皇帝下決心，設立錦衣衛西鎮撫司，不是為了要在西安大開殺戒，而是為了整頓陜西三邊五鎮，以及山西、河南兩地的錦衣衛系統，這些個錦衣衛千戶所力量分散，各自為政，實在是錦衣衛資源的一大浪費。
除此之外，崇禎皇帝以密旨的形式，再一次將自己的剿匪戰略詳詳細細地告訴了袁崇煥、洪承疇和孫傳庭三個人，告訴他們剿滅流賊必須斬草除肯，不能春風吹又生，要把陜北諸州府不適宜耕種居住地區的百姓，盡快部遷移寧夏、河西或者河套安置屯墾。
對于已經造反的流賊，能誅滅的就地誅滅，不能誅滅的，不要往東壓迫，而是要盡量往平涼、慶陽、固原乃至鳳翔、臨洮等西部邊地驅趕。
到底，就是一句話，東邊要嚴防死守，不讓流賊流入大明腹地，而西邊則是讓開道路，如果不能剿滅，就讓流賊西去。
處理完了給陜西三邊諸地督撫的旨意之后，崇禎皇帝與軍機處的幾位軍機大臣還沒有商量好如何安排山西的剿賊事宜，就又收到了來自山西上下一眾官員的奏疏。
而來自山西上下一眾官員中的幾封奏疏，讓內閣和軍機處幾位重臣驚詫莫名的同時，也讓崇禎皇帝再一次難以遏制地感到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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