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華帶著礦營和盧象升的天雄營坐鎮潞安府，策劃圍剿竄晉流賊事宜的時候，崇禎皇帝在京師的紫禁城中也沒有清閑下來。rg

    對南京官場和幾個侯伯勛貴世家進行整肅之后沒過多久，隨著浙西之亂的平定，崇禎皇帝的目光，很快就又重新轉回到了開海這件事情上了。

    自從開海通商在崇禎二年的元旦大朝會上被定為大明國策之后，南北兩京的官場上都經歷了一番嚴酷的斗爭。

    崇禎皇帝也趁著這個機會，通過督察院副都御史賈繼春之手，將一部分黨爭惡習不改的東林黨人趕出了朝堂，對這些人處置既快又狠，要么是抄家充軍，比如給事中任澍、李友蘭、霍化鵬，以及他們的精神領袖錢謙益；要么是勒令致仕回籍，比如原南京禮部尚書錢象坤、鄭三俊；要么是斷崖式的降職調任，比如張延登、惠世揚、錢士升等。

    當然了，那部分吃飯砸鍋、吃里扒外的南京勛貴，連充軍流放的機會都沒有，直接賜死了事。

    崇禎皇帝的雷霆手段，徹底讓南北兩京的官員和勛貴們，見識到了皇帝開海通商的決心，朝野之間對于開海的議論辯駁，隨之由公開轉為地下，再也沒有哪個官員或者勛貴上書反對開海了。

    即便是崇禎皇帝之前一直著意提防著的鄭芝龍，也一直沒有動靜。

    按理，登萊、南直、浙江、福建、廣東這五個沿海地區，各開一個海港通商，對于鄭家的海上壟斷來，是影響很大的。

    即便是朝廷將閩海新開的港口設在他的防區之內，基上仍然等于是交給了他來控制，但他也不應該無所表示才對。

    然而事實上就是這么奇怪，從一月到四月，幾個月過去了，在南北兩京被吵得沸反盈天的開海大政，早已傳遍了沿海，傳遍了天下，鄭芝龍卻一直沒有動靜。

    不過，對如今的崇禎皇帝來，不管現在鄭芝龍的肚子里在憋著什么壞水，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或者隱情，只要他能不公開跟朝廷叫板，不公開反對開海通商，那就是一件好事。

    即便是鄭芝龍通過別人或者自己親自上書反對開海，甚至是重新起兵造反，叛據海上，如今的崇禎皇帝也已經做好了撕破臉開戰的準備。

    朝廷在東南沿海的軍事力量，特別是水師力量，當然遠遠不如鄭芝龍強大，但是有些事情即使明知道有風險也必須硬著頭皮去做。

    崇禎皇帝開海的詔書已經明發天下，這個事情也就已經沒有了轉圜的余地，除非滿朝文武群起反對，逼著皇帝再下詔收回成命。

    但是在崇禎之初的時候，滿朝文武還沒有誰有這樣的膽子和能力，敢于帶著群臣逼宮，讓崇禎皇帝將已經明發天下的詔書收回。

    當然了，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的崇禎年間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比如，崇禎皇帝曾經被迫六次下發罪己詔，這個問題的性質，要比收回成命更嚴重。

    下罪己詔，意味著向天下的人認錯乃至認罪，這對皇帝的權威來絕對是一種嚴重的損害。

    對任何一個皇帝來，都只能是走投無路、萬不得已情況下的一種選擇。

    而這樣的事情，崇禎皇帝被逼著先后做了六次。

    也因此，到了崇禎末年的時候，皇帝的權威幾乎已經蕩然無存，人人陽奉陰違，人人瞞上欺下，圣旨出不了紫禁城已成了一個幾乎人人皆知的事實。

    到了李自成大軍兵臨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崇禎皇帝去上早朝，卻赫然發現，往日舉行朝會的建極殿里冷冷清清，一個臣子都沒有。

    當時無奈之下，崇禎皇帝親自去景陽鐘，召喚在京的大臣們入宮商議守城御敵之策，可是先后敲了三邊，到了天黑，也還是沒有一個臣子前來。

    到了夜里，外城失陷，然后內城失陷，崇禎皇帝處理他認為還需要處理的最后事情之后，凄凄惶惶、跌跌撞撞地來到了御花園后面的煤山之上，向外張望，見滿城大火、一片混亂，絕望之下，自縊于煤山之上。

    此時此刻，他的身邊只有一個太監王承恩跟隨左右。

    對于如今這位穿而來的崇禎皇帝而言，這樣的歷史悲劇，絕對不能再次重演。

    不管面對什么樣的阻力，自己認定的事情，就一定要推行下去，神擋殺神，佛擋殺佛。

    因為在任何一個關鍵問題上的讓步，都是再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開海通商，就是這樣一個很可能扭轉大明國運的關鍵問題。

    因此，即便是鄭芝龍這個目前應該著意籠絡的人物，若是在這個問題上真的扯旗造反，崇禎皇帝也不會一仗不打就稀里糊涂地瞎讓步。

    而且崇禎皇帝也堅信，像如今這樣歸附朝廷，帶給鄭氏家族的利益絕對要比他叛出海外要大得多。

    所以他也相信，只要不是把鄭芝龍逼到了退無可退的絕路上，那么鄭芝龍就會像歷史上一樣，滿足于東南沿海的海貿之利，不會輕易再跟大明朝廷的官軍大打出手。

    所以在想通了這些問題之后，不管朝野之間背地里是不是還有官商集團在搞一些陰謀詭計動作，他都要迅速把開海設港的事情給落實了。

    好在如今收拾掉了一批反對開海的朝廷和南京官員及勛貴之后，朝堂之上，對于開海通商的議論，風向已經變了。

    特別是與開海通商密切相關的官員，比如兩廣總督王之臣、閩浙總督溫體仁，以及登萊巡撫孫國楨，也都紛紛上書擁護朝廷的開海決策，還都提出了在自己轄內開海設港、通商收稅的詳細條陳，包括港口的選擇、官吏的任免、榷稅的細則，等等。

    隨著這些直接相關的封疆大吏們，上書表態支持開海，朝堂之上擁護開海的聲音頓時成為了主流。

    不管這些人是不是跟風迎合拍馬屁，對于這樣的奏疏，崇禎皇帝一概批示表揚，然后讓人抄寫了貼在通政司的大門外，再以邸報形式流傳天下。

    就在李邦華與云集山西的幾位巡撫一起會議，商量剿賊方略的同一天，崇禎皇帝也召集了內閣閣臣和戶部尚書，一起在文華殿中議事，議論的主題正是開海相關的榷政問題。

    榷政，就是征稅的事務，榷政問題也就是稅務問題。

    不過如今這位崇禎皇帝深知明末稅務問題的復雜性，所以從來不敢輕易出手，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也不會輕易去做大范圍的改變。

    但是對于還海貿問題，因為此前基上還是個空白，所以這個問題身，并不是如何重新分割蛋糕的問題，到底，乃是如何做大新蛋糕的問題，因此他并不擔心會引起什么反彈。

    看著眼前這幾個兢兢業業地協助自己處理軍國大事的重臣，崇禎皇帝斟酌著道：“朝廷開海的詔書已經下達三個月有余了，期間雖有起伏波折，但是如今也都已經平息。至于利弊得失，是是非非，現在看云里霧里，不清楚，所有這些，都留給后人們去評吧。

    “今日召集幾位愛卿前來文華殿，要議論的乃是朕在這幾日里的一些想法。朝廷財計艱難，問題由來已久，而要整頓財計，莫過于開源節流。

    “然而如今天下紛亂，非四海升平之時可比，賑災也好，軍費也罷，那一項都不是可以節流的。

    “朕之所以一意開海，不過是為朝廷財計，開一新源罷了。至于那些力主反對開海的文臣或者勛臣，其有無私心，不問可知。

    “前宋丞相文天祥曾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諸位愛卿跟著朕，勤勤懇懇不，也跟著挨了不少罵。但是朕相信，將來我華夏青史之上，必有卿等之賢名�！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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