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這位崇禎皇帝，之所以這么重視海軍都督府的建設，之所以這么重視海軍戰船的建造，目的當然并不是為了應對眼下的兩大敵人。

    東北的建虜也好，西北的流賊甚至是木速蠻們也好，還都用不上新建的海軍，用不上新造的大福級戰船。

    即便是將來消滅建虜后金國的時候，海軍能夠發揮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也并不會是決定性的。

    因為，依照現在的形勢，將來即便是沒有強大的海軍，只要是大明朝的軍隊有了足夠數量的大炮和燧發火槍，那么消滅東北的建虜，也不過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罷了。

    而崇禎皇帝之所以這么重視海軍、重視海軍的戰船建設，其目的自是著眼于將來，著眼于平定了西北的流賊以及消滅了東北的建虜之后。

    且說崇禎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巳時剛過，崇禎皇帝一行多達三千人的龐大隊伍，東出京師朝陽門不到兩個時辰的時間之后，浩浩蕩蕩地抵達了通州城的西門之外。

    那些身在通州的朝廷官員們，早已聞訊肅清了城門內外的道路與商戶，如今正集結在通州城西門高大的城門外面翹首以待。

    直隸總督府從通州遷往天津之后，通州城的人氣并沒有明顯的減少。

    除了戶部倉場、講武堂、武備院、農事院等朝廷舊有的或者新設的機構之外，還有大量新興的工廠礦場商行，開設在通州城內外運河的兩岸。

    過去運河結冰之后，通州城的內外都會迎來一個相對蕭條的季節。

    東來西去、南來北往的商販，沒有了運河水道的便利，總會在這個季節大量的減少。

    但是自從崇禎三年以來，就算是到了運河通州段完全冰凍的時候，東來西去南來北往的商旅也并不曾減少多少。

    因為四輪馬車的推廣和京津之間馬路的修建，讓南貨北運和北貨南運所需要的長途運輸，不再是一個克服不了的難題。

    來自南方的糧食、布匹、瓷器、茶葉以及其他百貨，可以從泉州港、寧波港、上海港入海起運，走海路到登州或者天津上岸，然后雇傭天津或者登州的馬車行，走陸路送往通州，并從通州四散到京畿各地。

    類似這樣的場面，是如今這位崇禎皇帝一直盼望看到的，不過等到他的車駕抵達通州城外的時候，平日里車水馬龍、人聲鼎沸的通州城西門外，卻是一片干干凈凈。

    來自近衛軍第一鎮第一標的三千將士，早已在頭一天就將這里清理一空，頭一天晚上宣布的宵禁持續到第二天還沒有宣布結束。

    且說這一天的巳時三刻，崇禎皇帝的車駕，終于在層層護衛之下，出現在通州西門外一眾官員的視野之中。

    駐節通州的戶部侍郎兼戶部倉場總督畢懋良，兵部左右侍郎講武堂祭酒茅元儀、武備院總監孫元化，以及駐軍通州的近衛軍第一鎮都統制使尤世祿、監軍御史錢元愨，領著通州城內的一眾文武官員，看見車駕過來，隔著老遠，就呼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片。

    三呼萬歲的聲音，隔著很遠，就傳進了崇禎皇帝的耳朵里。

    崇禎皇帝乘坐的御用馬車，在通州西門外群臣等候的地方，只是停頓了片刻。

    崇禎皇帝并沒有下車，只是隔著推開的車窗，簡單召見了畢懋良、茅元儀、孫元化、尤世祿、錢元愨，以及農事院的徐驥和王征兩人。

    只過了約莫半個時辰左右，隨行的人馬補充了一些食水之后，皇帝的車駕，就快速穿過早已封路戒嚴的通州城，繼續往天津方向駛去。

    這個時代的天津衛城，距離京師二百多里。

    若是擱在以往，即便皇帝和隨行的大臣們全部乘坐馬車，而其他護衛人員一概騎馬，也不可能一天之內就全員抵達。

    同樣，為了避免皇帝旅途勞頓，在這次隨駕的軍機大臣寧城伯孫承宗以及兵部尚書南居益的最初行程安排之中，通州城是一個站點，而河西務又是一個站點，要到第三天的中午方才能夠抵達天津。

    但是到了崇禎皇帝這里，全都改了。

    本該停留的通州只是簡單地見了見當地的大員，連馬車都沒下，至于當日未時前后到了河西務，更是連停留都沒有停留一下。

    不過，即便是這樣，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印象之中，后世只需兩個小時不到的車程，在這一世，還是在路上奔波了將近七個時辰，直到當天晚上的戌時已過，方才抵達天津。

    本來以為皇帝的車駕不會在這個時候到來的天津諸多大員們，被夜里突然提前抵達的皇帝車駕，搞了個手忙腳亂。

    還好張可大、梁廷棟等人心思縝密，雖然本人沒有提前在天津衛城的西門外等候，但是卻各自派了心腹人手，日夜住宿在衛城西門之上。

    到了皇帝車駕突然到來的時候，總算是沒有出現什么大的紕漏。

    崇禎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深夜，不按套路出牌的崇禎皇帝，帶著隨行的眾多人馬，抵達了天津城內，按照之前的安排，入住了直隸總督府數日前剛剛布置好的行轅后院之中。

    而隨行的神機營與親軍三衛人馬，則就地在直隸總督府的四周扎營住宿。

    崇禎皇帝這么做，倒也不是為了檢驗神機營以及親軍三衛扈從人馬的行軍能力，而是他大大低估這個年代京師到天津的距離。

    直到當日天色黃昏，當他發現還沒有到達天津衛城的時候，他才暗自有些后悔。

    只是軍機大臣寧城伯孫承宗以下，卻都把這件事情當成了崇禎皇帝對他們的一次檢驗，自是人人也不敢有所怨言，反倒是對自己所扈從的這位年輕皇帝，增添了更多的敬畏之心。

    且說崇禎皇帝這一行三千人到了天津，人人都是人困馬乏，簡單食用了直隸總督府緊急預備的飯菜湯水之后，各自扎營住宿，自是一夜無話。

    到了第二天的大早上，海軍都督府左都督張可大、右都督寧遠伯李尊祖，直隸總督兼海軍都督府左護軍梁廷棟、海軍都督府右護軍毛維張，以及天津知府兼兵備道沈廷揚，一同來到皇帝在直隸總督府的下榻小院的外面請安。

    直隸總督府遷到了天津衛城之后，沒有另建新衙門，而是直接以原來的天津衛指揮使司官署，作為了開衙辦公的地方。

    梁廷棟這個人雖然在歷史上以心胸狹窄睚眥必報著稱，但是在面對崇禎皇帝的時候，卻是事事以揣摩上意為依歸。

    但凡是皇帝重視的事情，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干好辦妥，并沒有這個時代一般讀書人的那種清高孤傲好為帝師的臭毛病。

    說起來，這個人倒是有點與馬士英頗為想象，后世多以奸臣論之，但用好了未嘗不是一個人才。

    之前，崇禎皇帝讓他將直隸總督府遷來天津城內，除了考慮到此地臨海，可以更直接地搞好京畿之地的近海防御，以及支援海軍建設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就近搞好天津三衛的衛所改制。

    對于海軍建設，梁廷棟雖然兼著海軍都督府的左護軍，但是卻著墨不多，不過對于搞定原有天津三衛的衛所軍戶，以及由永樂年間以后陸續從薊鎮邊外遷來天津一帶安置的邊外衛所軍戶們，他卻十分上心。

    到了崇禎三年年底的時候，包括天津在內的整個北直隸地區，但凡是邊內衛所的軍戶，什么天津三衛、涿鹿三衛以及保定府城有名無實的大寧都司等等所屬老少軍戶，全都改制入了民籍。

    雖然這些都司衛所的軍戶們，早就流失逃散掉了大部分，但終究編制還在，機構還在，搞得直隸總督府的權力，被限制和分割得雞零狗碎。

    如今則不同了，孫承宗之后，在南居益和梁廷棟兩任總督的接力改制之下，直隸總督府的轄區之內，除了沿邊衛所外遷，繼續保持衛所建制之外，包括順天府的邊內轄地，已經沒有了衛所軍戶。

    與此同時，直隸總督府也沿著灤河、潮河、衛河，安置了一萬多人來自宣大的難民，一方面為永平府等地的礦場提供了不少雇工，一邊也為大沽口的船廠提供了不少的民壯。

    所以這一次，崇禎皇帝在直隸總督府后院的臨時下榻之處，召見天津城內諸位大員的時候，很是夸獎了幾句梁廷棟的政績。

    崇禎皇帝對他說道：“天津之地雖比鄰京師，然而自從成祖遷都燕京以來，此地運河以東卻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時至今日灤河、潮河、衛河兩岸，沼澤遍布，荒灘仍多，朝廷官府若在此地大興水利，朕看不出數年，必為京畿魚米之鄉！

    “朕昔日命汝為北直隸之總督，且將總督衙門由通州城遷來此地，凡此種種，正為此也！

    “汝之為政，善抓根本，自來此地，頗多可圈可點之處！朕心甚慰！

    “今后，北直沿海之魚米鹽業，遵化永平之煤鐵礦業，河西務之工商百業，大沽口船舶制造之業，林林總總民政事務，則仍需梁卿再接再厲予以開發。朕對汝寄望甚深，汝且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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