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虞卿原是東林黨人中的骨干分子。不過自從之前在皇帝御駕親征的問題上，與兵部職方司郎中牛聚明走到了一起之后，就成了朝中清流的眼中釘。

    在得到了皇帝賞識的同時，許虞卿也淪為了清流言官們眼中的小人和幸臣，他的立場也就越來越讓他以前的同僚們難以捉摸了。

    至于賈繼春這個人就不用說了，如今已經完全淪為了皇帝手中的一把刀。

    雖然賈繼春揣摩皇帝的心意也有跑偏的時候，但是絕大多數的時候都還是極力順著皇帝的心意來的。

    賈繼春這樣做，雖然讓朝中的清流言官們十分不齒，朝野風評簡直差到沒朋友，但是他的職務，卻是一年一個臺階，輕輕松松地就干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高位。

    而許國榮這個人物，則在崇禎三年正旦大朝會的前夕，才算是回到京師，正式交卸了崇禎皇帝之前交給他和另外一位都察院御史姜思睿的巡視天下驛路、清理天下驛政的欽差事務。

    許國榮與姜思睿回到京師之后不久，就被崇禎皇帝任命為都察院巡驛副都御史和巡驛僉都御史，專司監察天下驛政事務。

    驛政事務歸兵部管，他們上書議論兵部尚書的人選也算是合情合理。

    不過，這幾個人上書請求免去孫承宗的兵部尚書一職，卻并不是因為有什么陰謀，或者揣摩錯了皇帝的心意。

    這其中的原因，只是因為孫承宗剛被授予了一等寧城伯的世爵。

    大明朝的文官集團不管是東林黨人，還是非東林黨人，在對待宗室藩王和勛貴世家的問題上，還是很有默契的，態度很少有不一致的時候。

    世爵勛貴不得出任六部堂官，也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后大明朝廷的一個鐵律。

    特別是一些非常杰出的文官比如明初的劉基，中期的王陽明，原本是文官集團的頂梁柱，封了伯爵之后，卻搖身一變成為了勛貴世家的一員，想當六部尚書，或者成為內閣閣臣也就沒有了機會。

    勛貴要么在家閑著，要么只能出任武職，也就是擔任南北兩都五軍都督府里的世襲職務。

    這一次，孫承宗封了一等寧城伯，旨意一下，就成了朝中文官們爭議的對象。

    對于他的內閣輔臣兼軍機大臣的職務，沒人敢輕易提出質疑。

    畢竟針對孫承宗提出了這個問題之后，李邦華也要受到牽連。

    要想同時以這個原因，免去兩位內閣輔臣的大學士職務，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如果提出免去孫承宗兵部尚書的職務，那卻是很有可能的。

    這幾個人的奏疏一上，崇禎皇帝很快就明白了他們的意思。

    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無可無不可的事情。

    孫承宗掛著兵部尚書的名頭，但在京師主持兵部工作的時候卻也不多，一直都崇禎皇帝直接向兵部幾個當值的侍郎交辦任務，也并沒有耽誤什么事情，相反效率還更高。

    同時也是出于將孫承宗這個曾經東林黨的同路人，從東林黨的那一邊拽出來，進一步將文官集團的那池子水攪和得更渾一點，崇禎皇帝就很快同意了這幾個人的奏請。【】

    而接替孫承宗擔任兵部尚書的人選，崇禎皇帝也沒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見。

    在同意免去孫承宗兵部尚書職務的同時，直接就定了直隸總督南居易來接任這一職務。

    因此，這次建極殿朔日朝會上宣布的第三件事請，就是對直隸總督南居益的任命。

    南居益在任福建巡撫的時候，曾經督率水師船隊，在澎湖一帶大戰荷蘭人的艦隊，并且取得了勝利，使得荷蘭人不僅不敢再騷擾福建沿海，而且狼狽撤離了澎湖列島，最后逃往大員而去。

    可以說，南居益算得上此時整個大明朝上下的督撫大臣之中，對于海外形勢，特別是對于海軍的重要性，比較有認識的一個人了。

    這也是崇禎皇帝自從讓南居益起復之后，一再提拔重用他的根本原因。

    與此同時，崇禎皇帝下令撤銷了天津巡撫這個職務設置，以前兵部左侍郎、現任天津巡撫梁廷棟，接任南居益的直隸總督職務，并且下旨將直隸總督駐地由通州遷往天津城。

    天津三衛在衛所改制之后，全部改為了州縣，而一個天津巡撫，實際上也就管理著幾個縣以及沿海的防務，實在是有點不倫不類。

    崇禎皇帝也借著這一次的機會，將梁廷棟升為了直隸總督，然后撤銷了天津巡撫之設，將天津降格為府，由原來擔任天津兵備道的沈廷揚兼任天津知府。

    沈廷揚奉命出任天津兵備道并專職督辦大沽口造船廠事務之后，就開始在天津沿海大沽口辟地設廠，招募船工民壯，傾力修造船塢。

    這一次，沈廷揚帶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使者以及招募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船工技師，從巴達維亞回來之后，先是帶著范德烈、畢德諾等人到了京師，與理藩院交接。

    緊接著，就又請了旨意，馬不停蹄地趕回天津造船廠，帶著一幫子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工，以及他一路上從閩浙沿海、廣東等地招攬的大明船工，將那一艘價值十萬兩崇禎銀圓、而且剛剛從巴達維亞帶回來的“加利恩號”遠洋夾板船，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翻了個底朝天，將其中每一層甲板、每一個船艙，每一個艦炮舷窗，包括每一根桅桿，每一節龍骨，甚至是每一個鉚釘，都標記得清清楚楚。

    然后，在荷蘭船工們的瞠目結舌之下，沈廷揚更是下令，將這一艘花費重金購入的龐然大物“加利恩號”，一層層、一根根、一塊塊地拆了個稀碎。

    等到二月底的時候，這艘遠道而來的“加利恩號”，就只剩下一根巨大的龍骨，停留在大沽口皇家船廠的新建船塢里面了。

    這些情況，崇禎皇帝從錦衣衛和東廠的密報之中了解得一清二楚。

    不過，即便是沒有錦衣衛和東廠的密報，崇禎皇帝對沈廷揚的做法也心中有數。

    因為正是他自己，讓沈廷揚這么做的。

    花費了重金以及做出了許多讓步和利益交換才求購得到的這艘遠洋夾板船，當然不能只是讓它當作一艘未來的海軍戰船來使用，而是要讓它成為一艘母船，作為一個模板，為大明朝未來的海軍生產出數十艘甚至是數百艘同一級別的遠洋戰船。

    讓沈廷揚這個天津大沽口造船廠的總辦，擔任天津兵備道的同時，再兼任天津知府，就是為了讓他擁有更大的權限，全力以赴招募船工、民夫，照著拆解和恢復“加利恩號”獲得的全部式樣、尺寸和造法，仿造出同樣大小和性能的遠洋夾板船來。

    不是崇禎皇帝看不上大明朝自己的福船技術，實在是永樂年間的造船技術和大工，保留下來的太少。

    如今大明朝各方水師船隊之中的福船，不管是大小也好，性能也好，都遠遜于永樂、宣德年間的水平。

    當然，即便是恢復到了永樂到宣德年間的福船設計建造水平，福船的設計本身也已經不太適合十七世紀的這個時代了。

    大明朝的封舟選擇福船的樣式，看中的是他的高大、威武、氣派和華麗，因為大型的福船就像是一座海上移動的城堡一樣壯觀。

    這個海上城堡擁有很多的優點，比如說可以承載的軍隊數量很大，裝載的火炮也很多，可以帶上大量的補給物資，航行的時間很長，等等。

    但是他有一個明顯的不足，那就是它寬大的船身、非流線型的設計，使得它的航速很難快得起來。

    雖然都是風帆戰船，但是與同樣的風力氣象條件下，福船的速度可就沒法跟荷蘭人專門從事遠洋航運的夾板船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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