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洪武年間開始，大明朝廷就在藏地設立了兩個都指揮使司，一個叫做烏斯藏都指揮使司，一個叫做朵甘都指揮使司。

    朵甘都指揮使司的轄地，位于烏斯藏都指揮使司的東部，涵蓋了后世四川的甘孜、阿壩等藏區，主要是青藏高原的東部邊緣地帶，以朵甘衛即后世的昌都地區為中心。

    烏斯藏都指揮使司的轄地，則基本上相當于后世的西藏大部分地區了，不過這個時候的烏斯藏都司也涵蓋了后世的不丹、錫金等地。

    這個地方，地廣人稀，雖然從洪武年間就納入了大明的版圖，但是采取的是世襲土官僧官制度。

    當地的世家大族和勢力比較大的寺廟喇嘛，被封為了世襲的土官和僧官，也就是世襲的都指揮使或者衛指揮使。

    大明朝廷在此地與奉行土司制度的西南地區一樣，基本上不設流官。

    所以，名義上雖然都是大明朝廷的治下領土，但實際上除了幾個重要僧官的繼承之外，朝廷基本上從不過問藏地的具體事務。

    如今應出身甘丹寺的大喇嘛薩木騰敖斯爾活佛之請，在烏斯藏地區封給篤信黃教的鄂爾多斯蒙古人一塊地盤，對現在這位崇禎皇帝來說，自然毫無壓力，沒有任何問題。

    當地本來也是地廣人稀，人口和信眾，對于任何一個寺廟來說，都意味著一筆巨大的財富。

    但關鍵的問題在于，這個如此高齡的老喇嘛，如何帶著多達四五萬人的男女老少，翻山越嶺跋山涉水前往千里迢迢之外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圣地甘丹寺去呢。

    事實上，距離河套地區最近的黃教圣地，是青海的塔爾寺，如今這個地方，被林丹汗麾下的察哈爾部人馬霸占，薩木騰敖斯爾活佛絕不會給理藩院出這個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主意。

    最重要的是，歷史上到了崇禎年間的時候，烏斯藏地區黃教與其他教派的爭端十分嚴重，曾經占據著統治地位的格魯派不斷式微，噶舉派、寧瑪派強勢崛起，黃教的信眾流失嚴重，大量的黃教喇嘛、僧侶甚至活佛失去了信眾，無以為生，只能流向蒙古地區。

    來自藏地甘丹寺的薩木騰敖斯爾活佛自然知道這其中的情勢。

    若能把這么一大股信奉黃教的力量帶回甘丹寺統治的地區，那么甘丹寺的勢力立刻就能壯大起來，重現過去宗喀巴時代的輝煌。

    而如今這位來自后世的崇禎皇帝也隱約知道，差不多就是在這幾年之后，因為林丹汗入主青海，并與藏地信奉紅教的白利土司、德格土司，以及藏巴汗走到了一起，這給格魯派出身的**喇嘛以及其他格魯派活佛喇嘛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于是，烏斯藏地區的格魯派活佛們，開始不斷地派人聯絡衛拉特蒙古人即漠西蒙古中最強大的和碩特部首領圖魯拜琥，請其率領漠西蒙古大軍入主康藏地區。

    崇禎十年，衛拉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圖魯拜琥，在一堆格魯派活佛的帶領下，率軍從漠西進入了青海，歷經數年征戰，消滅了沿途所有非黃教的康藏土司和蒙古部落政權。

    最終，在崇禎十五年入藏，推翻了噶瑪噶舉派的藏巴汗，建立了后世所謂的藏地和碩特汗國，從此算是確立了格魯派在西藏、青海、康巴等地的統治地位。【】

    如今林丹汗已經率領察哈爾部殘存的數萬人馬，進入了青海地區，而年紀雖大但卻并沒有老糊涂的薩木騰敖斯爾活佛，十分敏銳地感覺了這個危險。

    與此同時，他也從中看到了機會。

    若是能夠帶著這數萬大明朝無法安置的鄂爾多斯蒙古人進入西藏，那么這個問題豈不是迎刃而解了嗎？

    或許自己也會因此成為格魯派的祖寺甘丹寺中最有勢力的喇嘛。

    當然，薩木騰敖斯爾活佛的志向并不在烏斯藏地區。

    因為他也向崇禎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請求。

    那就是事成之后，請求大明朝將歸化城中的大召亦即伊克召，賜給他以及他的弟子們世代居住，同時冊封其本人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西天大善自在佛，欽命其為伊克召活佛，統領蒙地釋教。

    同時，允許以歸化城伊克召、烏素圖召的格魯派喇嘛，在整個蒙古草原地區吸收信徒，修造寺廟，接受信眾供奉。

    對此，崇禎皇帝稍加思考，就痛快地答應了薩木騰敖斯爾活佛的請求。

    李邦華對大明統治蒙古乃至西北之地的考慮，是正確的。

    喇嘛教的作用十分巨大，不管是黃教還是紅教，或者其他派別，大明朝這邊如果不接受，那么他們就會尋找其他的力量支持自己。

    因此，與其讓他們投靠他人，倒不如讓他們依附自己，不過是給出去一個活佛的名頭和一些金錢上的賞賜罷了。

    但是，崇禎皇帝也提出了自己的條件：

    第一，鄂爾多斯蒙古人離開河套之地的時候，除了羊群和帳篷之外，什么都不能帶走。

    既不能帶走馬匹、牛群，也不能帶走弓箭刀槍。

    第二，鄂爾多斯蒙古人途徑陜北、關中、漢中等地繞道西行，進入康藏地區的路上，不許搶掠騷擾地方。

    否則，隨行押送的官軍可以格殺勿論。

    第三，薩木騰敖斯爾活佛及其眾喇嘛弟子返回之后，在漠南地區不得擁有僧兵，不得過問俗務。

    對于崇禎皇帝提出的要求，薩木騰敖斯爾活佛自然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

    至于薩木騰敖斯爾活佛及其眾弟子如何去說服那些鄂爾多斯蒙古人跟著他們前往藏地朝圣，那就是活佛及其喇嘛弟子的事情了。

    在崇禎皇帝這里得到了支持，領取了旨意，并與理藩院里的眾官達成了一致之后，薩木騰敖斯爾活佛即帶著隨行的十幾名喇嘛弟子，與奉命陪同主持此事的禮部官員，以及出任九原鎮守府鎮守使的劉肇基等人，一起離開了京師，快馬加鞭地前往河套之地而去。

    崇禎皇帝當然采取了一貫的老辦法，朝中的東林黨人或者與東林黨人走得很近的清流人物，自然又成為了入藏協辦此事的欽差。

    這一次，被崇禎皇帝欽命派去，跟隨薩木騰敖斯爾活佛前往藏地辦事的大臣，正是禮部侍郎蔣德璟。

    蔣德璟在原本的歷史上名聲不錯，也曾入閣并擔任首輔。

    只是其人有著許多清流文人類似的毛病，不在位的時候，各種憤世嫉俗、針砭時弊、非議朝政，等到崇禎皇帝真的將他提拔到了內閣，擔任了輔臣甚至首輔之后，面對大廈將傾的局面，卻又無能為力，沒有一點行之有效的辦法。

    這一次，崇禎皇帝借機讓他去藏地一番，也是要看看他的辦事能力到底怎么樣。

    行，回來之后就予以重用，畢竟徐光啟的禮部尚書已經當了好久了。

    不行的話，也可算是又去掉了一個空談誤國的無用文人。

    與此同時，崇禎皇帝還借著這個機會任命了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戶部主事方岳貢兩人左右巡茶御史，讓二人一同跟隨前往藏地。

    一方面協辦安置鄂爾多斯諸部牧民事務，一方面處理漢藏邊地封賞互市事宜。

    這兩個人，也是朝中東林黨骨干分子們被崇禎皇帝一個個地調離京師之后新涌現出來的清流派中堅。

    在原本的歷史上，也都曾經贏得過崇禎皇帝的信任，并進入過崇禎皇帝的內閣，如今遇著這樣的機會，自然也要派出去檢驗一番。

    當然，崇禎皇帝派出去的這些文臣，對于護送和安置鄂爾多斯諸部多達四五萬人的牧民并無多少實質的用處。

    崇禎皇帝將這個人物交給了新任九原鎮守府鎮守使劉肇基，以及錦衣衛殿前司指揮王世德兩個人。

    一方面，崇禎皇帝下令從京師神機營中臨時調撥兩千裝備精良的騎兵火槍手，交給劉肇基節制指揮。

    另一方面，皇帝也任命錦衣衛殿前司指揮王世德為錦衣衛東勝千戶所千戶，率領五百名殿前司錦衣衛士卒，在護衛入藏欽差安全的同時，協辦遷移鄂爾多斯諸部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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