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邊總督衙門里的議事，一直持續到花馬池鎮上花燈初上方才結束。

    西北三邊地區的頭頭腦腦等重要人物們，在軍機大臣東勝侯李邦華的支持之下，就官軍在西北的戰略達成了一致。

    跟著李邦華收復河套的幾支官軍和蒙古人馬之中，新晉武川伯祖大壽已經奉命率領大同鎮邊軍騎兵回師東歸了。

    雖然林丹汗帶著察哈爾部的人馬已經跑到青海去了，但是漠南蒙古諸部中此前歸附過建虜的一些小部落，對于明軍的到來依然是人心惶惶、舉棋不定。

    漠南蒙古各部之中較大的部落，一部分上層人物跟著林丹汗逃亡到了青海，一部分在林丹汗逃亡之后歸附了女真人。

    這一次，明軍在關內的宣大腹地防守反擊，打了一個勝仗，搞得建虜人馬損兵折將，最終倉皇撤退。

    這個結果出乎許多漠南蒙古上層貴人們的意料。

    幸存下來的蒙古部落首領們，帶著減員嚴重的人馬，跟著建虜退回了漠南，很快就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懼怕明軍報復，硬著頭皮跟著建虜女真人繼續撤往北方而去，但是也有一些小部落，不愿離開漠南草原，留了下來。

    只不過，隨著大明官軍的進駐歸化，這些小部落多數搞不清大明官軍的意圖，遠遠地避開了歸化、集寧這些漠南的重鎮，同時也遠遠地避開了大明官軍派往歸化周邊的哨探馬隊。

    但是他們并沒有離開漠南。

    李邦華帶著當時云集歸化的絕大多數騎兵馬隊離開之后，留守歸化城的山西鎮總兵官王國梁，隔三差五地就會接到派出的各路哨探傳遞回來的信息。

    漠南廣闊的草原曠野之上，仍然出沒著一個又一個蒙古部落，他們少則三五百口，多則三五千口，既不歸附，也不北遷。

    王國梁得到的這些消息，自然一個接著一個地被轉送到了李邦華的軍前，然后經過李邦華之手，再繼續被送往京師。

    對于身在京師的崇禎皇帝來說，快速平定洮岷以及河西的木速蠻叛亂雖然非常重要，但是林丹汗和黃臺吉相繼離開之后的漠南蒙古，卻也需要永久性地收歸版圖之內。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必須有一支相對強大的騎兵回鎮歸化城。

    畢竟漠北蒙古三大汗部還都擁有不俗的實力，這些人一旦在得知林丹汗逃亡青海而黃臺吉也帶著女真人撤走的消息之后突然南下，那么大明朝這邊可就樂極生悲了。

    如此一來，讓這次被封為了武川伯的大同鎮總兵官祖大壽，率軍回師歸化城，就成了一個必然的選擇。

    曹文詔需要留在河套之地的西北角上開辟朔方鎮守府，自然無法東歸了。

    至于靖遠伯山海鎮總兵官趙率教，及其麾下的山海鎮官軍騎兵，暫時也沒有東歸的必要。

    因為山海關的步卒有堅固城池可以堅守，而且頂在山海關數百里外的遼東鎮，還有一條堅不可摧的寧錦防線。

    所以，崇禎皇帝根本不必擔心山海關方向的安全。

    而趙率教這樣的邊軍大帥一級的人物，擱在如今的山海關，也實在是一種浪費。

    再加上趙率教本人，原本就是出身于甘肅鎮轄內靖虜衛的武進士，對于河西地區的山川興勝、兵要地志等等諳熟于胸，讓他留在西北，參與西北的平亂，也正是人盡其才。

    崇禎三年三月十九日上午，也即三邊總督府會議結束之后的第二天上午，軍機大臣東勝侯李邦華即帶著靖遠伯趙率教所部山海鎮官軍騎兵六千余人，以及蒙古部落首領俄爾克褚虎爾、吉仁泰兩部蒙古騎兵四千余人，浩浩蕩蕩，一路風煙地，朝著花馬池東南的延安府開去。

    陜北延安府這個地方，在西北的戰略大局上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或許只有如今遠在大明京師的崇禎皇帝才知道得最清楚。

    在這個問題，包括一向還算是比較有大局觀的李邦華，內心深處其實都有些不以為然。

    畢竟如今延安這個地方，既不是通衢大道，也不是財賦重地。

    特別是在接二連三的天災**反復破壞之下，崇禎三年春天的延安府早已是田地荒蕪、殘破不堪，除了沿著延河修筑的狹長府城之內還算是稍有人氣之外，延安府城的周邊各地，也早已經沒有了過去稠密的人口。

    若不是之前延綏鎮的監軍御史馬懋才在甘泉峪屯墾兩年多來打下的基礎，那么李邦華帶著如許規模的騎兵大軍前來，恐怕連人吃馬嚼需要的糧草都供應不上。

    不過，由于之前一系列的事實似乎已經證明，遠在京師中的皇帝陛下似乎具備一種異乎尋常的預知和洞察能力，所以得封東勝侯之后的軍機大臣李邦華，對于崇禎皇帝的旨意已經養成了服從的習慣。

    只要皇帝的想法，不是過于匪夷所思，不是過于違背常識，他都會盡量說服自己接受，然后順著皇帝的思路去做出各種具體的安排，并且盡可能去做一些查漏補缺的工作，把皇帝的想法變成現實。

    而這一點，也正是如今這位崇禎皇帝所期待看到的一個結果。

    既然他通曉歷史大勢，他就沒有必要總搞什么廷議、會推或者廣開言路之類的把戲。

    因為那樣做，對他來說，純粹是浪費時間而已。

    李邦華帶著大軍來到延安府城之后，馬懋才自然趕來拜見。

    而李邦華也在宣告自己將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奉旨坐鎮延安府城的同時，給馬懋才帶來了一道來自朝廷的旨意：

    著即免去馬懋才延綏鎮監軍御史一職，由該員即時轉任陜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并以陜西右參政之職兼任陜北兵備道，專司延安府甘泉峪等地募民屯墾及武備監造事務。

    馬懋才此前雖然一直是延綏鎮的監軍御史，但是因為延綏鎮地方不大，主要兵力又一直被巡撫孫傳庭、總兵賀時雨帶著在外作戰，他這個監軍御史除了負責從洛陽、西安等地解運軍械、分配軍餉之外，很多具體的監軍事務，他沒有辦法去履行。

    而崇禎皇帝給他的幾次密旨，也都是讓他專注于甘泉峪的屯墾以及猛火油的開采和猛火油彈的制作等等與備戰備荒直接相關的事務上面。

    也因此，對于此次驟聞被免去延綏鎮監軍御史一職，馬懋才雖然有點驚訝，但很快就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延綏巡撫孫傳庭轉任河中巡撫，延綏鎮總兵官賀時雨同樣轉任了河中鎮總兵官，照理他這個延綏鎮監軍御史，也應該同時北上東勝，擔任河中鎮的監軍御史。

    只是甘泉峪的屯墾及軍備生產事務是由他一手創建，如今正處于進一步擴大規模，為西北平亂提供糧草軍備的關鍵時期，一向重視甘泉峪屯墾的崇禎皇帝，又怎么會讓他離開延安北上東勝去呢？

    相反，在延綏鎮被一分為二的情況下，榆林衛、綏德州等地并入河中而延安府回歸陜西巡撫治下，馬懋才也知道自己唯有擔任陜西承宣布政司的職務，才能保證甘泉峪一帶的屯墾和軍備生產繼續快速地進行下去。

    這個道理不光是馬懋才稍稍一想就明白了，包括軍機大臣李邦華、三邊總督袁崇煥、延綏巡撫孫傳庭以及陜西巡撫洪承疇在內的西北邊地的頭頭腦腦們，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也因此都沒有什么異議。

    不過對于崇禎皇帝的這個決定，馬懋才面向東方遙拜領旨謝恩之后，還是忍不住向李邦華問了一句：

    “敢問閣老大人！下官轉任陜西右參政之后，朝廷派了誰來接替下官擔任河中鎮監軍御史的職務？”

    “劉可訓！欽命接任河中監軍御史的人選，乃是參與平定奢安之亂有功的川東監軍僉事劉可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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