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司自從成立之初，就壟斷了大明朝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除了東番島之外的全部貿易，所得的利潤自是極為可觀。 Ｘ

    也因此，到了崇禎三年七月的時候，只是短短半年多過去，吳惟華就攛掇著監事內臣高起潛，給皇帝寫了密報，請求崇禎皇帝傳諭南京戶部尚書蘇茂相和兩廣總督王之臣，允許葡萄牙人的商船停靠廣州港，并且讓南洋公司壟斷與葡萄牙人在廣州和濠鏡澳的貿易。

    荷蘭人與大明朝的貿易地點，一開始是在澎湖，后來改為大員，也就是荷蘭人所盤踞的東番島南部地區。

    現在，鄭芝龍與荷蘭人的戰爭雖然早就停止了，但是鄭芝龍卻并沒有退出大員地區，相反，他還在大員地區修筑了大員城，讓自己的親弟弟鄭芝豹率軍駐守此地，以免荷蘭人再次從一鯤身島上的熱蘭遮城渡海登陸。

    而相應的是，作為從荷蘭東印度公司購買加利恩號遠洋夾板船的條件之一，崇禎皇帝同意荷蘭人的商船在開海通商的廣州港停靠，與南洋公司貿易。

    因為壟斷了與荷蘭人在廣州港的貿易，南洋公司獲利巨大，吳惟華也好、高起潛也好，包括東廠出身的張祥，對于跟紅毛夷人之間的通商充滿了興趣。

    等到云集濠鏡澳的葡萄牙人，一提出前往廣州港貿易的要求，吳惟華等人立刻就答應代為申請。

    之前與濠鏡澳葡萄牙人的貿易，更多的是走陸路。

    如果可以直接讓葡萄牙人的商船駛入廣州港，那么載貨量與貿易額都會大幅攀升，利潤自然也就更多。

    對于吳惟華、高起潛等人的想法，崇禎皇帝稍稍考慮了一下，就同意了。

    反正南洋公司的收入屬于內務府的內承運庫，也就是屬于崇禎皇帝自己的內帑。

    至于原本廣州等地做海貿的海商，要么自行前往濠鏡澳、滿喇甲、熱蘭遮城、圣薩爾瓦多、圣洛倫佐甚至巴達維亞，與葡萄牙人、荷蘭人進行貿易，要么就將自己的貨物交給南洋公司，由南洋公司這個“二道販子”經手貿易。

    由南洋公司代理貿易，對于兩廣地區的許多海商們來說，當然意味著原本屬于自己的一部分利潤，今后要由南洋公司拿走，但是這樣做卻也有個好處，那就是安全，沒有太大的風險。

    后世廣州著名的十三行，干的就是這樣的中間商買賣，他們壟斷了當時中國與外國商人之間的貿易，即便是向朝廷交了重稅之后，仍然個個富可敵國。

    這樣的好事，崇禎皇帝當然要先抓在自己的手中了。

    與此同時，從南洋公司的壟斷貿易中看到了巨大商機的張彝憲，也在七月末的時候，趁著周皇后喜得皇子代表寶和公司向宮中進獻寶物的契機，說動了周皇后向皇帝遞了一句話，使得寶和公司順利獲得了在登州港與荷蘭人、葡萄牙人貿易的壟斷權。

    也就是說，來往登州港的荷蘭商船與葡萄牙商船，只能與寶和公司在登州港的商行，或者獲得寶和公司代理權的商行進行貿易。

    這也正是吳惟華、高起潛等人掌管的南洋公司，在廣州大獲成功背后的特權。

    這個張彝憲，在歷史上曾以懂財計而知名，歷史上的崇禎皇帝曾經讓他當了總理戶部與工部事務的中官，并因此在朝中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這一世，崇禎皇帝雖然沒有那么重用張彝憲，但卻也并沒有像對待同為潛邸老人的徐應元、杜勛那樣，找個機會將之處死，而是經過考察之后，還是漸漸地用了起來。

    崇禎三年初，崇禎皇帝將寶和公司從東廠日益龐大的勢力之中拆分了出來，并讓張彝憲主持了這項事務，同時也提拔他擔任了寶和公司的掌事太監。

    寶和公司的前身，是天啟皇帝時期的寶和三店，經過東廠連著幾年來的抄家行動，除了大量的田產宅院變賣為銀子直接納入內承運庫之外，寶和公司所擁有的各類商鋪、店面、酒樓、作坊，以及珠寶字畫、珍寶古玩等東西，真是包羅萬象，應有盡有。

    經過大半年的人事調整與統計核算，張彝憲從東廠接手的屬于寶和公司的各種資產，幾乎遍布原來大明朝的南北兩京十三省所有的通衢大城，估值更是在千萬兩白銀以上。

    這么大的家業，掌握在張彝憲這個掌事太監的手上，既讓他振奮，又讓他感到空前的壓力。

    寶和公司不是別人的產業，而是皇家自己的產業，更是后宮之中兩個皇后，即天啟皇帝遺孀懿安皇后與當朝周皇后，以及幾個妃嬪直接參與持有的產業。

    寶和公司上面，不光是有內務府，還有宮正司，內部更是不知道被方正化留下了多少或名或暗的東廠探子。

    這個情況，讓張彝憲不敢掉以輕心，事事以賺錢盈利讓帝后和諸妃們滿意為第一考慮。

    作為一個以懂財計知名的內臣，張彝憲深知南洋公司成功的秘訣，所以在正常經營寶和公司遍布各地的龐大產業的同時，也把目光瞄準了海貿，而且是壟斷性的海貿。

    在廣州與荷蘭人、葡萄牙人的貿易，被南洋公司壟斷了。

    而泉州、寧波、上海這幾個地方，如今卻是江南那些世代豪商們的天下，知道輕重的張彝憲不敢輕易插手，于是就把目光瞄準了新開的通商口岸登州。

    張彝憲通過皇后周氏表達出來的這個想法，被皇后說給崇禎皇帝知道以后，很快就被崇禎皇帝拍板同意了。

    對崇禎皇帝來說，在這個時代完全放開大明朝民間海商與荷蘭人、葡萄牙人等西方殖民列強的貿易，并不一定是好事。

    在他看來，先把這樣的事情，壟斷在皇家貿易公司的手里，不僅更加容易控制貿易的規模和種類，而且也與荷蘭動因東印度公司這樣的國家型公司更對等，能使大明朝在貿易中不至于處在弱勢地位。

    今后，至少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摸索之后，再選擇逐步放開民間與西方殖民列強的自由貿易，這樣做，會對大明朝的這一邊更加有利。

    說起來，還是如今的這位崇禎皇帝，對大明朝南北的榷政使司，以及設在各個通商港口的市舶司官員們不放心。

    中國歷史上有許許多多獨有的物產，比如說茶葉的種植與生產，比如說瓷器的燒造，比如說各種特有的果樹苗木動植物什么的，都是在中國商人與西方殖民列強的貿易之中，被西方人帶走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茶樹了。

    茶葉歷來都是中國與西方殖民列強之間非常大宗的貿易物品，但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時候，茶樹的種子和樹苗被西方商人帶走，最后在印度和非洲試種成功。

    很快，中國的茶葉出口量，就急劇下降了。

    原本的歷史上，崇禎皇帝并沒有從開海通商入手緩和財政困局，所以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但是這一世，自從崇禎皇帝決定開海通商之后，最擔心的就是歷史上發生過的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會提前出現。

    真要出現了這樣的問題，那可就是大大的罪過了。

    所以，他一方面要求戶部與南北榷政使司制定了嚴格的關稅條例，以及禁止出口物品的清單，將川滇閩浙等地的茶種茶樹，列入了嚴禁出口境外的名單之中，另一方面，就是想辦法盡量將與荷蘭人、葡萄牙人這兩家如今在東方比較活躍的殖民列強之間的直接貿易，控制在皇家貿易公司的手里。

    畢竟，像南洋公司、寶和公司、四大恒與東瀛公司之類的這些皇家貿易公司，通過內務府直接聽命于皇帝本人，他們在執行皇帝的意志的時候也更堅決。

    所以，崇禎皇帝不僅授予了南洋公司在廣州港以及濠鏡澳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人的貿易，而且也授予了寶和公司在登州港以同樣的特權。

    只是如今荷蘭人、葡萄牙人的商船來往閩海海峽的時候，需要向鄭芝龍旗下的澎湖市舶所繳納高額的關稅，所以北上登州港的荷蘭商船、葡萄牙商船，眼下還比較罕見。

    能夠前來登州港貿易的，也只有少量本來來往于長崎與巴達維亞之間的荷蘭商船。

    不過這些商船同樣受到了載來稻米即減免關稅的誘惑，從日本長崎帶了一些稻米過來沖抵停靠交易的關稅。

    雖然數量并不是很多，但卻總比沒有要好上一點，最起碼登萊鎮的糧食儲備，卻因此而在一直持續增加。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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