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年9月，我在北大中文系上大四。有一天，食堂的電視機周圍站滿了人。忽然，有人吹了聲口哨，喊了句：“老美被人干了！”底下噗嗤一片噴飯聲。

    電視屏幕上，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煙塵滾滾，轟然坍塌。

    bbs上熱鬧非凡。有人這是對兩年前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報應”。那一年bj高校學生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游行，示威人群用磚頭把美國大使館的玻璃砸得稀巴爛，外墻上滿是墨水瓶和顏料瓶空襲留下的爆裂涂鴉。

    這一幕總是讓我想起泰戈爾的《吉檀迦利》——風暴在天空里激蕩，船舶在水面上顛覆，死亡橫行，而孩子們在大千世界的海濱集會。他們歡呼、跳躍、嬉戲。

    “愛國派對”結束后，大家又老老實實去啃磚頭一樣厚的gre詞匯表，上新東方補習班，寄留學申請材料。

    次年春夏，美國高校對華錄取率及獎學金大幅銳減，一度風傳簽證拒簽率達到99%。無論911究竟是我拿不到全獎offer的元兇，還是僅僅是一塊遮羞布，我1年來的人生規劃就此中斷。

    在此之前，我的成長軌跡就是一場真人版的闖關游戲。目力所及之處只有華山一條路，在通往朱門金榜的途中，白手翻紅刃，十步殺一人。

    升入北大，游戲進入為特殊玩家制定的hardcore模式。這些人并非都是些“高分低能”的家伙，但毫無疑問，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是身經百戰、訓練有素的競技高手——除了京滬地區，一個專業在一個省數十萬考生中通常只招收人。以我為例，我做過的模擬試卷、用過的參考書，后來賣了90斤廢品。

    剛入學那會兒我常常做一個噩夢：迎新會上，前后左右的人不約而同地轉過身來，對我：你好，我是省的狀元、榜眼、探花，請問你是第幾名？

    在toefl滿分還是677分的年代，按照這所大學流行的標準，650分以上才算及格。有的人通過發瘋、輕生、輟學等方式提前按下了esc鍵，多半是因為一朝醒來，突然發現自己再也不能成為第一，甚至可能排名墊底。

    我常聽見同一棟宿舍樓的一個女孩，在夜里鬼哭狼嚎，咯吱怪笑。那聲音就像一個人的靈魂在唾棄自己笨重的肉身。

    我深知，我未來的履歷將像當初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復印件一樣，被長輩們當成祭品在祖墳前火化。因此，我必須保證履歷上的每一項都漂亮到無可爭議，從社團活動、獎學金到文體競賽。

    唯一的一個“污”，是我當時在和一個六七門功課紅燈高掛的外校男生談戀愛。每次去他宿舍，看見7、8個男生一起抽煙、喝酒、打牌、聯機打網游時，我便會生出一種仿佛乾隆微服私訪、考察民情的奇妙心境。那間宿舍有8張床鋪，最多的一晚有5個女生留宿。熄燈之后，上下鋪一起地動山搖，吱嘎亂晃，如疾風驟雨一般，暗喘聲此起彼落，真是難言的壯觀。

    我常想：所謂青春，

    就是每個人的頭上都懸著一顆氣球，

    不準什么時候就會膨脹到爆炸。

    只不過別人的氣球里裝的是荷爾蒙，

    而優等生的氣球里

    卻灌滿了一種叫做“挫敗感”的劇毒氣體。

    我常想：所謂青春，就是每個人的頭上都懸著一顆氣球，不準什么時候就會膨脹到爆炸。只不過別人的氣球里裝的是荷爾蒙，而優等生的氣球里卻灌滿了一種叫做“挫敗感”的劇毒氣體。

    而在我的學校，環顧四周都是鑿壁借光的現代版本。大考前，宿舍廊道和廁所里都是溫習苦讀的人。我的室友阿娟來自hn農村，她到bj的路費是全村人募集的，三個親戚合起來才湊了100塊。夏天她只有兩件換洗襯衫，同時做兩份家教。

    她經常揣著饅頭咸菜，在教室和圖書館泡上一整天。筆記本里、書的扉頁還有糊墻的白紙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之類的格言。

    4年后，她被保送漢語專業的研究生。

    不論怎么，中文系的日子還是要比外系好過得多。我的朋友dora所在的國際金融專業是各省高考狀元的集中營。第一名各科平均成績與最后一名只差6分左右，中間排著四五十號人。那個只消在臨考前一晚熬夜翻翻書就能拿第一的人，就是她。她是我們那年全國文科高考狀元，創下了一個空前絕后的高分紀錄。

    但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高考狀元演講團”之類的活動邀約，盡管報酬相當誘人——一次1000元，等于每月大學生生活補助的0倍。

    有一次我同她談到，高考結束后，全班同學在教室里集體撕書，將電風扇開到最大檔，把書本拋上去絞成漫天雪花。她呵呵笑著：哦，原來你們也這么干呀？

    我們都來自普通市民家庭，也都很明白“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道理。科舉制度是一項簡單粗暴、成本低廉的普惠性福利，以犧牲心智為代價，實現社會重新分層。作為既得利益者，最好保持沉默。

    老實，她的留學申請以失敗告終，給了我莫大的安慰。那段時間，我常和她窩在宿舍里嘻嘻哈哈地看《蠟筆新》，從傍晚看到凌晨。現在回想起來，腦海中浮現的，卻是兩個重傷的病號正抱著氧氣瓶大口呼吸。

    因為申請留學我和dora都放棄了保研，我去了廣州一家媒體，而她進入了bj一家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一項新的評估指標擺在了我們面前。她的一位女同學拿到了一家外資銀行的offer，將被派至倫敦工作，年薪折算成人民幣高達0多萬，轟動全校。

    畢業前夕，我和同學們去什剎海劃了一次夜船。大家在船上又是吟詩、又是唱歌的，瘋到大半夜才回去。那時，bj地鐵還只有一個圈和一根線，我們還不知道，待建的四五六環，將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分界線。

    工作之后，dora總是在加班，常常夜里10才能打車回家，周末也難得安寧。用她的話來，她就是一個成天和財務報表打交道、私人空間被壓榨到所剩無幾的技術工人。與她的留學夢一同夭折的還有她的初戀。有一次，她在電話上和我談到那個遠在大洋彼岸的人，哭了一個時。

    我趁著出差的機會去看她。房間里只開床頭的一盞燈，她一臉倦容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回復手機訊息，給客戶寫e－il，要么掛在n上聊天，在網絡露水情緣中尋求慰藉。周末的午夜，我們關上燈，在一片漆黑之中，一人抱著一只貓，看一部叫seandlucia的藝術片。

    屏幕上是地中海清澈、燦爛的海岸。片子里，海灘上有一個洞，掉下去的話，就能回到過去重新開始……

    我們置身于一片幽藍的反光中，久久不語，仿佛被一千個夜晚所包圍。她出神地望著前方，任由另一個世界的陽光在臉上躍動，眼里空空蕩蕩。

    年后，她辭了職，遠赴北愛爾蘭攻讀教育學，隨后進入瑞士銀行工作。她，她想知道，為什么一個被教育體制證明是最優秀的人，卻喪失了選擇生活的能力和勇氣？

    同一年，阿娟實現了她自幼以來的心愿，考上了北大的博士。同學會上，她還是老樣子，扎著一個馬尾，樸素得像個打工妹，害羞而沉默。和她什么都是嘿嘿地憨笑。

    也是在這一年，傳統紙媒迎來最后的余暉，陷入風雨飄搖的境地，業績大幅下滑，“報業寒冬論”塵囂日上。我很快發現，出入音樂廳和美術館、與權貴名流談笑風生、每年領回一摞獎狀那虛無飄渺的優越感，在劇烈縮水的工資單面前，淪為一個自欺欺人的笑話。

    往后幾年每況愈下，減薪、裁員、離職乃至歇業潮蔓延全國報界。每隔幾年，就迸出來一個讓人心驚膽寒的新生事物，**、微信、自媒體、app。在混沌的互聯網時代，許多東西都在開天辟地，取代學歷、戶籍、編制、職稱等等日趨過時的分類標簽。如今，一個剛出校門的畢業生可能起薪不如農民工，也可能通過開網店、辦自媒體、甚至網絡付費直播吃喝拉撒，秒殺一名中年企業高管的薪水。在這個“看臉”的時代，改變命運的頭號力量不再是知識、技術、經驗，甚至不是人脈，而是被網絡放大的“顏值”（容貌數值）。

    在從業多年以后，我第一次遭遇失業的危險。曾經困擾父輩的那個詞“下崗”，現在有了一個更動聽的法，叫“轉型創業”。然而，我依然不敢選擇辭職。我害怕一無所有，害怕從頭再來，哪怕我上的學校、入職的單位，都以“敢于卓越”著稱于世。“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我逐漸疏遠了昔日的交際圈，有4、5年時間通宵達旦地沉湎于網游，停止了寫作。

    010年末，我去歐洲出差，抽了一天時間去蘇黎世見dora。她還是一個成天和財務報表打交道的人，但身上發生了某種顯著的變化：已婚、懷孕、吃素。更重要的是，她看著我的樣子，那種略略皺著眉笑的眼神，分明是一個清晰地看到生活方向的人所獨有的。

    天氣晴朗，我們在舊城區的圣母教堂分別。她轉身輕輕地擁抱了我，拍了拍我的肩。她對我，祝你成為一個unique的寫作者。她的滑雪服摩挲間發出像沙礫一樣細微而溫柔的脆響。

    從蘇黎世返回盧塞恩的大巴上，我坐在最后一排，一直埋頭無聲地痛哭。我似乎又聽到了大學時代那個女生半夜發出的哀嚎。

    我戒掉了網癮，重新嘗試寫作。生活依然沒有什么起色。身為一個“優等生癌”晚期患者，我開始思考一個聽上去很可笑的問題：假如余生我都只能做一個在路邊鼓掌的觀眾，而不是賽道上享受掌聲的英雄，我該怎么辦？

    去年8月，我生平第一次上了手術臺。出院之后，每當聽有同齡人因為癌癥、抑郁、過勞猝死等原因離開人世時，我的心情都有如張愛玲中描寫的情形：女主角聽見甘西迪總統遇刺消息的那天，正在水槽上洗盤碗，腦子里聽見自己的聲音在：“甘西迪死了。我還活著，即使不過在洗碗。”

    我開始去干一些按照我以往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評判體系會被界定為“無用”的事，例如練習長跑，參加公益活動，還有花更多時間與家人和朋友相處。我懷疑，我此前0多年的時間一直追尋的，不過是一種平等的錯覺，而我卻對那些生而為人真正平等的事物視而不見。

    一份009年出爐的調查報告稱，大部分高考狀元職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與社會期望相差甚遠，他們當中大多數沒能成為各行業的尖人才。

    我們為什么必須要成功？拿什么去衡量一個人的杰出？所謂“成功”是不是就像王朔的，不就掙錢，被傻們知道嗎？還是像dora所的，是改變一個社會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摸著良心，我還沒有藐視財富的底氣。我其實很想發財，想得要命。

    寫到這里，我忽然發現，我的朋友們令我深深懷念的，其實與她們的“優秀”無關。有一年冬天，阿娟著寒風走了十幾里山路去鎮上賣玉米。然后在長途電話亭前排了個鐘頭的隊，給我們幾個室友挨個打電話拜年。

    還有若干年前，dora曾誠摯而鄭重地向我推薦曼昆的《經濟學原理》：讀完這本書，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將會有所不同。

    這些經歷，在今時今日從“頭之交”沒落退化為“贊之交”的人際關系網絡中，顯得如此罕有，無論是臉書還是微信朋友圈。

    記得分別那天，dora曾指引我，沿著利馬特河的河渠一直走，走到盡頭，就會看到蘇黎世湖。

    那一天，利馬特河泛著金波，從密密麻麻的建筑、站臺、廣場中穿過，像撥開兩旁垂掛的厚絨幕布一樣，露出遠處那一線仿佛是靜止的煙藍色。

    我還沒有看到那片屬于我的蘇黎世湖。我仍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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