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廉下令實施土地清查令，編撰《末日審判書》的時候，卻有一伙人強烈抵制了威廉下達的清查土地和資產的命令。

    英格蘭教會宣布他們的君主是羅馬的教皇克雷芒二世，而不是他們在加冕儀式上宣誓效忠的威廉，聲稱威廉無權對教會發號施令。

    威廉和英格蘭教會的矛盾由來已久，蓋因他一直試圖將英格蘭教會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而英格蘭教會卻非常抗拒威廉的控制。

    威廉手中把持著主教的敘任權，也就是指定主教繼任者的權力更是令他們如鯁在喉。

    主教敘任權是指授予主教和修道院長以封地和職權的權力。通常以兩種物品作為象征：權戒象征宗教權，權標象征世俗權。

    在神圣羅馬帝國，11世紀中葉以前，主教由皇帝任命，皇帝授予主教權戒和權標，主教向皇帝效忠并提供賦稅和服役。

    11世紀中葉以后，教會勢力增強，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要求教會擺脫世俗權力的控制，力主主教和修道院長應由教皇任命，從而與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之間爆發爭奪主教敘任權的斗爭。

    由于英格蘭遠離羅馬教廷，教皇對英格蘭教會的控制力非常薄弱，再加上英格蘭的王權強盛，且威廉又是個強勢的君主，因此英格蘭教會一支都把持在威廉的手中，他們向國王宣誓效忠并提供賦稅和服役。

    但威廉的清查行動無疑動了主教們的奶酪，如果說在威廉清查之前，主教們每人只需提供寥寥一百多英鎊和一兩百名民兵的話，那么在土地清查完畢之后，助教們需要提供的賦稅和士兵甚至要翻三倍以上。

    這次英格蘭教會抗拒威廉的清查行為，就是他們聯合起來對威廉的一次反擊。

    要說英格蘭的主教們沒有受到羅馬教廷和教皇克雷芒二世的支持，威廉是絕對不相信的，沒有教皇的支持，他們不可能有勇氣反抗他和諾曼人。

    威廉將教會的反擊視為一種對他權威的挑釁行為，于是他向各總鐸區、堂區和修道院的主教們下達命令，要求他們前來溫切斯特覲見，接受威廉對他們違背自己效忠誓言的懲罰。

    另一方面，威廉也做好了使用武力的準備，若是他們再次抗拒他的命令，他就會率領他麾下的軍團攻打主教們的領地。

    在英格蘭王國，當地主教們擁有大量的領地，不但擁有伍斯特郡和達勒姆郡作為總鐸區，在每個郡中都擁有大片領地，這些主教們擁有的領地加起來甚至達到了威廉王室直領的一半。

    威廉對領地有一種極度渴求的欲望，對英格蘭教會占有的大量土地垂涎已久，同時威廉又是一個控制欲望極為強大的君主，他不能容許他的領地中有任何不受他控制的不穩定因素。

    在他看來，英格蘭教會就是最大不穩定因素，他們不受威廉的控制，隨時可能獲得教皇和羅馬教廷的幫助對抗他們的君主，這不就相當于21世紀的分裂勢力和外國干涉嗎，這種受到外國支持的分裂勢力即便在天朝也是不能容忍的。

    中世紀時期，西歐世俗政權與教會是并存的兩大政治力量，二者時而勾結、合作，時而沖突。

    封建制度確立之初，教會依附并支持世俗政權， 10 世紀開始，教會的實力不斷增強，借政治混亂的有利時機，教皇開始與世俗君主展開了爭奪西歐最高統治權的斗爭。

    各國君主為了實現中央集權，仍想把教會視為統治工具“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間，因此展開了長期的政治沖突，這場斗爭貫穿了封建社會的始終。

    在英格蘭，教權和世俗權力的斗爭也由來已久，封建君主和教會間的關系非常復雜，既有合作，又時常發生沖突和對抗。

    中世紀前期的英國封建王權，脫胎于帶有日耳曼部落原始軍事民主制遺風的盎格魯撒克遜的“蠻族”王權，隨著基督教的傳播與社會封建化的拓展而逐漸形成。英國封建王權自 9--10世紀開始孕育，最終確立于1066年的“諾曼征服”，并在12世紀進一步強化。

    在基督教的神權政治文化傳統中，蘊含著濃厚的“王權神授”的神權政治理念。基督教的王權神授理念，在中世紀初期的西歐社會開始得以廣泛而深入地傳播。

    其時，王國間的兼并戰爭與民族、部族間的沖突此起彼伏，階級的分化與對抗日益加深。在劇烈動蕩的社會環境中，“蠻族”王權與教會為求得生存發展，密切配合，相互為援，竭力構建“神命”王權支配的統治秩序，由此而鼓吹提倡王權神授的說教。

    隨著基督教神權政治文化傳統的不斷積淀，由王權與教會策劃的國王涂油加冕典禮應運而生。自基督教6世紀末傳入后，英格蘭也逐漸受到其神權政治文化傳統的浸染，國王涂油加冕典禮隨之產生并流行開來。

    教會的神權政治文化傳統，有力地促使原始孱弱的“蠻族”王權向神圣的“基督教王權”轉化。

    這一中世紀初期西歐政治史上的重大歷史變革，在當時的英格蘭最為顯著，由此而為英國封建王權的興起開辟了道路。

    隨著教會王權神授理念的傳播與國王涂油加冕典禮的實施，英格蘭王權孱弱的局面漸趨消失。

    通過該典禮，國王成為“承蒙上帝恩典”來統治國家的“神命之王”，任何人都須服從他，反對國王就是反對上帝，就要受到神的嚴懲。

    隨著國王的神化，英國王權自9世紀開始強化。國王的公共政治權威逐步樹立，并得到了法律的確認與保護。

    王國的重大法權亦歸王掌握，其具有普遍公法效力的有關“王之和平”的規定，將損害王國安定之罪行收歸王家法庭審理，國家的地方行政制度分郡制，也相繼建立。

    此外，國王還組建了包括封建臣屬服役部隊、地方民團和雇傭軍在內的王國武裝力量。

    可以說，正是借助于教會神權政治文化傳統的推動，英格蘭的“蠻族”國王才得以不斷突破日耳曼原始軍事民主制習慣的桎梏，初步樹立起君主的神圣權威與尊嚴，創建了雛形的國家體制。

    這樣，就為“諾曼征服”后英國封建王權的確立，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歷史上的1066年，諾曼底公爵威廉對英格蘭發動的“諾曼征服”，威廉獲得一國之君和封建宗主的雙重政治身份與地位，構建起強大的封建王權。

    隨后教會的神權政治文化傳統在英國封建王權的鞏固和發展上，同樣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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