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則按照既定方針，為妥善解決香港問題作出新的努力。1982年12月，三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第31條，即“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為中國收回香港后實行“一國兩制”提供了法律依據。同時，認真聽取香港各方面人士意見，擬訂了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即“12條”，準備作為第二階段談判的基礎，或者在必要時單獨予以公布。

    英方在獲悉這些情況后，1983年3月撒切爾夫人致函中國總理，表示英國不反對中國以其對香港擁有主權的立場進行談判，“只要英中兩國政府能就確保香港未來繁榮與穩定所作的行政安排達成協議，并能為英國議會、香港人民和中國政府所接受，她愿意向議會建議：整個香港的主權應交回中國。”4月，中方復函表示，中國政府同意盡快舉行正式談判。

    1983年5月底，中英雙方就談判的程序問題及三項議程達成協議。一、為維持1997年后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做出安排；二、為香港由現在起到1997年做出安排；三、為有關政權交接事宜做出安排。

    進入第二階段談判后，主要障礙則是英方一開始堅持“主權和治權分離”的立場，即“在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的原則下，由英國大體上像過去那樣管治香港”。而中方則堅持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的立場，所謂“主權屬中、治權屬英”，實質上是否定了中國的主權，是以一項新的不平等條約來代替舊的不平等條約，是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接受的。前3輪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第4輪會談也不歡而散。

    因為會談沒有任何進展，前景不明，香港人心浮動，港元匯率及股市急速下滑。英國政府與港英當局不僅不采取措施穩定局面，反而推波助瀾，借機大打“經濟牌”，向中國施加壓力。這就是所謂的“九月風暴”。香港各界人士及輿論界對英國企圖以“經濟牌”壓中國讓步的做法提出強烈批評，市民舉行集會示威，要求港府盡快采取措施穩定局勢。眼見“經濟牌”再打下去就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10月15日港府宣布實行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同時取消港元的存款利息稅。英方打出的“經濟牌”以失敗而告終。

    1983年10月14日，撒切爾夫人致函中國領導人，表示雙方可以在中方建議的基礎上探討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英方不再堅持“以主權換治權”的立場，會談有所進展。

    但是撒切爾夫人又想在1997年以后讓英國人在香港的行政管理中繼續發揮作用，譬如保留一名英國總督，并稱這是保持香港繁榮必不可少的。中方嚴詞拒絕了這個主張。最后撒切爾夫人不得不讓步。

    1983年12月至1984年4月，中英雙方舉行了6輪（第7輪至第12 輪）談判，主要議題是1997年以后的安排以及過渡期的有關問題。5月至9月，雙方又接連舉行10輪（第13輪至第22輪）談判，主要議題是討論1997年前過渡期的安排和政權交接事宜，并商定最后文件內容。對這些問題的商談也并非一帆風順，有些問題也經過激烈的交鋒。例如，中方建議特區政府官員由當地人組成，實行“港人治港”，英籍和外籍人士可擔任顧問或政府一些部門中最高至副司級的職務，但是英方則提出外籍人士可以擔任公務員系統中直到最高級的官員，企圖使英國人在未來特區政府中擔任舉足輕重的角色。又如，中方主張香港特區的防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中央人民政府有權在港駐軍。而英方則一再提出香港無需派駐軍隊。英方的這些主張直接違背了中國主權的原則，理所當然地為中方所拒絕。后來還在是否成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問題上發生過爭執。

    經過中英雙方激烈較量，歷時兩年之久的香港問題談判終于達成了協議。1984年9月26日，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先由兩國代表團團長周南和伊文思草簽。1984年12月19日，正式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由百余人組成的香港各界人士觀禮團應邀出席。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上鄭重簽下自己的名字。中英聯合聲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政府將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權，英國將在同日把香港交還中國。

    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談判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和意義。它成功地達致香港的順利回歸，洗雪了一個半世紀以來中華民族蒙受的恥辱，使祖國的統一大業向前邁進了一步，并為國際上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創立了典范，是中國政府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的重大貢獻。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在漫長的13年過渡期內，中英雙方為落實聯合聲明、履行彼此的承諾，還在眾多領域進行了艱苦的外交談判。除政制問題外，中英雙方的談判最終取得了積極成果，保證了香港的順利回歸。

    回顧中英關于香港問題談判的全過程，我深深感到，祖國強大是取得外交斗爭勝利的根本保證。鄧小平先生在談到香港問題為什么能夠談成時指出，這“主要是我們的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腐敗的晚清政府丟掉了香港，改革開放、奔向小康的中國人民以和平方式收回了香港，這生動地驗證了鄧小平先生的論斷。

    鄧小平先生還指出，香港問題談成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一國兩制’的根本方針或者說戰略搞對了，也是中英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這個構想在解決香港問題上起了不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一國兩制”的構想，不僅排除了中英談判過程中的重重障礙，保障了香港的順利回歸，同時也保障了香港的長期繁榮和穩定。

    （在我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有8年多是與香港回歸直接有關的。從1991年到98年，我先后參與了中英關于香港1994/95年選舉安排問題的17輪談判、中英關于香港交接儀式的談判以及香港回歸后一段時間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

    這段外交經歷于我是十分難忘的，也使我對香港充滿了感情。我親眼目睹了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我堅信香港的明天會更好。）傳染病防控培訓創業培訓感謝您訪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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