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的冬天，大雪姍姍然終于降下來了。

    舉國震驚的郭桓案終于以主審吳庸被誅戮而畫上了句號，但是這件案子的影響卻并沒有消退，不光是六部零散的官員看著空蕩蕩的衙門心底暗暗兔死狐悲，甚至連鄉(xiāng)間小村里張昭華都能感受到隱隱的余震。

    這個案子實在太大了，也牽連地太廣了，張昭華從知道了全部始末就開始嘆息，也許一開始看到牽連人數(shù)數(shù)萬人，似乎也不能和后世建國之后隨隨便便一場運動特別是那一場大革命相比，但是要知道，這個時候的官員人數(shù)有多少。

    后世的史料中顯示，明朝萬歷年間，全國兩京十三省，近兩億人口，幾百萬士紳鄉(xiāng)宦，卻只有兩萬名官員。其中還有十分之一的京官。剩下一萬八千人，要管理兩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個縣，幸虧有大量不在編的吏員填充其間，才能勉強維持大明這臺機器的運轉(zhuǎn)，而這些吏員是沒有編制、俸祿和上升空間的。

    也就是說，張居正是率領(lǐng)著兩萬名官員，跟全國的既得利益者在斗。然而后世隨便一個市級城市，也有不止兩萬公務員的存在。

    且不說張居正，就說眼前這洪武年間——幾年前一場胡惟庸案，皇帝屠豬戮羊一般殺了三萬官吏和百姓，殺得官員兩股戰(zhàn)戰(zhàn)，但是皇帝是不愁沒人使喚的，空缺的職位自然有人鉆營地向上爬。

    而皇帝如今興起的郭桓案就說明一個道理——這幫官員的頭好比韭菜一般，這一茬根上爛掉了，皇帝就割了這一茬，反正皇帝的地大，會有數(shù)不清的韭菜會冒頭。

    但是光是殺，就能阻止這一層一層的**嗎？洪武年間的這一次大案是讓人震驚的，它甚至比明朝中后期的官員貪污還要劇烈、還要可怕。可是這是為什么呢，為什么在這種嚴刑酷法之下，還有人冒死作案，而且還不止零星幾個，而是上行下效，從一品官**到七品官呢？

    如果說朱皇帝對貪官的整治不嚴厲的話，那從古至今恐怕沒有嚴厲的了。

    因為此時的規(guī)定是，官員貪污六十兩銀子就處斬，而且死后還要剝皮充草，即便是親女婿或者親信犯了罪，也法不施恩一樣問罪。而此時的刑罰笞、杖、流、徒、死，除了謀反外，幾乎全部施用于貪官身上——但是怎么樣，貪官是殺不完的，就如他自己感嘆的那樣，早上殺了一批，晚上就會新出來一批。

    殺之不盡，朱皇帝終于難得地感嘆了一聲：“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當然他是不能明白什么叫體制的問題的，而這個時代里出現(xiàn)的一些難能可貴能看清事實真相的人卻早已被他殺了。

    比如說有個叫葉伯巨的，早在洪武九年就上疏皇帝，提出了自己對國家建設(shè)的看法。

    在他的這篇《奉詔陳言疏》里，他一針見血地說道：“當今之事，所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他同樣還說了自己的判斷，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意思就是兩件事容易看清但爆發(fā)遲，一件事難以看清卻爆發(fā)早。

    分封、用刑、求治操切！

    用刑太繁是顯而易見的，朱皇帝用重典治理天下，發(fā)現(xiàn)官吏不合格就用重刑，余下的官吏扛著枷鎖去衙門上班。

    能在洪武九年就看到分封藩王的弊處的人是個有遠見卓識的人，然而他懇切的建議卻被朱元璋認為是“離間骨肉”，將他整死在了獄中。

    最后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論斷，就是“求治太速”，這是個非常令人驚訝的總結(jié)。

    因為奏疏中說“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論為急務；至于農(nóng)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yǎng)斯民哉……然而升于太學者，或未數(shù)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

    治國為什么會有一個速度太快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光是在洪武年間出現(xiàn)了，甚至在張昭華所知的建國之后也同樣出現(xiàn)了。

    那一段時期，為了追求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和建設(shè)的高速度，各種口號都出現(xiàn)了，全民轟轟烈烈干了一場，結(jié)果就是經(jīng)濟比例嚴重失調(diào)、不進反退。

    如果對比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兩個時代是如何地相似——如今這個洪武年間，是追求人口上升、錢糧多繳的時候，至于農(nóng)桑、學校教育什么的，那都是虛的，文化要為政治服務才是真的。

    葉伯巨提到的這個太學生任官的問題，說這幫入了國子監(jiān)的學生，進去或是一年半載，或者幾個月而已，就被委以重任——這樣的人，有什么當官的資格？

    這和后面進士選官真的沒法比啊，進士最起碼也要讀個十年的書，就算沒有通達實務，也算高學歷的知識分子。

    國家草創(chuàng)，一切傷口都在愈合，一切制度仍在完善，其實根本沒必要這么急切，想一個人干完幾輩人的事兒。

    朱皇帝如果真的知道如何去做一個開國的皇帝，他就該明白自己的使命不是去包攬丞相和官員的活計，而是像西方的華盛頓一樣，確立好所有正確的制度。

    唯有制度可以維持國家運轉(zhuǎn)，唯有良好的制度可以讓這個國家永葆青春。

    “臣愚謂天下之趨于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fā)生，土脈微動，然后得以融釋。圣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后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非空言也。”

    天下慢慢大治是有如一個冰融化成水的過程，不是冬日的太陽暴曬一天就能達成的，需要陽氣慢慢地融釋——什么是一個國家的陽氣，不是皇權(quán)政令，而是禮儀教育，教育百姓開啟民智，才是讓國家走向強盛的根本辦法。

    張昭華讀到葉伯巨的這一片文字的時候，心中幾乎如同升騰起驚濤駭浪一般。

    這每字每句，全都是后世奉為圭臬、經(jīng)歷過無數(shù)實踐證明之后的得出來的真理，如果按他說的去治理國家，那盛世一定指日可待。

    原來每個時代，都有走在這個時代前面的人。

    但是很可惜，這個時代的先行者，卻死在了一片漆黑狹小的方寸之間，即使燕王靖難之后，人們才發(fā)現(xiàn)這個人的先知，但也只是嘆息兩聲，把他對這個時代的建言重新封錮起來。

    而張昭華也在穿來六年之后，第一次晚上輾轉(zhuǎn)反側(cè)難以入睡。

    她盯著漆黑的房頂，也是第一次想了一個問題。

    難道老天讓我回到明朝這個時代，就是為了旁觀一場，消費七噸米面之后掰著指頭說，我可是經(jīng)歷過洪武、建文、永樂和……接下來是什么年號什么帝王來著，她記不清了，但是她發(fā)覺到，這樣的自己，已經(jīng)和一個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沒什么區(qū)別了。

    她的心告訴她，她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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