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機械化程度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承包到戶的零散地塊,反而會成為制約農業規模化的枷鎖。
魏民生認為,適合于種地的地方,就盡量發展農業。
只有放開一切的制約,生產效能得到完全的釋放,農業從業者創造的社會價值才能真正的得到體現。
而不適合于耕作的地方,就沒有必要進行大規模種植。
種植成本的提高,既浪費人力,還有點得不償失。
如何讓合適的人到合適的崗位上工作,是華夏國基于完善的人口認證系統之上的任務發布平臺正在做的事情。
而如何讓不同的土地發揮出最大的社會效益,是南北物資流通的暢通無阻才能做到的事情。
雁門古道的關卡被全部打開,只是惠及到那些使用古道的商旅而已。
想要通過它來吸納更多的勞動力,還要輔以其它的方式。
在物資匱乏的時代,只有那些關系著人生存的物資,才會擁有足夠的吸引力。
而這些基本的生活物資對于華夏國來說,恰恰是最不缺少的東西。
國資部的決定很簡單,從樊城開始,沿著魏國的官道一路向北至雁門關外,用食物作為工作的報酬來招募普通百姓,免費給魏國修整官道。
在修整官道的過程中,除了人力不好處理的地段,以及那些以前道路較為險峻的地方使用了挖掘機之外,其它地方盡量的使用人力。
因為只有讓更多的百姓與華夏國的人一起參與到勞動之中,才能讓更多的普通百姓慢慢地加深對華夏國的了解。
官道的修整工程被分解成一段一段的小工程,然后通過任務發布平臺,由華夏國一些有實力的正式成員,對這些工程進行承包。
這些承包工程的正式成員,除了可以從轉包過程中獲得一定的收益之外,其招募的百姓成為華夏國成員的數量也會有一定的收入,因為這也是該任務內容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由于華夏國任務平臺并沒有設置入行先后的門檻,因此所有承包工程的華夏國正式成員都有一種天然的競爭關系。
對于一個覆蓋了整個華夏國成員的任務平臺來說,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和民間組織能夠壟斷某一個行業的所有任務。
在這樣的情況下,整條官道上的干活的百姓,都會對各自的勞務收益與周邊地段的收益進行比較,然后自由地向收益較高的地段進行流動。
而收益較高的地段在勞動力充足之后,超出平均水平的收益自然就會緩慢地回落。
在所有崗位充分公平自由競爭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達到勞動力合理配置的目的。
這些參加勞動的百姓,只需要完成指定的工作任務,就可以獲得對應的華夏錢,而華夏錢在魏國的購買力一直比較堅挺。
這種制作精美的華夏幣,除了可以在工地修建的臨時營地里換取糧食等生活物資外,還可以直接在魏國的其他地方進行流通,幾乎已經成為了魏國境內的硬通貨。
在勞作的休息時段,幾乎就成了那些華夏國成員講故事的時間。
華夏國成員用自己所能夠拿出來的一切新奇事物,向這些百姓展示著華夏國的富裕、公平、公正和自由,一些百姓也向他們的雇主訴說自己的遭遇。
在這個已經失去了秩序的時代,流寇橫行,為禍鄉鄰,這些普通百姓在沒有強大武力保障的情況下,鮮有沒有受到侵害的。
這些華夏國成員們通過這些普通百姓了解到的大量信息,匯總到國資部之后,官道周圍的流寇在第一時間就被列為了一種嚴重的安全隱患。
為了保障這條官道今后的流通安全,國資部立即作出了安排。
首先由光良測繪公司的工作人員,在華夏自衛隊成員的保護下,對官道兩邊五公里范圍內的地形采集了高清數字照片。
在獲得了清晰數字地圖的情況下,華夏自衛隊主動出擊,對官道附近占山為王的強盜進行了清剿。
對于這些華夏自衛隊的成員來說,在擁有制空權和巨大武器代差的情況下,這種程度的剿匪行動甚至比不上平時的訓練。
一批批的匪徒被抓獲之后,每一個匪徒首先被要求主動交待自己曾經做過什么傷天害理之事。
這些罪行被分門別類的統計之后,由計算機系統根據華夏國的法律確定出他應該受到的處罰。
凡是以前身上背負著人命的,就只能通過勞動改造來贖罪。
而勞動改造的年限,是根據其情節的惡劣程度來決定的。
罪大惡極的為無期,至少要改造到他七十歲,或者勞動改造時間達到了三十年,才有成為自由人的機會。
在這個平均壽命只有五十歲左右的時代,不出意外的話,他這輩子就只能在華夏國劃定的“監獄”里度過了。
一般情況的故意殺人罪刑期為二十年,雖然他獲得自由身的機率更大,但混到出來的時候,他的這一輩子也就過得差不多了。
那種過失致人死亡的,刑期只有十年,而且,他獲得自由之后,如果想要留在華夏國的話,還需要按照華夏國中位數工資水平的一成,每月扣出一部分工資投入到慈善基金,用于對那些登記在華夏國人口平臺之中受害者親屬的救助。
而所有這些勞動改造過程中所創造的社會價值,除去“監獄”的開銷外,剩余部分都會按照實際情況折算成華夏幣,全部投入到慈善基金,由國資部進行統一調度使用。
那些身上沒有背負人命的匪徒,會按照其行為危害性的大小,判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在這個缺少勞動力的時代,每一個人的力量都應該利用起來。
所以,華夏國對這些被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匪徒,采取的是緩期執行的政策。
國資部以一個月時間內一個普通百姓能夠創造的價值作為參考值,計算出這些匪徒在刑期內應該創造的價值,然后作為他們成為自由人的依據。
只要他們參加華夏國指定的工作任務,并且用自己的勞動所得繳夠了相當于刑期內應該創造的同等價值的慈善基金,他們就可以恢復普通百姓的身份,獲得與其他百姓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只有獲得了普通百姓的身份,他們才有進一步成為華夏國成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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