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個人寫文章的時候，都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可。[燃^文^書庫][].[].[cm]所以在我們的電腦屏幕前，或者是紙稿上好像總會有一個看不見的人與我們對話。

    我們希望什么樣的人來看我們的文章呢？大概最好是那些能得到自己認可的讀者，兒童、文盲、甚或“群眾”大抵都不在我們的言說范圍內，與他們說話很少能有效益，也不值得我們腦酣耳熱大費周章。曾有人說，每個作家都是一個自卑與自負的結合體，書未付梓時謄改再三，仿佛每一處都有不妥，真要是到了成名以后，又演講又開會，討論寫作心得仿佛每一處都見出好來。

    《達爾文1859》是一本少兒讀物，開篇的序言很有意思。江曉原說，有些大人覺得大人之間才可以講真話，大人對小孩還是要講假話。的確，這在我們絕大多數人眼中是習以為常的熟情。這里隱藏著這樣的邏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要根據雙方之間在信息位置、話語能力的不同而有所控制。這種控制，就是通過語言能力對言說實施宰制，本質上就是政治。我是宣傳部，你是群眾，新聞稿是我來發的，我就要控制，把新聞稿改成我喜歡的樣子，但是在黨委會內部，我們可以發內參，可以講真話。這就是放大版的大人對小孩講假話。因為你想，大人和小孩的差別實際上就是信息和言說能力的差別。這種差別同樣存在于大人們中間。既然總會有“強”的大人，就會有“弱”的大人，“強”的大人控制言說就是合理。這樣的觀點在邏輯上與大人對小孩講假話完全一致。

    我們對這種語言的政治實在太熟悉了。但凡向別人夸耀自己的文章好，扯虎皮拉大旗是必須為之的。“諾，你看看”八成討不了好，要是換成“某某某覺得好”立刻就不同了。這種政治還往往表現在對文本的各種刪節、修改、斷章取義上，為尊者諱就是中國古代修訂文字的一大傳統，領導和老爸在文章里連名字也是提不得的。

    但凡歷史書，都要刪減大量的文案，僅留下幾句話，把重點放在重要人士的爭鋒相斗上。歷史意識就是對政治化后文本的天生懷疑。通過歷史的手法，把那些文本歷史去文本化，去政治化，才能把真正的筋骨露出來。可是在任何一個歷史上的當代，所有的政治都會被文本化，所有的文本都會被政治化，你只看得見字，看不見人，看不透字里行間的來龍去脈。但你渾然不覺，引以為真，將“大人”對自己說的假話視作事實，卻又只能在真正的事實前碰得頭破血流。

    作為原始文本的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具有歷史真實的，但是作為我們印象中的物種起源、進化論和達爾文卻僅僅具有政治真實。

    比如說，我們一想起進化論是不是本能的就和反猶主義聯系在一起呢？所有近代的第三世界崛起的民族主義語境是不是都立刻能找到達爾文這一根源呢？但其實未必是，在達爾文的原始敘述中，所有上一級物種的后代隨機獲得遺傳學特性，各種遺傳學特性面臨自然環境的篩選，部分屬性會因為其自身的優勢而凸顯出來，當這種突出部和原物種之間的中間層越來越窄之后，新的物種就會誕生。在這個過程中，參與選擇的絕不是集體的物種，或者是物種中的類，它首先是個體的適性在普遍參與后于無秩序中產生有秩序的過程。這分明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觀點，而眾所周知自由主義和強調制度理性的國家集權理論水火不容。同一種學說在不同的視野下發生了怪異的裂變。

    當代著名東方學學者薩義德曾說，人總有一種站隊的趨勢。此時與他同時代的學者們正扛著文化研究、新左派、新右派等等大旗，忙著攻城略地劃分勢力。現在想來，學者自己將自己劃入某個陣營，倒也好過了他人的涂抹。問題在于，為什么種種政治力量總要尋找新的依附，拿包裝后的真實作為自己的武器？是不是政治終于還是要在真實面前甘拜下風？

    《達爾文1859》是一本小書，卻不妨大讀，它不急于給你說出某個事實，而是幫助你在歷史的種種誤讀中縷析出一些流變的線索。淺白的文字背后，包含著自然科學史，自然哲學的深厚功底。這正是一本我們努力為自己孩子找尋的好書。

    這是網名“有先生”推薦的書，“有先生”還說：書寫得真不錯，不過后半本理論分析的部分小孩子不一定能看得懂。呵呵，也想做小孩子有時間看看這本書呢，會增長很多知識，也推薦給你噢。

    把如珍珠般純潔的友情糖果，一顆一顆的疊起來，送給你，讓長長久久的友誼把彼此像糖果一樣永遠緊緊靠在一起。新的一周順順利利、快快樂樂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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