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山區出生的人，如果在異鄉，看到山，就會找到些許回家的感覺。這是呆在重慶，比較自在的原因吧。

    除了川牌所蘊含的周易陰陽的道理外，我還對山區風水的判斷，產生了興趣，也背著背包，走了一些地方。

    從傳統風水學的基本框架來看，風水最典型的位置，應該是山與水交接，但仍然不失敞亮的地方。

    明清時期在北京四周的陵墓，大約就是遵循著這個原則。有山有水，并且總體視野比較寬闊。但在陜西，古代長安咸陽，也按風水學原則，埋葬了許多帝王。他們對風水的塑造和講究，是另一種辦法。

    關中平原是沒有多少大山的。但驪山卻是個獨特的存在，離長安近，并且它確實是山，也有水，于是，秦始皇就葬在那里。當然，扶風縣還有嶠山，那更是風水學的典范了。

    嶠山如太極圖的水系，讓陵墓本身處于陰陽魚的重心點，這本身就是太極思想的極致體現。驪山下有溫泉，也算有山有水，更重要的是，它直接面向關中平原，視野開闊敞亮，體現出磅礴的氣勢，這更是那個時代，帝王精神的體現。

    在沒有山的地方建陵，怎么辦？就筑陵為山，造一座山起來，沒有水怎么辦，就挖渠引水，造出水的形狀。唐高宗與武則天的陵墓，就是這樣的。當然，漢唐時期許多帝王陵墓，都是按這個規則來進行。

    按理論，有山有水就是好地方，那么，重慶這地方，山不可謂不大，水不可謂不深，怎么沒產生多少帝王呢？

    格局是否敞亮，視野是否開闊，估計是最主要的原因。山雖然大而有勢有脈，但是被群山所包圍，就缺乏視野了。水雖然有力有源，但是過于洶涌，存不住財氣。

    比如安徽、湖南等地，也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就出現了許多偉大的人物，雖然他的山比較小，水也不大，但是視野亮堂，所以格局就大。

    山水決定基礎條件，格局決定奮斗目標。再好的條件，沒有奮斗目標，也是不能成大事的。

    四川不是沒有出現偉大的人物，重慶也有。比如劉帥、聶帥，但他們成就事業的原因，就因為從小就離開了這里，進入到廣大的中原地帶，甚至進入到世界舞臺，格局大了。

    四川的有鄧、朱、陳等。從歷史上看，偉大人物眾多，比如李白、蘇軾等，但他們成功的關鍵，都是因為沖出大山的束縛，來到外面的世界，才成就的。本土生長的人才，如果不出去，就把好肉爛在鍋里了。

    如果非要從風水角度理解，也是有痕跡可循的。即使在重慶，劉帥的家都是在半山腰以上居住的，那里視野開闊些。這些人的故居，大多在視野開闊的地方，要么在山上，要么面對著大平壩，氣勢敞亮，才生長得出大氣的人。

    只要沖出巴山的束縛，就可以名揚天下。司馬相如，如果不是到京城，那么，始終與卓文君在成都賣酒，大不了做個富翁，是無法名揚青史的。天下文人出四川，這句話的關鍵在一個字“出”。

    在小地方格局小，并不是你不聰明。你即使有通天的本事，如果拘泥于當地小環境，也只能跟別人進行低水平重復競爭，搞些婆婆媽媽的事情。

    山是如此復雜眾多，各自形成自己的小環境，很難建立大一統的思維。我們原來老家，是有廣播的。農村廣播，每個院子都有。大概是宣傳政策和鄉村廣播的性質，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收聽當地的天氣預報。

    但是，那天氣預報，縣氣象站的，連本縣明天的氣象都播不準。我中學時，問過地理老師，地理老師的解釋是：山區小氣候。

    我很快就明白了，只隔一條五十米寬的河，河這邊下雨那邊天晴，怎么算得準？這座山攏住了一片云，風雨不斷。那座山下，卻晴天麗日，熱得出汗。怎么判斷？可以這樣說，每一座山每一條河都算是地理分界線，怎么確定大氣候？

    況且，一座大的山脈，分主脈和支脈，而重慶山區，卻是大巴山的支脈，被亂七八糟的水系，分割得七零八落，根本連不上脈。秦嶺雖然以太白山為主峰，但終南山才是主脈之所在。主脈線條，從衛星地圖上看，是連綿清晰的，所以它具備中華龍脈的條件。

    而這里的山，水與路與橋，分割連接狀況復雜，長脈斷裂的情況，很是干擾風水師的判斷。

    這里的水也很麻煩。一般而言，水在風水學中，代表兩種意義，一是財富，但這里聚不了財，因為水流的落差太大，造成流速太急，沉不住氣。另一方面，因山勢復雜而造成水系轉折太多，分割了線路。

    還有一個意義，是龍出發的地方。龍長于山，它出山的線路是從山腳的水中出發的。水深且穩，就有潛龍騰淵的氣質。

    最可怕的是，這里的水，有許多淺灘，這就不利于龍的出發了。龍游淺灘遭蝦戲，這句話就是說的這種情況。即使是這里最大的水系，長江，也有許多險灘，這就不利于龍了。

    所以，在這里，不僅要防止因山勢脈斷而造成的龍無法生長，還要防止因水中淺灘造成龍無法出淵。找這里的風水，得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找一個與大巴山主脈相連且沒有斷點的山，不得面臨一個沒有多少淺灘的水，并且地方要在半山腰以上，或者面對一個平壩，視野開闊。要滿足這樣條件的地方并不多。

    更麻煩的是，古代沒有衛星或者航拍手段，光靠風水師在群山中憑肉眼觀察，是很難判斷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何況，此山如此之多，你怎么看得清。

    以上僅是從外面來看風水。但是，風水與地下的情況也聯系緊密，尤其是墳墓的風水，與地下情況高度相關。

    這里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巖在長期的水流作用下，形成了許多巨大的地下水系和溶洞，有的山幾乎被溶洞掏空，這在地面上是發現不了的。當然，重慶還有許多天坑，也很著名。如果不幸在天坑邊上居住和葬墳，簡直與地獄僅一步之遙。因為，在風水上，天坑不如叫地坑，是離地獄最近的地方，絕對不是好地。

    并且，在重慶，還因為抗日，人為挖了許多防空洞，更是重新改造了山水。這東西，如果從戰爭來看，倒是有必要，如果從風水來看，更增加了判斷的難度。

    那么山區風水，除了要按這些標準還尋找的話，還有什么難度呢？

    最大難度，在氣候。這里是一個四季不太分明的地方，山區小氣候決定了它的氣候規律不像中原地區那樣規整。如果按黃歷來推算，是不可能推算出當地的吉日的。

    在風水中，選擇日子也是很重要的環節。一般來說，要根據官方歷法來確定吉兇。農歷產生于農業社會，適應于經濟生產方式，其歷法是國家最重要的大事。新王朝建立，就得重新修訂歷法。如果說，官方對研究風水最權威的部門，古代就有欽天監這樣的部門。

    漢代后，太史與太卜兩官合一，也是掌管歷法天文與地理風水的機構。相當有傳承和講究。但這些傳承和講究，是根據中原地區的氣候變化，以及天文運行對中原地區的影響來看的。這一套規律，在山區，就有所變化。

    比如我們通常知道的二十四節氣，就與氣候有關，并且是風水判斷的基礎。風水是因氣候而輪流轉動的，那么，確定日子，必須根據節氣變化來確定。

    但官方歷書上的節氣，主要依據的是中原氣候。而到了重慶山區，就得調整。最要命的是，調整的節奏還不同。比如河谷地區，大致上與中原地區節氣相同，但半山城就不同了，山頂，又有所不同。

    以四絕日為例，在古代，認為立春、立冬、立秋、立夏的前一天，為四絕日。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立春，春屬木，它的前一天，就是冬走到盡頭了。冬屬水，也就是這一天為水絕日。同理，立冬前一天為秋結束，秋屬金，是金絕日。立夏前一天，為木絕日。立秋前一天，為夏結束，為火絕日。

    凡遇到絕日，則表明五行缺項，做事是不宜的。因為五行不和，則難生。只有一種事例外，就是工作交接。新官上任和老官離任，絕日不妨。

    以四離日為例，如果說四絕是四季之終，則四離為四季之始，它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四天的前一天。這四天，也屬于諸事不離。

    這種季節劃分，在中原地區可以精確到日子甚至時辰，但在重慶山區，就無法按這樣來套的。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更何況，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也就是說，不要說按經緯度來計算，各鄉村的季節變化時點不同。就是按高度來說，在一座山上，季節變幻的節奏也是不一樣的。

    時間和地點兩維圖像所產生的推理結論，根本無法適應這山區的三維地形，在判斷時機上，產生了巨大的困難。這就是，重慶山區陰陽師難當的重要原因。

    氣候多變，計劃跟不上變化，所以，人就沒有長遠打算，過一天算一天，反正不知道明天是天晴還是下雨。或許，這就是巴山人的缺點吧。但這缺點之中，又隱含著優點，就是抓緊時間，趕快把能夠做的事情做完。勤勞，是真的。格局就不可能大了，因為長遠的東西變數太多，不想那些，干就是了。

    只問耕耘不問收獲，也許是合理的。

    還有一個優點，就是不怨天尤人，天意難測，從氣候上就可以看出來。所以，平靜地接受上天的安排，只作人事上的努力。所以，四川人，特別是重慶人，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因為他們知道，天命不可測，而人只要努力和勇氣到位了，就是英雄了。

    這種悲劇色彩，是很可以出戲劇和偉大藝術的。但是在重慶，偉大的藝術即使產生了，也沒人欣賞那些大部頭，人們沒時間。時間、氣候和地域上的碎片化，讓人們只能在即時性的幽默上，產生藝術作品。

    所以，這里的人，說話是講究幽默的，幽默是臨時創造的。這有點像相聲中的現掛，是很考驗人們的聰明的。瘋狂的石頭中，開關的臺詞就會讓人會心一笑：“狗日的，高科技，無人駕駛。”

    這種笑話，在每個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口中，都會聽到。

    碎片化的環境，要展開宏大敘事，必須有一條不受環境影響的主線。這條主線，重慶人，選擇了感情。重慶人的感情，如同奔騰的江水，是很濃烈刺激的。

    他們的食物很刺激，調料用得夸張。他們不怕什么禁忌，因為禁忌了也無法保證平安，反正，天氣總在變化。他們的語言很刺激，最常用的藝術手法，就是夸張。

    當自身命運很大程度受環境的突然改變，讓人沒有主動權的時候，人們就喜歡把日常的生活與天聯系起來，讓小事變得高大上。比如我們說一個人，破壞性很強的皮孩子，北方人只說這人淘氣，或者說這人皮。但重慶人的說法就很巨型：天棒！

    把零碎的東西羅列，并無邏輯，造成一種荒誕的聯系，也是笑話的來源。比如，有走江湖賣跌打藥或者神藥的，這種人在全國都有。

    在武漢，同樣的碼頭城市，他要吹的是這個藥對哪個病如何神奇，或者說自己以前得了某病，到處無法醫治，得了這個藥，才治好的。中心思想穩定，就是有特效的意思。講故事也罷，說效果也罷，反正有思路有脈絡，大家也好理解。他們的套路是，擺事實講道理，讓你不得不信。

    但重慶的跑江湖的人，就不這么說。他所展示的是一網打盡的全面性。羅列大理不相干的東西，你雖然聽起來像假的，但在氣勢上，你又有點愿意相信。說到激動處，聲淚俱下，讓你不忍心不相信。

    他說藥效時：“我這個藥，專治跌打損傷、五谷癆傷、風濕麻木腳轉筋，頭昏腦花眼睛脹。頭上生雞眼、腳底長膿瘡，傷風三日皮膚癢。”你聽聽，這是專治嗎？萬金油也沒它厲害。

    要說用法時：“我這個藥，不酒泡酒無酒泡尿，無酒無尿可以干嚼。”這基本上是只要進嘴就行。況且泡尿連進嘴都難。觀眾一聽笑了，沖他的幽默勁和賣力的表演，不給點收看費都不忍心。

    要說價錢：“我今天不是來賺錢的，各位師傅大爺，初次來到這大碼頭，我這里有禮了。俗話說，兄弟藥好不好不要緊，伸手不打送禮人。我先給的人，權當是送禮，不賺錢，只要你給我揚名。當然，有大財主有大善人，可憐兄弟風吹日曬，要給兩個稀飯錢，我也在這里作揖問安，拜你老人家。祝你老人家一帆風順、四季發財、五谷豐登。”

    凡此種種，你不是在買藥，你是在買同情買恭維買娛樂買那一種高興勁。重慶人實在，凡有幾個過路的，無聊的或者身上有點閑錢的，總得打發幾個。這個是以賣藥為引子，完全是小品演出，收的是個藝術錢。

    每個人都需要藝術，只要他吃飽了。但巴山人對藝術的要求是，必須簡短，沒長時間欣賞。短短的時間里，你必須催淚或者逗笑，要不然，沒人有功夫細看。這如同春節聯歡晚會的語言類節目，100秒內觀眾沒有大笑，這節目恐怕是上不了臺。

    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感情也是第一位的。四川的袍哥多，而巴山的袍哥，更是混入了每個地方的生活。袍哥人家，絕不拉稀擺帶。人與人交往，講究的是個情義。

    大家對積累財富之事，大多不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一是因為，在這惡劣的環境中，也就是說作為農耕社會比較難以耕作的地方，積累財富的難度太大，所以大部分人不抱理想。第二是因為，在這氣候地理人事巨大變化和碎片化的地方，財富也容易流逝，況且碎片化，導致土地和資本的兼并很困難，始終在經營上，屬于小塊積累小本經營小打小鬧的階段。

    這種情況，有古代有點像小農經濟，在現代，有點像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都沒有發展到中原地區劇烈兼并的狀態，也沒發展到壟斷資本一統天下的狀態。

    這種自由競爭的狀態，除了因為貧困外，更重要的是碎片化的原因。它使人們在經濟上的等級制度并不明顯，所以社會上的等級制度也就不厲害。人與人相對平等的狀態，在這樣的環境，是可以產生和延續的。

    正因為人與人交往的大致平等性，導致規則的一致性。講義氣講感情，就成了大家公認的傳續下來的交往規則。

    在中原地區，人與人交往的規則是“禮”，但這種規則是沒有多少一致性的。因為對象不同，所給予的禮的等級也是不同的。原因很好理解，中原地區與中央政府近，等級管轄是嚴格的，所以規則也就分等級了。更重要的是，在幾千年的朝代變換中，雖然屢有王朝更迭，但經濟地位總是少部分人兼并著大部分人的財富，造成了世代貴族和世代貧民，唯有科舉一途，可供少數人擺脫階級圈層。

    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孔子當年制訂禮時，是參照周朝的規則制訂的。周朝是典型的奴隸制社會，等級相當分明，禮分對象等級而差別極大。好處是，社會管理有秩序有階梯有規范，便于國家管理和人與人之間各安其位。壞處是束縛人的階層上下流動，抹殺了社會積極向上的創造力。

    還有一個壞處，就是在很多時候，變得與感情和基本人性相背離，讓人很不舒服，生硬地剝奪了幸福感。

    比如孔子最喜歡的學生顏回去世了，他箕坐于臺階上，已經有因感情迸發而失禮的先兆，學生們以為，老師要做一個真性情的可愛的老頭時，老頭卻因禮制的束縛，把自己搞得很痛苦，把學生搞得很尷尬。

    學生們在給顏回辦喪事時，請求借孔子的車一用，孔子雖然感情上非常想借，但他以禮制的理由拒絕了，因為顏回不夠級別。

    重慶人遇到這種事，就不這樣考慮。只要感情到了，穿一條褲子都行，車子算什么？

    巴山人生活已經夠苦的了，為什么在感情上還要虧待自己？誰知道明天下不下暴雨？今天天晴，就讓我們歡暢一回吧。

    有酒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好就是好，喜歡就是喜歡。壞就是壞，討厭就是討厭。老天爺已經壓抑我們好久了，現在就不要壓抑自己了。莫做那一本正經的樣子，裝什么裝？

    不要跟我說大道理，我沒見過也聽不懂，更不喜歡，好像你要做什么大事似的。你只說，現在要得不要得，巴適不巴適，就行了。

    這種及時行樂的思想，與命運的不確定性有關。

    李白就是這種思想。“況人生若夢，為歡幾何？”他還寫到：“主人何須言少錢，徑須沽酒對君酌。五花馬、千斤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樂同銷萬古愁。”

    在四川還有一個蘇軾，他也是及時行樂派。但他的行樂更高一個層次，那就是最艱苦的地方，仍然可以找到快樂，只要你有行樂之心，只要你沒死，那我就要娛樂致死。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為什么這么瀟灑？因為在四川人看來，只要人活著，就沒有什么困難。

    困苦，又不是沒見過。蜀道難吧？李白還不是仰天大笑出門去？命運是老天爺安排，快樂是自己體會。

    何況，你給我帶來了快樂，比送禮還好，這就叫：人對了，啥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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