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的讀書狀態,與原來明顯不同。在學校是為了考試,在董先生處是為了學習知識,在北京聽講座是在尋找答案,而今天,純屬消遣,習慣了看書這種消遣方式,就是沒目的的讀書了。沒目的,就讀得雜;為消遣,就很輕松。
在讀南先生的書時,有時也覺得他引用的書籍和知識來源太多了,也太雜了。估計年輕的時候,也是沒目的讀書,才有今天的風格吧。
他提到多次古代禪門的一本書《禪林寶訓》,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是打坐的,劉大哥也講了一些有關禪坐的常識,我何不也來看看?況且,我打坐水平連妍子都趕不上,佛經也看不太懂,看些花邊新聞總可以吧?
在溫州有一家書店,我經常路過,也去瞄一眼。我對書市的認識,也是從觀察這家書店開始的。
民營書店一般賣些暢銷書。最多的針對學生的教材及輔導資料,還有各類習題、真題,這是為中國讀書最刻苦的人準備的,是剛性需求。有人開玩笑,說一個人知識最豐富的時代是高中時代,這有點諷刺高考的意思。其實,我有時也覺得,高考與古代的科舉有相類似的地方。“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話,人人都這樣,誰也別笑誰。雖然死板,甚至埋沒了很多創新型的天才。但是,如果沒有高考呢?李茅或許還在鄉間教書,繼承父親的事業;小蘇永遠追不上思遠的步伐了,估計還在賣早點。高考有科舉的弊端,況且,許多學生高考過后,再也不看中學的書了,也許這些知識今后用得也少了。但是,就能抹殺它的作用嗎?我認為,它至少有兩樣作用。第一,它把知識作為上升的階梯,把苦讀作為上升的手段,這是從根本上肯定知識的力量和勤奮的價值,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傳承,所謂勤勞與智慧的民族特性,就是在這種制度下得以延續的。第二,它的公平性。不管你家庭如何、背景如何,都給你公平機會,考試的題目是一樣的,也杜絕了其它操作的空間,就是二娃這種貧困山區出來的窮人,也可以通過高考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個公平性,是中華民族一切道德最根本的基礎,是我們社會價值觀的最大來源。如果沒有這種制度,下層民眾怎么上升?社會階層的嚴重固化,只會帶來革命。
其次是大量消遣性書籍,如《讀者》、《故事會》等,現在,許多人在這里面加入了心靈雞湯,這是普通人的心理安慰劑。但現在有一個不好的現象,就是言必稱歐美。我承認,歐美是比中國發達。但《讀者》之流,似乎要把歐美打扮成西方極樂世界,讓人們充滿美好的想像,仿佛那是我們學習的終點,是我們最值得向往的地方。我雖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護者,但也自認為看過幾本外國書。如果西方那么好,妍子為什么要回來?它的文學作品中還充滿著那么多矛盾?如果普通人拿來安慰自己的弱小,可以理解。但有文人吹捧西方,導致盲目信仰西方,這就是迷信。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還是問問那些到西方生活過的人,妍子就不撒謊,當然她也不寫書。我發現,這些二流甚至是三流文人寫的西方,還真是不講邏輯。用特例來證明普遍性的道理,完全沒有概率的科學精神。甚至他所說的特例都是自己假想的。有的不是假想,也是斷章取義,抽離了實際故事發生的背景,片面地勾引出他的結論,這有點故意使壞了。比如描寫對房子的理解,他舉例子是一個中國老太太和一個美國老太太的故事,來說明中國人的價值取向不正確。說一個中國老太太退休碰到一個美國老太太,中國老太太說:“終于成功了,我終于給我兒子掙到一套房子了。”美國老太太說到:“我沒有買房子,但我這一生游歷了世界,你看,這些世界各地,我瀏覽過的,照片。”他這個故事,用來安慰那些被房貸壓迫的人,確實有心理疏導的作用,但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不現實的。中國人注重家庭,沒房子,家何在?中國人注重親情,本來祖上沒錢,好不容易實現了財產的代際繼承,這正是一個母親對兒子愛的體現。中國人都有社會保險嗎?中國人都領養老金嗎?中國人的退休工資可以支撐世界游嗎?更重要的是,如果現在不買房,今后房子可能更貴,這個損失,作者是不負責任的。況且,這個故事本身,我估計都是他瞎編的,沒有可信度。即使這個故事有真實性,一件事能說明整個社會問題嗎?孤證不立,有沒有科學精神?當然,中國大部分寫這些東西的人,根本沒有科學素養,他們本身也是想賺點小錢而已。
還有一類書比較顯眼,就是所謂的成功學書籍。簡直搞笑,作者你成功了嗎?如果真成功了,寫這書賣錢,既無學術價值、又不能開拓眼界,讀者也是瞎,相信這些跑江湖的人,自己沒成功,還教別人成功。況且,每一個人的成功,都是特殊際遇的產物,是不可復制的。有時間看這書想找成功的竅門,不如像二牛那樣開個手機店。
當然,書店也不是完全沒有好書。有一些經典讀物,用來新房裝點門面也好,偶爾自己看一看也好,總算是開卷有益。有一些工具書,這是必不可少的。還有一些科普類、技術類的書籍,這就非常有用了。當然,滿足藝術學習和愛好的書籍,也是對的。所有藝術,都有神性,故能陶冶情操。
關于自己喜歡的文史哲之類的書籍,值得我買的書其實很少了。除了偶爾一期的《讀書》雜志外,幾乎沒有多少書有讓我掏錢的欲望,雖然我并不是舍不得,我并不是沒有錢。
今天,我又去打轉,眼前一亮,在那個角落,散亂的書堆,我發現了這本《禪林寶訓》,是民族出版社的正規版本,如獲至寶:又有精神糧食了。
一般我看書,沒那么正規,大概先看看序言,大體上知道它說的是什么,再看看目錄,知道框架。最后從目錄的標題中挑出有意思的章節,細看。這樣隨意性比較大,這許這本書看了幾遍,有的章節也沒翻過。但就這樣,我是為快東而來,根本不需要整本翻完。“書非借不能讀也”,是袁枚說的吧?這個享受榮華富貴的老頭,后來的奢華是彌補你貧窮的童年?不要騙我,老頭,我曉得你買下了大觀園。
這是一本南宋時代編成的書,那個時代,讀過歷史的都知道,中華文化到了動蕩散亂的境地,必須要正本清源。“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就是在最危險的時刻,出現了文化上保留精華的偉大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本書價值巨大。
看了目錄,從中間翻起,我對一個叫“雪堂道行禪師”的事跡產生了興趣,沒其它原因,主要是他的名字好聽,有一種高風亮節的感覺。
雪堂道行得法于佛眼遠禪師,南岳下十五世。而此書的編者大慧杲禪師,也是南岳下十五世,他們時間相近,輩分相同,所以故事可信度比較高。
雪堂和尚住持薦福寺時,因為自己年紀太大,就想辭職。當時這些寺廟主持屬于事業編制,要辭職,得推薦繼任者,報請郡守同意才行。有點類似于今天大學校長,雖管學術,但也由政府任命。但在選接班人的時候,就犯了難了。這人必須佛法精深、管理能力強。這不僅僅是個人修為問題,而且事關上百和尚及佛事的管理,也屬于公共管理的范疇。
估計他考察了好多個人,沒有定奪。有一天,一個外地來的學僧,雪堂問他從什么地方來,他說他從福州來。雪堂又問:“沿途遇到好的長老嗎?”這是要擴大考察范圍,了解其它長老的群眾談話了。學僧說:“我過信州時,博山悟本和尚我雖然沒有拜見他,但知道他是個好長老。”
“你怎么知道的呢?”
學僧說:“通過六件事,我就知道他是個好長老。第一,進入寺院的道路開闊平整;第二廊廡完備;第三殿堂香燈不絕;第四鐘鼓分明;第五粥飯清潔;第六他寺內僧人待人有禮。”
雪堂笑到:“這個悟本果然是個好長老,你也是慧眼神人才。”于是向官府推薦悟本為薦福寺住持,得到了批準。
這說明什么呢?說明了當時天下的和尚雖然很多,但具有管理才能的人很稀缺。雪堂需要的接班人,是能夠對大寺院進行正規管理教育的人才。由此反向推測,當時,中國佛教界的紀律是松弛的。當然,這也反映了南宋時期國家管理混亂的現狀。
得到這樣的結論,我覺得自己仿佛離南宋的歷史更進了一步,有點自鳴得意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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