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7．從官商到商官
其實想想就明白，蘭世立自己都承認自己和袁善臘父子之間存在權錢交換的關系；而吳英身為一個根基并不深厚的青年女子，卻能在能人俯拾皆是的東陽穩穩當當搞起民間集資、實體經營的大當家，并一度成為聲名顯赫的風云人物，自然少不了權力和上層的關照。其實，幾乎每個能夠黑白通吃的商人背后，都或多或少的有著各級官員的身影，從中央到地方都有。
中國靠什么贏得了過去30多年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說的是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制度模仿、資源投入和貨幣擴張，根本沒什么新意的，所以才會不聲不響的把那個所謂的中國模式收起來；然而到了聲稱祖國富強、東方崛起的時候，也才無不尷尬的發現，那些資源因素如果不是消耗殆盡就是貨幣擴張幾乎走到盡頭，于是才會有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轉型一說，才會有重新審視30多年的得與失的冷靜審視。
現在的問題不僅僅是高喊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也不僅僅是號召繼續發揚優良傳統所能解決的，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向何處轉？怎么轉？這就需要政治體制首先做出必要的修正，當然不是什么所謂大部委的合并，那不過就是瞎折騰，鐵道部變成總公司就是漲價的信號；當然也不是什么充滿**的憧憬，而是實實在在的方向性、路線性的大事，而改變經濟環境、制定制度和提升技術都是經濟轉型其中的部分，但最關鍵的還是要改變目前接近顛倒的官商關系。
不過。在中國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商人從來就沒有真正獨立自主過。即使在距離現代社會最近的明清時代，無論是徽州鹽商，還是山西票商，都離不開對官權的依賴。士農工商的順序如磐石般穩固，以至于不僅僅是學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也曾被認為是公理。官商關系原本就是剪不斷、理還亂的棘手問題，我國古代一方面歧視商賈，另一方面又貪圖商人的錢財，搞出了紅*商人、買辦商人這樣的官商，以及和捐班那樣的商官。
無獨有偶，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聲稱的就是要打破政府引領經濟發展的傳統模式，一時間，官員紛紛下海、學者紛紛創業和關停并轉、引進外資被視為時髦之舉和個人能力的體現，社會價值觀由此煥然一新，道德標準也由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句"一切向錢看"可以代表一切，而"不管白貓黑貓，**老鼠都是好貓"的言論更是喊得震天響。
**本世紀頭一個十年以后，大家突然發現經濟走進了死胡同，一時間，由原來的國退民進改為國進民退，重新揮舞行政管理的大棒，尤其在樓市調控上更是如此；于是，各路商人紛紛從政，從村鎮到中央全都如此，以至于召開兩會的時候，有不少媒體發現，中國的立法機構如今成了全世界富翁聚集最多的地方，官商關系到了**的**關系。相敬如賓僅僅是一種美好的愿望，而勾肩搭背才是現實的真實寫照。
過了30多年以后再來談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歷史的輪回反復的確頗具諷刺意味；站在十字路口再來談官商關系似乎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因為這么多年的經驗教訓很殘酷的說明了，不正常的官商關系既敗壞了官場、商場的風氣，也制造出諸多社會隱患和社會不公；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誕生就如同動輒會引爆的定時炸彈似的，時不時的就會引來廣泛關注和爭議，甚至是社會不安，那就是最可怕的。
男人**和女人做那種皮肉生意，雖然有傷風化，但畢竟還是個人行為，而官員與商人利用手中的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進行交換，就不光是個人的事情，而是社會的弊病了。
那種原有的、已經延續了幾千年、只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才不見蹤影的官員與商人的不正常關系隨著改革開放的**卷土重來，不過在最初的時候還是延續著商人為官員提供升官晉級所需的金錢支持，官員為商人提供賺錢的機會這樣一種模式，在日本不斷**的政治獻金丑聞中也可以看出其中的機關，也就是說，官員在商人的金錢支持下，官職會越來越高；而商人在官員的扶持下，錢也會越賺越多，這是一種所謂的良性循環。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為中國至今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國家，有著宏觀調控和政策指令，那個被指責成小國務院的發改委就是遭到強烈反對但就是不撤除就是最好的證明。其實，在現在這樣行政干預強烈的背景下商人要憑自己的能力賺錢是很難的，因為一些官員想要中飽私囊必然要用手中的權利，一個準生證就得蓋40個章就是一例；而與此同時，國家又缺少相關的法律制度去進行制約，人大甚至把立法權下放，這就更加強了官商勾結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他們才能各取所需。
不過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升級調整的節奏，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官員與商人之間又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特點，官商聯姻就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一項最新報告顯示，一些商人越來越渴望更多地參與國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當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的參政的主要動因是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身份當成一*"紅帽子"，企圖給自己的企業經營或其他社會活動涂上一層保護色，從而踏上為官之路。
這樣的情況在舊中國很常見，康乾盛世就開始有了捐官的制度，就有了紅*商人胡雪巖，買辦商人盛宣懷之類的官商的出現，到了民國的時候就多如牛毛了，建國以后，槍斃了官商勾結的官員，對商人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官商恢復到一個正常秩序上面。即便是改革開放之初，不過也就是官員提供保護，商人提供金錢的交換而已，官商聯姻卻是時代發展、社會需要的一種新生事物的嘗試。
官商聯姻的原因除了原有的商人有錢、官員有權，雙方實行優勢互補以外，商人不滿足被保護和**縱的角色，而希望通過金錢的**獲得官場的允許，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參政議政，目的不單單是為了是獲得權力的庇護，享有法外特權，受到官員的特別關照，更重要的是還希望享有自己的話語權，在路線的制定、政策的出臺的時候能夠表達自己的訴求和愿望，代表自己這個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當年那個調控樓市的"國六條"的出臺最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官員涉足商場，目的是以權換錢；商人涉足官場，目的是以錢換權，二者的關系是一種利益關系、金錢關系，交換關系，其實質就是權錢交易。官商聯姻是一種畸形的婚姻，是非法的、可恥的、見不得陽光的。官員像**、商人像**，他們之間根本毫無感情，自然也沒有婚姻、愛情、責任可言，他們之間有的只是***和那種杯水主義關系，骯臟得很。
從市場經濟來說，官商關系也就是一種供需關系，一個手上有著經濟資源，一個手上有著政治資源。權利和金錢相依相存，中國的官場和商場本來就是融會貫通的，有市場就會有需求，有需求就會產生交易，有交易就會有腐敗，有腐敗就會有社會不公，這是一條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社會規律。所以有人說，中國缺三類人：有公信力的官員、有信義的商人、懂規律的學者；同時有三類人嚴重富余：貪財**的官員、急功近利的商人、弄虛作假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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