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1．壓力山大
如今的世界各國都奉行大社會小政府的理念，可是在我國隨著政府力量的加強、各種管理機構的日益龐大，各級部門的互相重疊，公務員隊伍的逐年增加，財政支出的水漲船高，就使得當年所說的精兵簡政、簡政放權成了一句空話，就使得那些窗口單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成為尋常，就使得"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現象日漸突出。
如今都說開公司、辦企業方便簡單，只要有地點、有人，甚至可以零資產就辦一個。其實那就是一種宣傳口徑，真正去辦的話，除了工商、還有稅務；不僅有國稅，還有地稅；不僅有派出所管治安、社區管**、城管管秩序，還有環保、衛生、文化、醫藥、物價、食品、質檢，等等，等等，家家都有自己的監管部門，除了市縣鎮三級政府，還有街道和網格管理，還有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機構會不知道什么時候會冒出來。想想也是，有人說，在中國要想結婚生孩子，光是結婚證、生育證就得蓋章簽字40多個；在中國，想要蓋棟樓，審核批準的蓋章簽字可以高達數百個，所以，想簡單方便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
不過，越來越多的經濟領域似乎都像全民開放了，這也屬于深化改革的一部分，也是一種積極開放的姿態，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的一篇報告指出：2013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而那一項"公共財政收入"僅僅是衡量"宏觀稅負"各項指標中口徑最小的一個。那個報告顯示，90%以上的稅收收入來自企業，這意味著我國已成為當之無愧的高稅負國家，也意味著國人的稅負痛苦指數進一步飆升。
那份報告的各種數據更是指出了政府支出的比重占GDP的比重已經突破了35%，而政府支出中，各項投資和建設性支出占到比重超過50%，這就證實我國的經濟完全是依賴投資所促成的，遠高于發達國家10%左右的正常比重；而我國社會福利性支出比重約為40%，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比重，這就**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政府將那些原本應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經費不是大手大腳的揮霍了就是投入到那些譬如四萬億投資那樣僅僅憑著長官意識、貪腐嚴重、后患無窮的建設之中去了。
2011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官方媒體曾專門發文，駁斥福布斯此前做出的中國宏觀稅負過高的論斷，用各種統計數據證明我國的宏觀稅負并不高，可是2013年財政部經濟建設司發布的這份報告卻推翻了那種觀點，十分直白的指出，當前我國企業稅負的確過重，綜合考慮到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政府和地方收費和社保金等各種項目后的稅負高達40%以上，而經合組織成員國家的平均水平約為24%-27%，日本、韓國和美國的宏觀稅負更在20%左右。這其中還不包括那些說不清、道不明、躲不開的各種攤派和灰色費用。
財政部的這份報告，不僅證實了福克斯當年所做出的那個結論的正確性，也揭露了官方過去一直極力掩飾的我國宏觀稅負高的事實，更**出我國稅制與國外稅制的一個重大區別，就是政府的財政收入除了稅收之外，還有一個幾乎可以與之并駕齊驅的收費主體：包括預算內收費、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等。把這些收入統統加起來與GDP相比較，才是真正的宏觀稅負。
如果再把制度之外的那些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還有形形**的腐敗賄賂支出以及因通貨**而提高的實際稅率加在一起，那就根本算不清楚稅負水平到底是多少了。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老百姓并沒有從住房、出行、消費、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支出中直接感受到什么好處，而那些中小企業只感受到越來越重的稅負，從而壓力山大。
關于綜合稅負的標準計算公式是：本期稅負率=本期累計應納稅額/本期累計應稅銷售額×100%；稅負率變動率=(本期稅負率-上年同期稅負率)/上年同期稅負率×100%。如此計算下來，我國的綜合稅負真的不高，甚至低于周邊的一些發達國家，所以官方媒體才會把福布斯將我國列為世界綜合稅負世界第二高斥之為一派胡言。
可是根據東莞臺商協會向32個所屬會員發放的企業問卷調查卻顯示，當地的各項收費歸納起來高達73種，一家企業一般要承擔了約20種不同的收費。也就是說，除了必要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還包含城建稅、教育附加費、治安聯防費、綜合治理費等紛繁復雜的稅費。對中國企業來說，最大的一筆公開稅費來自社保成本，我國近幾年勞動力已經開始逐年遞減，導致用工成本逐年上漲，社保基數也相應水漲船高，這對于那些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中是不小的負擔。而最大的隱形稅費則來自于對各級部門的各路菩薩上香進貢，對那些關鍵**的官員進行賄賂，這是公開的秘密，這筆開支數量之大、所在比例之高都十分驚人，只不過不拿到桌面上而已，但也屬于綜合稅負范疇。一家上市公司光是招待費就高達數億，也說明了這一點。
隨著我國的經濟增速的放緩，隨著經濟衰退周期的不期而遇，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密集型、低成本競爭優勢將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我國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發展遭遇國內外兩頭擠壓的情況將會越來越突出。因為稅費居高不下、人民幣步步升值、企業用工成本在最近幾年翻了一番，所以那些跨國企業紛紛逃離，目前國內的很多企業生產訂單都已經流失到海外，歐盟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越來越抬頭，中國制造、世界工廠的光環正在慢慢褪色也是不爭的事實。
為了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財政部開出了一副聽起來切實可行、想起來就令人怦然心動的組合藥方，包含加快取消和規范規模龐大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穩步擴大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范圍，逐步消除重復征稅和完善提高出口退稅政策。可是各方卻反應冷淡：對于政府而言，吐出口里的那塊肥肉，它還能干些什么？對于中小企業而言，稅收都是以兩位數的增幅傲視群雄，自己先降下來再說吧；對于那些出口企業而言更是叫苦不迭，人家正在展開反補貼反傾銷的調查，我們自己反倒把證據送上門去，天底下有這樣腦殘的領導嗎？
關于中國綜合稅負的高低，本來就有著各種不同算法。比如，國外將社會保障列入稅收，而中國則不將社保收入計入稅收。比如國外民眾負擔的主要是稅收，非稅負擔極小，而中國則有大量的預算外、計劃外的各種收費。僅土地出讓金一項每年就高達數以萬億計，這些都由買房人最終負擔。加上從上到下的各級政府、各個部門以各種名目設立的數千種名目繁多的收費，保守的估計，這個數字絕不會比稅收遜色。
就和那個風靡一時的電視節目《爸爸哪里去了》一樣，我們也應該問問，不管是綜合稅負還是實際稅負，看看到底誰在做那個負數？那些錢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對于前一個問題其實太簡單了，眾所周知，所得稅主要是由收入并不很高的工薪階層負擔的，真正的富人偷逃所得稅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而間接稅造成的稅負不公平同樣也是廣大消費者，達到總稅收的60％以上的間接稅也是人民大眾為之買單的。
中國社科院的報告建議對開征房產稅要謹慎，要求加大社會福利性支出。這倒是說了句實話。2013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錢都花到哪里去了？一次領導人出訪就可以慷慨解囊，給非洲各國一大筆錢；那些中央機關審批的投資項目中間有多少的貓膩誰心里都有數，而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更是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就是在政府支出的比重占GDP比重已經突破了35%，在國際上屬于相對偏高的狀態，而我國社會福利性支出比重只有40%，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比重，這難道還不應該發人深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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