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孝道

    所謂的“中國特色“最重要的基礎之一就是“孝道“。據考證，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孝“字。“孝“是一個會意字，它的意思是小字輩攙扶著長著長長胡須的老人。所以《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儒家倡導“仁義禮智信“，孔子的學生有若說得最透徹：“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孔子又這樣一番話可以作為孝道的注釋：“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就是父母在世時要以“禮“來事奉他們，父母死后要以“禮“來安葬他們，安葬以后還要按照“禮“來祭祀他們。“事生“最基本的是“奉養“，更為重要的是要尊敬；“事死“則包括葬之以禮和祭之以禮。主張“三年之喪“那樣的“天下之通喪也“；而把“祭祀“作為治理國家的四件大事之一，要做到“事死如事生“，做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所以清明祭祀就成了國人極為重要的儀式之一。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想建立一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百姓安居樂業的**社會，而要實現這一理想，首先就要從孝道開始，敬畏天地、忠于君王、熱愛父母、尊重師長，從而擴大到去“愛人愛眾“，使社會達到**。所以，孔子認為，如果一個人有了孝道，他的人性就能得到很好的體現，包括遵守社會的規范，也為人善良和氣。《論語·學而》中說得明白：“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孟子對孝順的解釋更詳盡：“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這其中就包括“尊“和“養“；而“不孝“的五條標準則是：“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羞辱），四不孝也；好勇斗很（狠），五不孝也。“

    “孝“的由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個體家庭的形成，父系家長制的確立逐漸形成和發展，在儒家看來，孝順父母，敬愛兄長，是實行仁德的根本；而且為了順應統治階層的需求，設計出一個“天地君親師“的順序。其實是一種誤導。在科學還不發達的年代，天地值得敬畏，父母值得孝順、老師值得尊敬是正常的，而對于那個“君“百依百順就說不過理了。

    在數千年的歷史中，國人最大的印象自然是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家庭，那個時候所謂的“師“不單單是指私塾學堂里的老師，而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的那個“師“，除了族群，就是朋友圈，而幾乎每一次的改朝換代按照儒家觀點都是“欺君犯上“的“大逆“，《西游記》里孫悟空所說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就表現了人們蔑視皇權,、追求**的意識，也表達了“天下“和“君權“不是哪一家的這個最基本的權利分配意識。

    但是有趣的就是，如果一旦當上了皇帝，嘗到了“唯我獨尊“和“天下第一“的滋味，自然就不愿意讓大家輪流坐莊了，于是，儒家就會編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的邏輯來麻痹蕓蕓眾生，于是，就有了改朝換地的開國英雄，也有了平庸無能的子孫后代。就連被趕到海島上去的蔣某人也不例外，苦心積慮的把自己的兒子推上臺，不料，那個平庸之輩卻顛覆了自己父親留下來的一統江山，也許這就應了那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數百年“。

    山東聊城的那起辱母殺人案，如果沒有《南方周末》的報道，如果地方法院無期徒刑的判決沒有在民間炸了鍋，如果沒有網易轉載后的留言達到罕見的超過一百五十萬條，就不會有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就不會有后來各級司法檢察機關的介入，這個忍無可忍的小人物就注定會石沉大海，傳統道德的堅守和社會不公的現實就不會這樣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群情激昂。

    這個案件至少透露了許多的信息：其一、民營企業想通過正常渠道向銀行貸款幾乎等于天方夜譚；其二、私人借貸十分猖獗，利率突破央行規定的上限也無人問津；其三，由社會閑散人員組成的催債隊伍肆無忌憚，什么都做得出來；其四、公安要么不作為，要么狼狽為奸；其五、缺乏陪審制度的司法人員對該案簡單粗暴的判決根本無視案件的起因和過程，也不考慮當事人的被逼無奈和正當防護……這就不得不讓人疑惑：如今大力倡導的孝道是否僅僅只是紙上談兵？也就不得不讓人感到憤慨：一個小人物為了維護自己和母親的尊嚴而自衛反擊居然成了**！

    先說高利貸之厲害：蘇銀霞借款135萬元，約定月息10%。此后陸續歸還現金184萬，以及一套價值70萬的房屋抵債，還剩大約17萬余款實在無力歸還；再說暴力催債之狂妄：騷擾、辱罵、毆打，*下褲子，掏出**器，當著她兒子于歡的面往蘇銀霞臉上蹭，致使她兒子瀕臨崩潰；還有求助如此無力：蘇銀霞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但并沒有得到幫助；最重要的是警察如此不作為：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就隨即離開。這也就成了壓倒于歡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催債人員控制、親眼看見母親被*、已經情緒崩潰的于歡最終選擇了以命相搏，從桌上**一把水果刀亂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債人員被捅傷。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事發之后，于歡并沒有逃離現場，而是把兇器交給了警察，并接受了警察的拘捕。激起公憤的是，法院的判決既沒有分析前因后果，更沒有對于歡的行為進行判斷，理由居然是“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所以沒有認定“正當防衛“。

    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們的安全，維護社會的秩序。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的法律，如果它能給大多數人帶來安全感，它就是正當的法律；如果它令人們感到不安甚至憤怒，它就是不正當的法律。而法律的正當性除了立法環節的正當性，還包括執法和司法環節的正當性，如果說，廣大民眾根本沒有參與到立法環節，或者即使參與了也沒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愿，那么這樣的立法也是不正當的，任何執法也是有選擇性的執法，不過就是權力者強加給社會的桎梏，也是對法院中的“人民“的最大諷刺。

    就是用近幾年鼓吹得天花亂墜的孝道來說，在父母遭到傷害和侮辱之時，如果不能*身而出、奮力抗爭，那還叫人嗎？當國家受到威脅、遭到外敵侵略的時候，都會說“國家有難，匹夫有責“，而作為國家最基本的家庭同樣受到威脅、面臨滅*之災的時候，到了《國歌》里唱的那種“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難道連“最后的吼聲“都不能喊一聲嗎？姜文的《鬼子來了》就是一群憨厚老實的鄉民被逼無奈的最后反抗，河南老鄉在抗戰期間驅逐湯恩伯部、迎接日軍同樣也是如此，不過就是方式不同罷了。

    設想一下，任何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在被催債人員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境下，目睹母親被以極端的方式當眾強制猥褻、侮辱，而警方既沒有干預、制止，也沒有詢問、了解就離開，當他終于明白了法律根本不能保護自己和家人，還有理應受到尊敬的父母之時，如果手里碰巧有一把水果刀，都會同于歡一樣，甚至比他表現得更堅決，捅死那些**的，絕不寬宥，也絕不后悔。

    千萬別忘了，于歡的所作所為表明他也是中華美德中的一個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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