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時期的民族政策

    9、 氐羌民族的起源與遷徙

    生活在西部一帶的胡族，若論種族數量與分布面積，以羌族為首。羌族的歷史十分悠久，與華夏民族的關系十分密切，甚至羌族也是炎帝的后裔，《后漢書》記載：“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所謂姜姓，出至炎帝。《三家注史記三皇本紀》：“炎帝，長于姜水。因以為姓。”酈道元認為，“姜水”即“岐水”，在今天岐山縣、扶風縣的交界處。考慮到炎帝集團活動的姜水流域與古羌族活動區域重疊，古羌族出至炎帝的說法是很可信的。有意思的是，不少羌族人則認為炎帝是古羌族的后裔。總之羌族與華夏族的交往源遠流長，或戰或和，甚至武王伐紂亦有羌兵參與。

    羌族種類繁多，各部落見的言語、習俗都有所差異，“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谷，以產牧為業。”(《后漢書纏貉傳》)歷史上羌族生活在廣大的西北、西南一帶，包括今天陜西、四川、甘肅、青海、西藏、新疆東部、內蒙西南部、山西西部。東漢以后，人們把羌族分成西羌與東羌，西羌主要活動在青海湖、湟水、洮水、黃河上游一帶，東羌主要活動在安定、北地、上郡，即今日陜西北部、甘肅東南部。

    《后漢書纏貉傳》稱：“(羌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可見羌族雖然好勇斗狠，但并沒有建立統一的部落聯盟，不似匈奴、鮮卑等草原民族，這是因為羌族主要活動在西南、西北的山區，受到山脈河流阻斷，交通不利，不似廣袤的大草原，各部落間的聯系較少。由于羌族常年生活在山區，已經完全適應了山民的生活，史書稱：“其兵長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秦漢之際，羌族成為匈奴附屬，《后漢書》云：“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漢景帝時期，塞外研種羌因不堪匈奴欺壓奴役，遂降附西漢，并請求替西漢守衛隴西邊塞。景帝同意，將他們安置在狄道(含甘肅岷縣)、氐道(今甘肅禮縣西北)和羌道(今甘肅宕昌縣西南)等地。這是西漢第一次有史書明確記載的羌族內附歷史。

    漢武帝登基之后，發動了反擊匈奴的戰爭，為了斬斷匈奴右臂，漢軍出兵奪取河西、河湟一帶，并在此設置臨羌縣(今青海省湟源縣東南)、破羌縣(今樂都縣東南)。生活在河湟一帶的西羌開始正是納入西漢統治，但他們時叛時降臣，漢朝于是設置護羌校尉加以監管。由于河西一帶是西漢與匈奴爭奪的重點，生活在河西的羌人備受戰亂的影響，他們被迫遷往湟水、青海湖一帶，于是“河西地空”(《后漢書纏貉列傳》)，漢朝開始大規模移漢民前往屯田，以隔絕匈奴與羌族之間的聯系。

    至此開始，羌族與中原政權的斗爭愈加激烈。到了東漢時期，北方匈奴的勢力日漸衰微，已經對中原王朝構不成多大威脅，反而是羌族的反叛成為東漢的心腹大患，羌族前后大規模起義有五次之多，東漢消耗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人力也未能平定，東漢也因此加速了衰敗的過程，如《后漢書》的作者范曄所言：“惜哉寇敵略盡矣，而漢祚亦衰焉!”然而羌族的反叛，完全是因為統治集團的政策失當，如(《漢書匈奴傳》)所言：“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所以東漢完全是自己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對手。

    東漢的對羌族的政策總體以壓迫為主，同時又以武力方式內遷羌民，使之成為勞動力、兵源。

    如：

    35 年，隴西太守馬援將先零羌徙至天水、隴西、扶風三郡。

    58 年，東漢強迫遷移燒當羌七千口安置三輔，即長安附近。

    101 年，東漢遷羌民6000余口強遷至漢陽、安定、隴西諸郡。

    羌族內遷的歷史一直沒中斷過，黃巾起義爆發后，戶口凋零，強制內遷也就更加頻繁，而且征羌民為兵的現象也很普遍，如董卓西涼軍中就有不少羌胡兵。

    說到羌族，就不得不提氐族。氐族也是“五胡”之一，但他與羌族同源，或者說是從羌族分出來的一支，主要活動在西起隴西、東至略陽、南達岷山以北的地區，即今甘肅省東南、陜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處，包括渭水、漢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諸水源頭。

    曹操與劉備在爭奪漢中過程中時，曹操失利，由于擔心劉備占有武都一帶的氐人以逼關中，遂徙氐族五萬余落出居扶風、天水之間。劉備占領漢中之后，進逼下辯，曹魏武都太守楊阜又前后徙武都漢、氐等萬余戶于京兆、扶風、天水等郡縣之內。

    內遷的氐族和羌族一樣，是統治者剝削的對象。比如說244年，曹魏為討伐蜀漢而向氐羌征糧，“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三國志曹爽傳》)可知內遷氐羌與漢民雜居，已經開始封建化過程，到了魏晉時期甚至改變了生產方式，按口納糧，如同編戶。

    由于西晉初年尖銳的民族矛盾得不到緩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最終爆發了齊萬年大起義。

    294年5月，匈奴人郝散謀反，攻克上黨。史書上關于郝散叛晉的記載很簡略，相關記載只有三段：

    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郝散帥眾降，馮翊都尉殺之。(《晉書惠帝紀》)

    于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谷遠。(《晉書張統傳》)

    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守上郡。(《晉書四夷列傳》)

    由此可知，郝散是由谷遠(今山西沁源縣)起兵，然后攻克上黨，進而向西行軍，抵達上郡。東漢時期上郡位于今天的陜北，因不堪胡羌進擾，漢獻帝時期廢黜，西晉時期并沒有恢復，所以當時的上郡屬于塞外，為胡羌所控制。雖然郝散逃亡境外，但晉軍繼續派軍追擊，郝散最終被遣馮翊都尉所殺。然而沖突并沒有因此而結束。

    296年夏，郝散的弟弟郝度元率領關中馮翊、北地一帶的馬蘭羌、廬水胡謀反，并攻陷北地(今陜西耀縣)，太守張損戰死。馮翊太守歐陽建與郝度元交戰，以戰敗告終。

    郝度元謀反的原因記載于《晉書司馬倫傳》：“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征還京師。”由此可知，郝度元之所以謀反，是因為一司馬倫刑賞不當所致。而且司馬倫寵信佞臣孫秀，與當時的雍州刺史解系不和，兩人于軍事問題激烈爭吵，并相互上表彈劾對方。解系為人清正，甚有聲譽，晉庭也深知解系剛正不阿，與司馬倫的矛盾不好調停，遂征調司馬倫回京。

    解系向時任司空的張華建議“殺秀以謝氐羌”(《晉書解系傳》)其言論在《晉書張華傳》中，內容如下：“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張華表示同意，司馬彤也應允。恰到這時，孫秀的友人廣漢太守辛冉到了洛陽，他向司馬肜進言，說氐羌是自己造反，與孫秀無關。司馬彤信以為真，遂未殺孫秀。

    為平定叛亂，晉庭掉司馬倫回京，以太子太保、梁王司馬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接替司馬倫鎮守關中。然而司馬彤到關中之后，形勢并未得到好轉。

    8月，雍州刺史解系被郝度元擊敗。西北形勢驟然惡化，一時之間秦雍二州氐、羌各族全部反叛，他們推崇氐族人齊萬年為帝，并圍困涇陽(今甘肅平涼市西北)。10月，庭大赦雍、涼二州。11月，派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人討伐齊萬年。

    夏侯駿為夏侯淵之孫，其弟夏侯莊的妻子羊氏為司馬師夫人景獻皇后的堂妹，算是皇親國戚。周處則是東吳鄱陽太守周舫之子，小學語文課本里“周處除三害”的主人公便是此人。吳國滅亡之后，周處仕晉，曾擔任御史中丞，在職期間不避權貴，梁王司馬彤違法也遭到糾察，遂有忠烈果毅的名聲。中書令陳準知道司馬彤與周處有矛盾，認為司馬彤可能會趁機報復，遂向朝廷提議：“夏侯駿和梁王都是貴戚，本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而周處本是吳人，現為晉臣，忠直勇果，必然有進無退，軍中將領只有怨恨他的卻沒有愿意援助他的。所以應當命令積弩將軍孟觀，率領一萬精兵擔任周處的前鋒，如此定能夠消滅叛軍。不然的話，梁王就會讓周處擔任前鋒，又不加以援助，如此一來必敗無疑。”但朝廷不從，伏波將軍孫秀也勸周處以家有老母為由推遲，但是周處拒絕，他說：“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然辭去親人侍奉君主，父母又怎么還把兒子當兒子，今天是我死的時候了。”乃慷慨即路，志不生還。齊萬年聽說周處前來平叛，很是重視，并說：“周處曾任新平太守，能文能武。若此次進軍手握實權，他將勢不可擋，如果受制于人，那我就能生擒他。”

    就在齊萬年起義愈演愈烈之時，關中發生旱災，百姓饑苦。晉庭任命揚烈將軍趙廞為益州刺史，征調梁、益二州的軍隊和糧食援助雍州，以討伐氐、羌。

    297年1月，齊萬年駐守梁山(今陜西乾縣西北)，已經有部眾七萬人，嚴重威脅關中腹地，司馬彤率領各軍屯于好畤(今陜西省乾縣東南)與其對峙，命令周處率領五千士兵前去攻打齊萬年。周處意識到司馬彤這是報復自己，但軍令難違，只說：“軍無后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晉書栠處傳》)然而司馬肜和夏侯駿不但不聽，反而逼著周處立即出發。無奈之下周處只好與盧播、解系三人主動出擊。大軍抵達屯六陌，此處距離梁山東數十里。晉軍與叛軍距離并不遠，周處軍隊尚未吃飯，司馬肜就催促他立即進攻。周處無奈，只得孤軍奮戰，這一戰打得十分激烈，從早到晚，戰斗持續了一整天。周處的處境越來越艱難，雖然斬首萬計，但也“弦絕矢盡”(《晉書栠處傳》)，而救兵依然不來。左右之人都勸周處撤退，但他堅決不肯退兵，按劍道：“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說完沖向敵陣，最終力戰而死。

    周處的枉死確實讓人感慨不已，但更人讓人悲憤的卻是朝廷對此事的處置。毫無疑問，此戰戰敗的罪魁禍首自然是司馬肜，這一點朝廷并非不知，但僅僅只是批評他而已，對他所犯之罪竟然不加追責，反倒是解系被朝廷免職。

    齊萬年的叛亂還在繼續，而司馬彤卻依然無動于衷，所謂“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眾，不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晉書張觀傳》)。當時司馬彤的身份不僅是梁王，也是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是關隴一帶最高的軍政長官，既然他都無心剿叛，那也就不用指望晉軍能夠迅速的剿滅齊萬年起義了。

    到了298年，關中的持續動蕩終于引起了朝野上下強烈的不滿，張華和陳準只得推薦當時掌握實權的皇后賈南風的親信積弩將軍孟觀前去討伐，把梁王司馬彤召回了洛陽。史書稱孟觀“沈毅，有文武材用”，是不可多得的將帥之才。而且孟觀所統領的是皇宮宿衛兵，矯捷勇悍，晉庭又下令關中士卒皆受其統領，再加上他能“身當矢石，”經過“大戰十數，皆破之”，關中形勢開始逆轉。299年，齊萬年與孟觀在中亭(今陜西武功西)決戰，齊萬年戰敗被俘。

    齊萬年起義從296年開始到299年結束，歷時三年之久。雖然比起禿發部起義的時間上來說要短，但齊萬年起義發生在關中腹地，對西晉的影響要深遠的多，特別是關中一帶常年的動亂加饑荒使得百姓無以為生，如《晉書鐠行志》所載：“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薦臻，戎晉并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所以百姓不得不大規模流向周邊地區謀生，而晉庭又不能安撫，這些流民最終舉起了反晉的大旗，成為滅亡西晉政權的一支主要力量。

    10、徙戎論的相關問題

    西晉初期的民族沖突已經十分嚴重，先后爆發過鮮卑禿發樹機能、匈奴劉猛、匈奴郝散、郝度元、氐族齊萬年等大規模民族沖突。雖然這些事件都被晉庭以武力方式平定，但是晉庭并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反而將民族矛盾的根源歸咎于胡族的野蠻，特別是在齊萬年起義之后，西晉朝野有不少人認為應該以武力方式將內遷的胡人全部驅趕至塞外，謂之“徙戎論”。

    最先提出徙戎論的應該是名將鄧艾，他曾對司馬師建議：“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奸宄之路”(《三國志錠纐傳》)由此可知，鄧艾徙戎是認為羌胡不受禮義教化，而胡漢雜居，當心漢族居民受其影響而不再推崇孔孟學說的廉恥之教。不過司馬師并沒有同意他的意見。

    隨著民族沖突的愈演愈烈，西晉統治集團內部主張徙戎的論調也愈加高漲，劉猛叛逃事件后，侍御史郭欽上疏晉武帝，他認為：“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后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治今山西臨汾市，山西西南)、上黨(郡治今山西潞城西北，山西東南)不三日而至孟津(今洛陽北孟津縣)。北地(郡治今陜西耀縣，關中平原北部)、西河(郡治今山西離石縣，山西西部)、太原(郡治今山西晉陽，山西中部)、馮翊(郡治今陜西大荔縣，關中東部)、安定(郡治今鎮原縣東南，甘肅東南部)、上郡(郡治今山西榆林市南，陜西北部)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于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河南、河內、河東三郡)、三魏(魏郡)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郡治今河南靈寶市，河南西部)、魏郡(郡治今河北臨漳縣，河北中部)、京兆(郡治今陜西西安，關中中部)、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簡單的說，郭欽的上疏主要有三層意思：一、西北已經為胡族占據，雖然暫時畏服，但不得不防。二、應憑借“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收復兩漢時期的北地、西河、安定、上郡，即陜北、河套、寧夏平原一帶，并移民實邊。三、遷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諸郡的胡族于塞外。

    應該說郭欽已經意識到了當時民族矛盾的深重，所以才提出這三條策略，但晉武帝并沒有采用，原因我將在后文提到，但因為八王之亂后胡族紛紛起兵反晉，所以后人多認為：“郭欽馳疏，無救于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涂地，兇族滔天。跡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晉書四夷列傳》)

    隨著齊萬年起義對關中局勢的影響，徙戎的論調愈加高漲，時任山陰令的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晉書張統傳》)。《晉書》將《徙戎論》的原文全部載錄，篇幅較長，所以本文只撿幾句摘要列出。

    江統認為胡族“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可見在江統的意識里，胡族與華夏完全處于對立的陣營，并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江統同時認為漢魏時期統治集團將胡族內遷的行為是“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之所以讓他們內遷，目的是為了“夷虜在內，然后取足”。但是內遷胡族經過數代繁衍之后，“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又“苦漢人侵之”，“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所以內遷胡族屢有叛亂。

    江統認為內遷胡族“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現在雖然畏服，但不得不防，必須“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便可“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為長。”

    應該說江統對當時的民族矛盾尖銳的現實還是有一定的認識的，但是朝廷并沒有采用他提出的徙戎政策，《晉書張統傳》稱：“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可見后人對《徙戎論》的評價之高。

    對于西晉初年的民族沖突，并不能說統治集團不夠重視，如果說江統提出《徙戎論》之時西晉正處于八王之亂，晉惠帝司馬衷皇權旁落遂不能用，那為何“沈毅多大略”(《晉書漠帝紀》)的司馬師、“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晉書映帝紀》)的司馬炎也不采用這一策略呢?如果外遷胡族出塞真能解決當時的民族問題，那么劉猛率領北部匈奴出塞應該是好事，為何晉軍還要歷時一年、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出塞追擊呢?《徙戎論》真的能解決西晉的民族矛盾嗎?

    前文提到過，在當時的社會生產條件下，人力是最重要的資源，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主要看其掌握了多少戶口，所以歷朝政府才會同意胡族內遷，甚至以武力方式逼迫胡族內遷。特別是在三國時期，對胡族、敵國百姓的擄掠很是常見，同一時期又是士族階層發展壯大的時期，他們享受著廣泛的政治經濟特權，蔭蔽大量戶口，這使得朝廷可掌握的戶口數有限，國家所需徭役、兵源必須落實到人力資源，所以內遷胡族是統治集團必然的選擇。

    胡族內遷的好處不但能壯大自身力量，同時又可削弱外敵。這個很好理解，胡族內遷之后可為我所用，同時又便于監視，一旦有變可迅速平定。胡族若處于塞外，中原軍事力量反而不易觸及，一旦謀反，輕則掠地，重則攻城，邊界亦不得安寧，若要加以解決，反而不那么容易。所以驅趕胡族于塞外只能造成一個結果--以民資敵。等于是將最寶貴的資源送與敵人，內憂雖能緩和，外患必將加重，得不償失。

    而且五胡亂華得以發生并非偶然，若非統治集團為爭奪權力大動干戈，致使國家陷入內亂，再加上這一時期士族集團壟斷土地資源，生活極端奢侈，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對當時的現狀極端不滿的百姓也就趁亂舉兵，西晉因此而滅亡。而且當時起兵反晉的并不僅僅只有內遷胡族，亦有王彌、魏植、王如、張昌、胡亢、李驤、陳敏等漢族參與，這充分說明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是階級矛盾，而非民族矛盾。而且胡漢之間的民族融合并未因為戰亂而中斷，即便是民族矛盾最尖銳的五胡十六國時期，中原的軍事組織大都由“戎晉”組合而成，過于夸大這一時期的民族對立并不可取。

    兩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原建國的各胡族政權中，由內遷胡族建立的有前趙、后趙、前秦、后秦等國，但也有不少政權是由塞外入侵中原而建立，比如說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的北魏政權，即便是接受東晉冊封的前燕政權也是由塞外進入中原。由此可知，一旦統治者不能掌控全國，戰亂是不可避免的，中原一旦陷入長期內亂，必然無力整頓邊防，又如何能阻擋塞外民族的入侵?所以會發生五胡亂華的根源不在內遷的胡族，而在于西晉統治集團的無能與腐敗，致使國家陷入長期的動亂，而所謂的五胡亂華，不過是內遷的胡族直接參與了這些動亂而已。

    可以這么說，西晉統治者已經深刻意識到當時民族矛盾的尖銳，但江統所提出的《徙戎論》并不可取，若以武力方式遷徙胡族外遷，必然導致社會動蕩，畢竟有不少胡族已經在塞內繁衍了數代，未必愿意重回故地。西晉末年爆發的李特、王如起義便是因為晉庭企圖武力驅趕流民重返家鄉所引起。即便西晉成功的將胡族遷往塞外，但是中原陷入內亂之后，又如何能抵御他們的入侵?

    個人認為西晉后期的動亂在當時已經不可避免。這是因為江統提出《徙戎論》之時西晉正處于八王之亂時期，晉惠帝司馬衷不過是個傀儡，統治集團腐化無能，各方勢力爭權奪利，中央集權制遭到極大破壞，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是經過兩漢以來數百年的積累而成，百姓人心思變，西晉上下有如*桶一般。如此形勢，只需一點火星，這些長年積累下的矛盾就將爆發，其能量徹底破壞了中央集權制度，不但扭轉了中國古代史的進程，其余波甚至是造成了東晉十六國、南北朝大分裂大動蕩的歷史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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