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軍出動日久，在此之前，朝廷也曾發下幾次賞賜，加起來每兵還是不到五貫錢。

    此次北伐是百年未見的大征伐，兩府總理全局，三司統籌財賦錢糧，在動兵之初，三司使鄭裕民就已經叫苦不迭了。

    錢財如流水般花了去，很快就無法支應。

    然后動用天子的內藏庫，再下來又得攤派錢糧。

    禁軍雖然三十來萬人，但加上廂軍在內有近五十萬人，每月每兵幾貫錢便是好幾百萬貫，在錢糧如此吃緊的情形下如何敢賞賜太多，若不是本朝有用兵之前賞賜將士的傳統，將士們都有所期盼而不得不賞，怕是此前的賞賜也會節省下來。

    就算如此，也只能賞禁軍多，廂軍少，廂軍當然有怨言，但朝廷也是不以為意。那些廂軍，也就只能守守軍堡，在箭樓上裝裝樣子，平時和民夫一樣運送糧草，修補營壘和道路，其實就是做的民夫的活計，他們可是比民夫強的多了，民夫都是免費征徭役來效力，吃食只能保證不餓死，廂軍好歹有國家給的錢糧用度，可是比民夫強的多了，他們又不能上陣拼殺，想要賞賜，也真是豬油迷了心。

    “此次算是從牙縫里摳出來的錢”在座的都是最頂尖的文官和武將，張邦文也就不加隱瞞，他也是接到了密信，著他要好生配合陳常得，務必要說動李國瑞和岳峙等人。

    至于劉國定，麥幾道，李友德等人，倒是不必考慮太多，這幾人是純粹的武將，雖然位至管軍，其實多半是以李國瑞和岳峙的立場為立場，叫他們轉變過來并不算難。

    “我要實話實說，”張邦文沉聲道：“朝廷也是實在撐不下去了，現在夏稅未征，攤派錢糧已經用了七成，若再耽擱下去，東胡人難撐過這個夏天，咱們卻可能是比他們先要倒下來。以大軍云集，糧草齊備，軍械充足的情形，不去與敵拼殺，耗光錢糧之后不戰而潰，李大人，岳太尉，想想是不是太不甘心？”

    岳峙有些不太相信，說道：“國家一年歲入億萬貫，何至于此呢？”

    “歲入一億貫是不假，但北方隔幾年被入境一次，安置流民百姓，修復被毀城池，重立被擊敗的禁軍，打造甲胄兵器，哪一次不是被毀幾十個州縣，幾百萬人流離失所，哪一次不要花費千萬貫錢？”張邦文苦笑道：“咱們已經盡量儉省，老實說，很多流民百姓都是粗粗安置，到現在京師還有十來萬流民，都是河北路各軍州的人，咱們也沒錢糧去安置他們。北方殘破，兵災加旱災，這些年來，只能向南方多伸手，南方也有土匪海盜為患，工商貿易都減了很多，老實說，維持現在的賦稅已經算是殘民了，可是也沒有辦法，每次禁軍廂軍損失，人員兵器要補足，城池也要修補，這錢花起來就心疼不得了。本朝的賦稅，養六十萬禁軍和百萬廂軍，一年光是維持用的開銷就占了賦稅的七成，還得養十來萬的官員和武將，還有內廷的幾千宦官和天子，幸虧本朝的宗室勛貴俸祿有限，就是從官莊支取，除非是考中進士為官才能領官俸，宗室勛貴開銷極儉，也是太祖立制立的好，若非如此，咱們早就撐不住了。在這里我就說句實話吧，這些年來，若無胡騎入侵，咱們還能財賦相抵，沒有虧空。每一次胡騎入境，咱們就得或多或少的虧空一些，第二年得加些雜稅，把虧空彌補上來。現在各路都叫

    苦不迭，大家都是咬著牙支撐住，就是因為要等著北伐筑城成功，北方不被胡騎入侵，朝廷沒有虧空，能逐漸將賦稅降一些下來，能把眼下的局面維持住。本朝不是用均田制，沒有府兵，其實看初唐之時，府軍制確實是好，但不到中唐，府軍也崩潰了。這幾年財賦支撐不住，頗有人提出想以府兵制來對敵，其實是辦不到的事了。得先算田，算賦，均田，然后從百姓之中立府挑兵，但唐初的府軍，是源自北魏，民間尚武之風濃烈，士族也就是關隴的貴家都是武人出身，以關隴世家領百年奮戰不止的漢人府軍，方有隋唐之初的武功。咱們沒有那么多的武人世家，也沒有尚武成風，百年之間與胡人奮戰不休的百姓，還談什么府軍？沒有府軍，就只能是募兵，要么就立藩鎮，現在朝廷也只能用賦稅支撐著眼前的格局，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眼前的這一場戰事其實李大人身為樞密副使，這些事情應當是看的比下官清楚”

    “不，賦稅之事，我就不是太了解。”李國瑞面沉如水，他一直知道朝廷財賦吃緊，但經過眼前張邦文這么一解說，才知道就算是比拼國力，大魏也未必會穩贏。

    這么一個龐大的國家，現在竟是千瘡百孔的局面了。

    主要原因，還是在于養兵費用過多，所以張邦文才提起魏晉隋唐時的府軍制度。

    在府兵制之前是秦國以軍功授爵的辦法來養兵，這樣節省日常的軍餉開銷，秦軍都是從農民中征伍，漢軍也是，漢的常備軍只有幾萬人，有大征伐時，征調各郡國兵，再從長安出動北軍出征，如果再出動大規模的騎兵，就是從邊郡加大動員的力度，同時朝廷負擔兵器和戰馬的開銷，因為對匈奴戰事的規模龐大，而且曠日持久，以文景兩代與民休息的積累，卻是被漢武在北伐的戰事之中，消耗一空，由此可見，農耕民族對游牧民族的戰爭，真的是天生的不對等。

    漢末之時，則是藏兵于各郡國，其實已經是窮兵黷武的狀態了，千里之內白骨露于野，整個民間都是在一種比戰國還要激烈的戰亂之中，當然談不上合理的賦稅和養兵制度，無民不納稅，無農不為兵。

    至晉統三國，沒有多久便是內亂，然后胡人南下，進入南北朝的早期。

    接著就是北魏的租庸調制度和府軍制，這種賦稅制和養兵制度，算是影響了中國好幾百年，甚至是千年，明太祖的征稅制還有養兵的衛所制，也是和北魏算一脈相承了。

    大魏的募兵制，比漢之部曲唐之藩鎮其實都要強，比起明朝混亂的兵制更不知道強到哪去了。

    可惜的是，現在的大魏已經負擔不起過于沉重的軍費負擔了。

    現在是一個惡性的循環，因為東胡鐵騎不停的打擊，導致北方地方殘敗，善后就需要極多錢糧耗費，北方天災不斷又兵禍連結，要花費錢財防御和修復，還有軍隊調度，每一場大戰花錢都是幾百萬貫起步，乃至上千萬貫，實在已經是大魏財政負擔不起的重擔，大魏君臣，也委實是到了挑不起來的地步了。

    南方工商萎縮，海盜山匪肆虐，朝廷卻只能顧北方，畢竟相比而言，南方是慢性病，也致命，但還不是急癥。北方卻是急癥，重癥，險癥，稍有不慎，就是亡國傾覆的局面，委實是不能有絲毫大意。

    所以但凡是明白人

    都知道朝廷傾斜力量到北方是迫不得已，也不得不然。而對千千萬萬的南方普通百姓來說，他們看到的就是自己負擔著沉重的賦稅，自己抵抗海盜和土匪，朝廷收走了海量的賦稅，卻是對南方一無所顧，怨氣日增是必然之事，群盜多如牛毛，不得不說也是和沉重的負擔有分不開的關系。

    李國瑞也是宰執之一，對天下之事也是處于最高的視角來看，但他不精于料理財賦之事，原本在河北路安撫使任上之時，也是盡量把財賦之事交給轉運使。朝廷設各種轉運使直接屬于三司管轄，就是要統一各路，府，州，軍，縣的財賦，將唐末節度使的財權悉歸中樞。安撫使若強勢，轉運使不免要在財賦之事上聽其調派，只是要上交歸于朝廷的稅賦定額，其余地方財賦事，可以由安撫使自家來做決斷。

    李國瑞卻是對財賦事不甚關心，他在任時，以選將，練兵，備戰馬，充武庫為最要緊之事，也正是在他的提調帶領之下，朝廷才會有前兩年對東胡的大捷。

    “不光是銅錢不足。”張邦文嘆息一聲，繼續道：“存糧也不足七百萬石了，現在只能等新春漕糧。”

    在荊北和荊南，還有江西，福建，包括兩浙，江南東道，這些主要的南方產糧區，大魏在兩稅法外還保留租庸調的征稅法，夏秋兩次，在征收兩稅的同時，也是征收糧食實物。

    當然，西北，西南，中原，山東，這些地方也是要征糧，不過數額遠不能和南方相比。

    每年征調的糧食，包括大量的草束，是現錢之外的額外收入，糧食總數是一千一百到二百萬石之間，這些糧食收入和唐末未征兩稅前的租庸相差不多，其后唐朝取消租庸，改為兩稅征錢，但很快戰亂和農民起義毀了大片的征稅區，而且唐末法度敗壞，收了兩稅再征實物，還包括各種雜稅在內，也就是當今大魏的征稅辦法。

    一千多萬石糧，看似很多，但北方的禁軍一年就要消耗過千萬石，軍糧是一部份在駐扎地方購買，一部份由朝廷三司撥給。

    其實大魏的糧倉儲量，因為租庸調畢竟被宣布廢棄，改兩稅法，對實物糧食，包括棉布，麻，絲，絹的征收，其實是遠遠不及隋唐時期。

    從兩者征糧和糧庫的多少，還有存糧的差距，都是相當的明顯。

    隋文帝時，皇帝號稱圣明仁厚，其實文帝聚斂之術相當高明，當時隋室在各處都筑有大型糧倉，隋朝建立的糧倉，儲藏量驚人，從隋文帝到隋煬帝，整整建立了六座大糧倉，任何一座的儲量都超過現在的通州倉。

    李國瑞面色凝重，張邦文吐了口氣，退回座位上板著臉坐直，話說到這種地步，委實沒有必要再說下去了。

    不管是陳常得的威脅，還有放棄大軍之后要背負的責任，以及自己可能被斬首的后果，禍及家人的恐懼，還有拖延戰事，會給北方流寇機會，以致大魏鼎革的責任這些東西，就如山一般的壓在了李國瑞的頭上。

    半響之后，李國瑞方對陳常得道：“陳期門不是觀察使，無有監軍職責，但我要請托你一件事，若你同意，我才會動員大軍主力向前，若不能，我現在就寫辭章，等著何獾過來接手，卻要看朝廷是不是覺得，陣前易帥是我的責任，還是朝廷諸公太過想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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