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情況不錯，我也不多想，下了車，又跟他們喝了幾口，聊了幾句。小姑娘在車上看到我一會兒的功夫就跟這些陌生藏民聊得像哥們一樣，眼都睜大了。
我隨意地問道：“你們是不是車壞了啊？”
那個說漢語的哥們說道：“也不瞞你，我們是來這拉木料的。白天不方便，所以晚上來。”
這半天沒放半個屁的小姑娘這時候來了句：“噢，你們是在盜伐啊！”說完自己也感覺不對，縮進睡袋里沒敢把頭露出來。
這一句我感覺到空氣都凍住了，泥麻這是什么白癡天才兒童啊，有的事你是明知道也不能說的，在這樣的時候，更是打死也不能說。
我急忙圓場：“你懂個屁，什么叫盜伐？半夜砍了拉走才不堵車。你見過有偷東西的還這樣跟我胡亂侃山的？不會說話你給我閉嘴！”
那藏民哼了聲道：“我們砍的是自己種的樹？我種了二十來年這也不讓砍，怎么就叫盜伐了？”
我知道一些地方種樹和砍樹是兩碼事，也就是你承包了一片山要種樹是可以的，那沒人管你，但你要砍成材的樹的時候，那就有人管你了，必須到林業申請伐木指標，這時候就會讓人捏著你的脖子索要這要那的。看來這些藏民們也是遇上這樣的事了。
藏族的房屋，需要很多的木料，以前上山砍了就行，全要大料，現在就算是砍自己種的也成麻煩事，對于那些需要大料蓋房的藏民來說就是糾紛所在。為避免麻煩事或者手續不全，這盜伐就成了必然，沒被逮到那當然沒事，被逮到了，以藏民們彪悍的血性，以流血來結束是正常。如果我們被認為是來逮他們盜伐的，那事情就大條了。
只是泥嘛見過有帶著這么個二逼女人出來逮人的嗎？
我無語，因這二逼女人一句話，這必須把我們來歷啥的說明白了，不然被人誤會可是要出人命的。
我裝作不在意地說了說去木里要找誰誰誰，又是為了社會主義民族文化傳播那一套搬出來，說得一幫人一愣愣地，感覺我這太高大上了，說得比那中央一套的還好聽。
當說到扎西，那說普通話的人問道：“是不是在麗江開店那個扎西？”
我當然要說是了，管他媽是說哪個扎西，反正是在麗江開店的，我順便把扎西描述了下，藏人很多情形下長和都差不多，這一有了共同認識的人，情形又變了，剛才冷凍的空氣又熱切起來。
我問道：“你們怎么砍了木頭停在這兒不運走呢？”
那能說普通話的藏民說道：“我們聽說今晚前面有林業在查，就不敢往前走，停在這兒商量著怎么辦呢。”這話一說出來就是默認了自己在盜伐的事實，但現在認為我是朋友了，自然不會隱藏。我看了眼那二逼，她也白了我一眼，意思是你瞧瞧，老娘沒說錯吧？
我沒再理她，心里一動道：“要不這樣，你們留個電話，我先前面走，一路幫你們看有沒林業的在設卡查，反正他們不會堵我們，有的話你們就把車開其他地方停停，或者把木頭先藏哪去，沒有那自然是好事了。”我心里不會有損公肥私是社會主義的蛀蟲這樣的定義，對于我來說，能幫人的時候，順手幫了就幫了，沒什么大義私節在內里。
藏民聽了很高興，這是幫了他們大忙了。
這時那半天沒放屁的二逼女人悶出了句惡心話：“這兒手機沒網絡！”
我們一下被噎得半死吊在半空，這女人真有種能把別人在快樂時噎死的特質。
有個藏民指著遠處急切地說話，我望著那能說普通話的，他聽了會高興地道：“他說了，前面那座小山頂有網絡，跑過去最多二十多分鐘半小時。”
我松了口氣，這噎死人的問題解決了。于是愉快地留了那個叫宗真嘉智——就是那個能說普通話的藏民——的電話，等他們把車慢慢挪到路邊，我開著車奔木里而去。
他們也不擔心我說了不幫他們辦事——藏民們就是這樣淳樸。
我開著車小心翼翼地前行，二逼姑娘現在總算是緩過來了，想必剛才一嚇也把她嚇得沒了睡意，一路上又開始活潑跳動起來，我觀察著路，有一搭沒一搭的跟她說話。
開了一個多小時，算算大致走了三四十公里，我見到路上走有個林業檢查站，弄了個欄桿在那支著也沒攔路，三更半夜卻沒見人，我留了點心眼，開出去一段路，把車停下又走回來，悄悄潛伏在檢查站不遠處，又靜等了半小時左右，見真沒人，才松了口氣，拿出電話打給宗真他們。
我在車上等著他們，一個多小時后我聽到汽車的引擎聲響起，一會就開到我邊上停下，是宗真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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