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年間西北的邊防是北虜的后花園，說來就來，說走就走，陳壽這位吹出來的名將完全可以當個笑話看。

    然而，弘治朝的“三大捷”還有比西北戰事更有趣的，那就是遼東戰事。

    因為，遼東的戰事，可是切切實實的打了弘治帝“賢君”的臉，他的賢明治理下，竟然有邊地守將堂而皇之的殺良冒功。

    事情是這樣的，弘治十二年正月，遼東守臣上奏朝廷，說是取得了三次大捷，斬首三百級，可謂是弘治一朝有數的大戰功。

    嗯，弘治武功……殺了三百人的大戰功！

    結果，捷報到了京師，滿朝文武都不敢信。

    他們以“邊備疲困，素乏銳氣，往時捐數十百人僅易虜首一二級”，“李杲之老疾，諸鎮巡參佐之庸懦，而能辦此？”為由，說遼東官軍都是一群草包廢物，以前死一兩百人只能斬首一兩級，現在怎么可以取得這樣的大捷，其中一定有詐！

    打了大勝戰都沒有人信，這就是弘治朝武功的現實，當然，事實證明，不信的人都是真正的有識之士。

    為此，弘治帝為了維護自己名聲，不得已，派人去查，結果，果然有詐！

    事情的真相是遼東官軍以互市為由，把泰寧福余兩衛的男男女女三百多人騙來，接著把人都灌醉，然后全部殺掉，再向朝廷報捷。

    這是什么？說好聽點，可以說是誘殺，說不好聽就是謀殺歸屬大明的番邦之人。

    好端端地把人騙來殺掉，開啟邊釁，招致怨恨，還有臉報捷，遼東官軍的這副德性，簡直就是奇恥大辱，給吹噓的弘治武功抹黑。

    而“三大捷”里，剩下的也就是經常被人吹捧的王越的賀蘭山大捷，當然，這場大捷是屬實的，畢竟還有被傳唱的王越的賀蘭山后大捷一詩為證。

    兵事驅人老未閑，銜枚夜度幾重關。

    地空虎穴藏勍掠，天運神機破大奸。

    殺氣平吞湖海水，威聲高壓賀蘭山。

    凱歌齊唱紅旗舞，報道元戎得勝還。

    不過，詩作的很有氣勢，但那戰果卻不怎么樣，畢竟，被稱為大捷的賀蘭山大捷，明軍最終得戰果也不過就是斬首四十二級而已。

    可以說，整個弘治年間，明軍對于北虜能有效抵御的戰役寥寥無幾，斬獲較多的大勝只有三四次。

    其他剩下的戰役就不值一提了，絕大多數被虜寇，都會有相關鎮守人員被論罪。

    即使是論罪，弘治君臣對于武備也似乎都顯得漫不經心，甚至直接就是漠視，處理戰敗武臣，幾乎沒有詳細認真地追究緣由，不思考改善方略，只是簡單地罰俸或降級，有許多次更是直接“宥之”，命其戴罪殺敵。

    這并非不是沒有有識之士看出來的，但他們勸告弘治帝，卻都沒有引起重視。

    比如弘治十四年正月，吏部右侍郎王鏊上疏說：“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升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

    上頭不重視，不嚴督，無舉措，有功雖賞，有罪不罰，這樣的氛圍下，下面邊關鎮守官及將士當然是人浮于事，虛應戰事。

    經過這樣放任自流的十幾年，北虜當然越來越囂張，最后在弘治十八年五月，趁著孝宗駕崩之機，發起最猛烈的攻擊，令明軍遭遇了自土木堡以來的最大敗仗虞臺嶺之戰。

    所以，弘治帝留給他兒子正德帝的，是自土木堡以來最強大的外敵，和最廢馳的邊備。

    而正德帝，可能也就是因為登基頭一個月就遭遇了一個大慘敗，心生余悸，正德帝即位之初就對邊事非常重視，采取了多項改良措施。

    弘治十八年六月，登基第二個月后，正德帝就聽從兵部的建議，在宣府招募土著之兵，用以協助官兵殺敵。“愿報效者，驗其年籍，人給銀三兩及馬匹器械，編成隊伍與官軍協力殺賊，有功照例升賞。事定歸農者，聽其愿留者，寄名近衛，月給糧一石，老則除之。”

    同一個月，正德帝又明晰了賞罰，邊鎮軍民，“斬虜首一級者給銀三十兩，愿升者如例加升。民余給冠帶，名為義勇，復其徭役。若糾集鄉丁斬首五級以上，為首者升署所鎮撫。其奪回被擄頭畜，以十之四充賞。事寧停止不為例”。

    除此之外，正德帝戰后的調查也更細致。

    弘治十八年八月，正德帝登基兩個多月后，大同守臣奏北虜擁眾入寇四散無忌，邊軍不能抵御。武宗卻責問說邊軍為什么不能防御，并派人去調查清楚。然后才有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

    邊鎮武官的建議也得到了他的采納。

    正德四年四月，他聽從大同副總兵馬昂的建議，“令被虜走回男子，審無父母妻室，并不知鄉貫者，聽編入軍伍，調用殺賊。有家業者，仍聽寧家。先發寧家而愿入伍者，聽來。降虜人，則仍照例安置。”

    種種舉措下，邊關的戰事明顯得到了改善。

    正德四年十二月，虜酋亦孛來部入寇，就是上面那位給武宗提建議的總兵官馬昂統領官軍，在木瓜山等處與之交戰，共斬獲賊首三百五十六顆，生擒男女九人，奪獲戰馬二百一十一匹，駱駝二十四只，牛羊四百一十五只，夷器弓箭二千九百二十六件，番文三本。”

    正德五年四月，虜寇莊浪，諸鎮多支官軍圍剿，擊退了敵人，并斬首一百五十八級。

    正德四年至十二年之間，像這樣的勝利有十六、七次，遠遠超過弘治年間的戰況。邊鎮官軍不僅戰斗力提高了，偵察能力和備戰防御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經常可以料敵于先，布兵防御，官軍的責任心與士氣都比過去振作了許多。

    正德十二年后，尤其是應州之戰和武宗巡邊之后，直至正德十六年，邊境安寧了許多，這期間沒有發生過什么像樣的戰役，因為北虜怕了正德帝。

    這也是正德帝駕崩后，被成為明“武”宗的原因，畢竟，歷朝歷代，除非是給先人貼金，否則，能被上“武”的謚號的，都不是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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