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中國和西方的哲學史，究竟哪個誕生的更早，其實很難說，就像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的思想基礎一樣，西方的古希臘羅馬哲學，是歐洲文明的搖籃。公元前7至前6世紀，古希臘的哲學家們重視宇宙本原的研究，這個階段的哲學被稱為自然哲學。由于對世界本原的回答不同、哲學家居住的地區不同，形成了米利都學派、愛非斯學派、畢達哥拉學派、愛利亞學派等。
當然自然哲學的影響，遠遠不如隨后產生的人本主義和系統哲學的影響巨大，哲學家們討論的中心不再是自然界宇宙生成等問題，而集中到人類社會政治倫理和看待世界的方法上面來，他們逐漸開始探討事物的本質、聯系和客觀規律，以蘇格拉底、柏拉圖為代表的唯心派與亞里士多德這個唯物派進行了對立和交匯，對后世產生的影響從未間斷，甚至到文藝復興，再到啟蒙運動和現代哲學。
哲學不分東方和西方，本質上都是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和探討，而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是普遍適用的，所以不論東西方，對哲學的追求都是一樣的，而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兩千年前的東西方，都出現了唯物和唯心的理論，而它們的對立和分歧，幾乎不謀而合。
比如老子的著作道德經所提出的思想，是從天道運行的原理為基礎，展開以自然為義理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內涵，而得以提出認識一個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道家哲學發展的社會哲學。這在西方哲學中，就有相同的理論著述。他們認為萬物的本質不是物質性的元素，而是一些抽象的原則，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是“數”，以巴門尼德為代表的愛利亞學派認為是“存在”，并認為“存在”是不變的，不生不滅的，運動變化的只是事物的現象。他們提出的非物質性的抽象原則，對以后唯心主義哲學的產生影響很大。
又比如說，亞里士多德通過六篇邏輯學著作范疇篇、解釋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論題篇、辯謬篇為西方形式邏輯奠定了基礎，而比他早幾十年，墨子就建立了第一個中國古代邏輯學的體系，他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方法以建立或論證自己的政治、倫理思想。他還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并要求將“辯”作為一種專門知識來學習。墨子的“辯”雖然統指辯論技術，但卻是建立在知類明故基礎上的，因而屬于邏輯類推或論證的范疇。
甚至古代希臘哲學中還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哲學主意，如詭辯論、懷疑論、神秘主義、相對主義、折衷主義以及各種頹廢沒落的人生哲學，在中國古代都能找到相同的東西，難道“莊周夢蝶”不是一種懷疑論嗎？
不過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哲學的起源是如此相同，而后來的發展，中西方卻走上了越行越遠的歧路。中國人的主流從某一個時期開始，漸漸走向了徹底的唯心，間或有一二唯物的喊聲，也激不起任何浪花。而西方的唯心與唯物進行了數不清的對立和激辯后，各自占據了兩大陣營，但即使天主教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都占據了統治地位，哲學成了神學的婢女，這個時候反而唯物主義的理論越發完善，促使哲學愈益脫離神學。
而西方即使是唯心主義的哲學家，他們也將世界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馬克思說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受到的歪曲比較少，因此能夠向我們提供比較正確的、雖然是幼稚的世界觀。
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挨得很近的事情，一個叫“焚書坑儒”，一個叫“罷黜百家”。作為兩場實質上是統一思想的運動，陳惇發現歷史應該給與這兩件事情一個理性的思考。政治思想領域中不同主張的爭議影響到他們各項改革政令的推行，但秦始皇并沒有焚盡天下之書，而漢武帝卻鉗制了天下的思想。
對于“罷黜百家”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是由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個是為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于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學術上排他，政治思想上的禁錮，百家爭鳴曇花一現后，終于由緩慢扼殺變為了一槍斃命。
孔子本人對“天”有兩種并行的理解：一是把“天”看成是主宰人世萬事萬物的人格神，另一種是把“天意”看成自然和事物變化的內在規律。當他強調“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時候，他表達的是神學的天命觀當他感嘆“天何言哉？四時生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又把“天”看成大自然和大自然不斷變化的內在規律。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說的也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賴于人間的好惡而發生變化。人不可違背這一規律，而只能嚴格地遵守它。
其實儒家思想發展到荀子時，是向唯物主義方向走的，荀子具備樸素唯物主義價值觀，但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更像是他個人的堅持而非整個儒家學派的堅持，他的兩個學生韓非子和李斯反到成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當然孔子有很多思想，很難一句話來判斷他是唯物還是唯心，但論語中也有“子不語怪力亂神”一句，儒家思想綜合來說，表現為一種入世的哲學，但為什么后面卻走到了徹底的唯心論上，當然還得把董仲舒這個人拎出來說一說。
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宗教化了，事實上他是將神權和君權做了一個統一，就是給與了一個正式名分，稱為君權神授。一套“天人感應”論，是把春秋中所記載的自然現象，都用來解釋社會政治衰敗的結癥。
這套理論簡直可笑，司馬遷這樣想。他極力反對在科學知識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他對“天人感應”的神學世界觀持批評的態度。在史記中，司馬遷在同自然科學有關的一些問題上，顯示了自己的求實精神，其天官書是中國現存的第一篇系統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歷書則表達了他關于歷法的主張律書、河渠書、貨殖列傳等則有關于音律學、水利、地理知識的記述。他是第一個開創在史書中記錄科學技術史料的先例當然他的反對無效，最后被漢武帝施以宮刑。
于是事情一發不可收拾，一代代的孔孟門徒開始不再關注宇宙事物的真相，而是將目光放在了研究天人關系上，從天理來解釋人性，從人性再上升到天理去。
在宋明理學中，這一研究更是登峰造極，對“天”的理解明顯由客觀唯心主義完成了向主觀唯心主義的方向轉變，認為天只是人心性的根基，道德的依據。在程頤、朱熹看來，天、理、性、心是一脈相承的。再后來王陽明的“心學”橫空出世，說“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他認為心和天一樣無所不包，“心即道，道即心，知心則知道、知天”。
“天是一顆大心，心是一片小天”，他們認為，要向自己的內心世界探求，挖掘內心的過程就是體悟天道的過程，如此日積月累，有一天就能忽然頓悟，然后便可了解這世界上的所有的奧秘，通曉萬事萬物的規律，則觀天下，如在掌中矣。
這個世界觀方法論有錯嗎？
沒有，但是問題就這個方法論太過高深，從古至今做到的人寥寥無幾，古圣賢做到了，上古先王，堯舜禹湯，孔孟也做到了，當然能看到的還有一個王陽明，肉身成圣了。
可是要看到，做不到的人太多了，這幾乎不是普遍和特殊，而是個別與整體的對比。舉個例子來說，那個流傳很久的佛偈，神秀和尚“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六祖慧能大師則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所有人分析過他們的境界，都得出慧能比神秀高的結論，便沒有了下文。
但是實際上慧能的法雖然直指人心，明心見性，但能傳承的人太少，能透徹的人寥寥無幾，從古到今大部分人修行走的還是“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路子。
儒家這個本為入世的學派，也走上了高端的、不能為普羅大眾所用的道路，何況佛家和道家。除了極少數天才，普通百姓不可能用這種唯心的思想，來真正認識、了解、甚至掌握這個世界。然而二千年來華夏大地上只有這三家的哲學，所以中國人對于這個世界的認知，也就漸漸難以前進，最后終于被西方迎頭趕上。
如果用“心”去認識和改造這個世界太難，何不用西方的哲學思想借助工具呢？
工具是什么，陳惇幾乎要脫口而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但顯然馬克思還沒有出生，而陳惇能記得住聊齋這樣的作品，卻難以將資本論的一切東西，明明白白地書于紙上。
如此陳惇在精心選擇后，決定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創立的古代的系統哲學中選取對這個時代有益的哲學框架，雖然這些大多是唯心主義的，但其中包含的理性主義因素，在西方的哲學和科學文化的發展中，起過重大的作用這恰恰也適用于大明這個時代，唯心主義更能引起東方的共鳴。
這些西圣的思想成為了西方哲學和科學的基礎，說明它的力量的確是巨大的，現在就需要借助他們的力量，來喚醒中國沉睡千年的科學和探索精神。或者經由他們的思想，去重新認識諸子百家的思想，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東西方的文明在陳惇的有意引導下提前相遇，將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呢
其實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因為從鴉片戰爭打開國門開始，西方的一切文明才突兀地涌入，給中國人造成巨大沖擊的其實是西方先進而雄偉的工業，在思索為什么中國與西方差距如此之大的時候，自然會最先研究他們的文化思想，于是得出了孔子之學落后，而西方之學先進的結論，于是要求“、羞孔廢儒”。
但現在，中國依舊是世界大國，昂首東方，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文明，都有資本充滿自信，而西方還沒有迎來工業革命的洗禮，甚至連宗教改革都進行地一波三折，沒有讓中國震驚的資本，而華夏文明也沒有弱勢到被同化的程度那么西方哲學的引入，很有可能像是一顆石子投入了水中，短暫地激起一陣水花，然后就泯滅于無形。
要想避免這種可能，陳惇已經想出了辦法，一是在自己的蘇州報中，開辟西理探究版面，循序漸進地向知識分子介紹這些泰西名儒，以及他們的思想。二是他需要精通外國文字的譯著家，將晦澀艱難的西方文字轉譯成樸實而簡易明白的，務必要在不改變真髓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貼近文人的習慣和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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