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這個東西，出現在清朝咸豐年間。最開始是因為太平天國運動轟轟烈烈，控制了江南省份，讓朝廷稅收無計，便有人提出了這個辦法，于里下河設局勸捐，公開告知米行，捐厘助響。
值百抽一的商業稅，百分之一為一厘，故稱厘金，也就是說按貨物價格收取百分之一的商稅。
厘金被視為封建統治者對百姓的殘酷盤剝，是三大惡稅之一，被人貶地一無是處。的確，厘金的弊端太多了，一經推廣，課征苛重，危害國民。見貨即征，不問巨細。不僅名目繁多，如有坐厘、貨厘、統稅、統捐、產銷稅、落地稅、山海捐等名目，征課異常廣泛，“舉凡一切貧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被課之列。”以廣西為例，征厘物品為二十九類，達一千九百四十二項，小至手帕、荷包、扇袋、及米粉、醋、蒜，均要負擔厘金。總之，凡市上之物，無一不征。且卡局林立，一貨數征。而且稅率也很不一致，是嚴重阻礙了商品的流通，，抑制了生產的發展，加速了手工業者走向破產，使人們的生活更加艱難。
但厘金作為一種商業稅制、財政手段，也有顯而易見的好處，那就是來錢快。
清政府實施厘金制度收到的最明顯的效果就是搜括了大量的錢財，極大地補救了財政困難。從同治八年開始統計直到清朝光緒三十四年，全國厘金收入總額一直維持在1300萬兩以上，到光緒三十四年超過了2000萬兩，宣統二年國家財政預算厘金收入甚至為4300多萬兩，而當時的田賦收入約為4600多萬兩，足見厘金收入所占比重之大。
有這么一大筆錢，清政府不僅不僅僅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在晚清日常的軍費支出方面，包括了八旗、綠營兵日常的開支，以及建設海軍的軍事支出，籌劃海防經費都極為依靠厘金，而且解戶部款、國家行政費、皇室用費、鐵路經費、歸還外債、賠款，厘金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陳惇提出這個辦法，是因為已經看到了大明財政的窘迫，或者說是糜爛。大量的農業人口和土地資源被壓縮，為國家提供財政收入的人越來越少，占經濟總量比重越來越大的工商業卻對國家沒有絲毫貢獻，反而侵吞著國家的財稅基礎。國家只向窮苦百姓征稅，而整個大明王朝每年來自田稅的財政總收入撐死了也不過四百來萬，打一場打仗，大概就能消耗一年甚至幾年的稅收。
這也是為什么張經搞下臺的原因，朝廷從上到下都希望這場戰爭速戰速決，因為實在是拖不起了，軍費撥出去的不算，張經還壟斷了江南的財賦。可憐軍費吃去了不知道多少，銀子像流水一樣嘩嘩流走，年年都要虧空四五百萬兩。
但事到如今，剿除倭患已經是勢在必行板上釘釘的事情了，倭亂為亂三十來年，剛開始不過小敲小打，到現在已經是大規模戰役了，國家年年在這上面投入不知道多少，總要見到效果，否則這么多年天天說的抗倭簡直就是個大笑話。
沙場對壘，軍費開支也呈幾何級數上漲，為了湊錢，為了讓整個中央政府順利運轉下去，嘉靖帝不知道想過多少辦法，派太監下江南就是其中的一種，但人叫蘇州百姓痛打落水狗一般地轟了回來，還讓御史揪住了祖制的名頭，一陣大言炎炎。
在這樣下去，大家都要完蛋，若再按找老套路走下去，中央政府將會徹底破產，這個國家將亂到不可收拾據，直到高拱張居正奮起，為大明擎住了一片天。但這兩個擎天柱倒下之后，就再也沒有人能力挽狂瀾，大明終于走向了窮途末路。
若是沒有高拱張居正大力推行一條鞭法，使得隆慶末年，太倉積粟，大明早就“家家皆凈”，要知道張居正死前，太仆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可支十年之用。這個數字已經是奇跡中的奇跡了，但應付幾場局部戰爭可以，但遠遠不足以保證國家的安全。說句實話，陳惇所見的蘇州富甲，都比國庫有錢。
一條鞭法不是不好，但阻力太大，比不上厘金見效快，而且需要從上而下的鐵腕手段，動靜太大，還不是目前的陳惇所能推動的，他也覺得沒必要在這事上深入。就目前看來，盡快湊集到足夠的軍餉，供給東南的抗倭戰爭才是當務之急。
厘金的征收方法分為三種：一是出產地厘金，即在出產地對所產物品所抽的厘金，比如從山中砍一捆柴出來，就要收出山稅二是通過地厘金，是以貨物由某地至某地之一次搬運行為作對象，課征于行商的通過稅，又稱為活厘或行厘。通過稅就是在道路設卡，這是孫德田在蘇州的做法，在各個水路孔道上設置關卡，任何挑著貨物經過的人都要繳納稅款。三就是銷售地厘金，是抽之于坐商的交易稅。
這三種征稅方法中，陳惇建議通行的是第三種，也就是他說的“門市厘”，意思就是有門面、有店鋪的商賈，是征稅的主要對象。蓋因前二者對普通百姓、小商小販的傷害太大，施行起來就是危害百姓，且很容易遭到百姓的反抗，像孫德田那樣激起民變。
“學生所說的門市厘屬于交易稅性質，向坐商征收。對各大商行的商賈推行捐厘之法，以米行為例，規定每米一石捐錢五十文以資助抗倭大業。其他商行交稅的原則，就是按照交易額的多少，百中抽一，先此法推行到各州縣米行，再逐漸對其他各業大行鋪戶開始抽厘，抽厘行業漸次增多，最后遍及百貨……而抽捐地區可以從蘇杭擴及東南六省，再擴及江北甚至全國。”
嘉靖帝越聽，眼中光芒越盛：“每一筆交易額中抽取百分之一……錢雖然少，但后續無窮，而且那些商人們，都可以接受，并不損害他們的利益……”
“而且最重要的是，厘金在名分上，與商稅沒有一點關系，”一絲狡猾從陳惇臉上閃過：“朝中的言官們不是高舉著祖制不許收商稅嗎？這的確不是商稅啊，這是勸捐，勸說那幫商人捐錢，資助抗倭。每個人只需出一點微不足道、百分之一的心意，這抗倭的事情就馬到功成了。”
“但問題是，這種勸捐，他們要是不樂意呢？”黃錦也聽得異彩連連，追問道。
“大棒加胡蘿卜唄，”陳惇一攤手：“捐地好，捐地快的，進行旌表，拖著不捐，偷奸耍滑地，拎出來批斗，扣上一頂通倭的帽子……強權之下，這一點還是做得到的，就怕……”
嘉靖帝聽得正痛快，卻聽陳惇遲疑，不由得道：“怕什么？”
“宋朝的王安石新法，樁樁件件都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好法，”陳惇道：“只不過人用壞了，使得這新法變成了禍國殃民的災難。學生不覺得這些商人會陽奉陰違，不繳納厘金，而害怕征收厘金的官吏巧立名目，捐章不一，上下其手，從中飽囊，到時候商人們被逼破產，而國家卻也沒有得到實際利益，貪飽的是這群人……所以學生以為，應該設立專門的厘金局，負責征收稅款，杜絕地方侵吞漁利的可能。”
嘉靖帝連連點頭，龍顏大悅：“你說的對！要專設一個厘金局，負責收稅……”他已經從榻上站了起來，在殿中呼呼地踱步起來，可見心中的激動。
陳惇順勢就道：“學生建議，官征和包剿并行。”
嘉靖帝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都說出來……在朕面前，沒有什么顧忌，把你的所有想法，全說給朕聽。”
嘉靖帝的鼓勵讓陳惇適時地露出了一絲感激的神色，“所謂官征，就是厘金局在地方收繳稅款，學生建議宮中出中官，都察院出御史，戶部出官員，三方既合作又互相監督，避免貪賄的可能……而學生說的包繳制度，即由同行業商人認定或承包這一行業的捐額，經理其事，負責繳納，這些人包攬細務，又因經理人為同行之人，能維護本行商人的利益，對政府也有利，既無偷漏之虞，又可節省征收之費。厘金局以各行店一月的營業額為課稅根據，按所定稅率征收，而經理人負責征收催繳，厘金局負責查驗核算，兩相無誤之后開票。”
陳洪眼看陳惇在嘉靖帝面前侃侃而談，而皇帝連連點頭，沒有一句駁斥的話，眼中不由得閃過一絲嫉恨。然而他也很快被這個“厘金”想法征服了，他知道這是多大一筆銀子……而且是堂堂正正征收的，沒有人反對！要是這個法子早一點出來，孫德田下場就不會那么慘了！陳洪倒不是兔死狐悲，而是恨蘇州的百姓敢造反，恨言官窮追不舍，也恨皇帝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將孫德田就這樣扔出去頂了罪……
他聽到陳惇說要派太監監督稅收，心中就是大喜，可又一聽還有言官的事兒，頓時大怒言官和他們就是天生的死對頭！那些言官，彈劾了不知道多少太監，雖然大部分都是確有其事……事實上不是大部分，是幾乎全部。
如果有言官在的話，他們還怎么上下其手，搜刮銀子？他此時更恨提出這個辦法的陳惇了，有好處卻撈不上，眼看著銀子從眼前經過，卻做不了手腳！這世上怎么有這么惡毒的人，能想出讓言官和太監互相監督的辦法！
嘉靖帝對陳惇的想法非常滿意，甚至要他連夜趕寫出一本條議來，很快在萬壽宮中嚴嵩被召入，兩個時辰之后，他便拿著手中這本奏疏顫巍巍地回到了文淵閣中。
“爹，怎么這么久？”嚴世蕃不耐煩道：“是不是皇上又留你修玄了？”
嚴嵩不理會他，又抓起水晶鏡子來仔細翻看手中的條陳，他對這個所謂“厘金”的想法，感到非常驚訝。
嚴世蕃也疑惑地湊了上來，他自幼天賦過人，一目十行，很快就將這條陳看了個七七八八，咦了一聲，驚詫道：“這個辦法……好古怪！”
“哪里古怪？”嚴嵩問道。
“這明明就是收商稅，”嚴世蕃皺起眉頭來，“但打著助餉的名義……說什么工商救國，這是把軍餉轉移到商人大戶的頭上去了，但辦法不差，每個月交易額抽取百分之一，錢雖然少，但取之無窮，又不會徹底招致反感，我看有推行的可能！”
“這條條框框說的很清楚，其法已經完備，看來是成竹于胸的提議，”嚴嵩道：“……我看陛下不是讓我參詳，而是讓我推行的。”
他晃了晃神，又問道：“你看這辦法，這能行得通？”
“就像這上頭說的，其無捐于民，有益于餉，并可經久而便民……于民生毫無關礙而聚之則多，”嚴世蕃點頭道：“這的確是個天才的想法，而且我看能行得通！”
嚴嵩卻似乎很有一些猶豫：“……今兒我看陛下興致很高，滔滔不絕地跟我說了兩個時辰，這讓我想起了，想起了當年，那本奏疏……”
嚴世蕃“啊”了一聲：“河套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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