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國公陂修好后，灌溉出來的新田將被作為李植的私田，佃給當地的貧苦佃農耕作。?

    雖然李植尚未在山東均平田賦，但津國公的私田，沒有一個地方官敢多收亂收李植的田賦。李植已經通知地方官，這些新田，一年的田賦是每畝六升麥子。實際上如果李植均平山東所有田賦，并且不增加田賦的話，畝均的田賦大概就是六升一年。

    其實就是李植不交田賦，地方官也拿李植沒辦法。但李植每日琢磨著均平田賦，自己當然要以身作則繳納田賦，否則要授人口實。

    李植對于佃種自己田地的民，每人收取三成地租。以每畝畝產一石麥子的平均水平計算，除去田賦李植每畝地可以得到二斗四升收益。二十七萬畝新田，算下來就是每年六萬五千石麥子凈收益，價值十六萬兩銀子。

    李植算了算，朝靖一善問道：“開這些新田，使用了多少人工和材料？”

    靖一善被李植許諾了二百兩賞銀，倒是比剛才更配合一些，答道：“這個國公陂使用了三萬五千二百人勞作三個月，水泥、石材等材料，花了八萬七千兩銀子。”

    李植轉身問了問幕府稅務廳大使，問道：“良友，這是多少銀子？”

    謝良友每天做稅務統計，計算能力倒是十分強悍，拱手道：“國公爺，人工成加上材料錢，是十五萬兩。”

    李植點了點頭，建這個灌溉水庫的成，一年的地租就可以收回來。順帶的，建工程時候把勞動力成算進工程中，讓百姓以工代賑，還降低了賑災的費用。

    無論怎么看，開水利開墾新田都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然而這種情況只是對李植而言如此，明末政治混亂，地方上的官僚和縉紳虎視眈眈，百姓即便是有幾畝肥田都怕別人惦記，更別提搞水利展新田了。

    若是一個沒有權勢的人出來組織水利工程，恐怕工程還沒有結束，新田就被各種名目冒出來的田主瓜分了。而對于有權勢的人來，想法設法把有良田的百姓弄破產，吞并百姓的良田就可以直接獲益，又何必大張旗鼓搞水利？真搞出來大把良田，其他的縉紳豪強還不是要上來分一杯羹。

    在一個政治**秩序混亂的社會中，利益是根據權勢而不是貢獻分配的。在這樣的利益格局下，沒有一個人愿意做貢獻，所有人都盯著現有的蛋糕瓜分，最后蛋糕只會來。

    像李植這樣挖空心思做大蛋糕，手握強兵誓死捍衛自己做大的蛋糕，而且不去搶奪無權勢民蛋糕的人物，在明末這樣的社會中只是一個孤例。

    然而十七世紀已經不是封閉的時代。滿清、西方殖民者，甚至西南少數民族都對腐朽的漢人社會虎視眈眈。如果漢人不把自己的蛋糕經營好，不把國家做大做強，被異族奴役的歷史必講上演。

    無論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這個民族，李植都要把自己這個孤例堅持下去。

    李植點了點頭，這才扶起地上的瘦削年輕人。

    謝良友想了想，道：“國公爺，這佃種我們新田的農民，算下來每人每年可以收獲十四石的糧食，折銀三十五兩。這些百姓之前一年收入只有八、九石，生活一下子翻天覆地大變我們收的地租是不是太低了？我看便是再多收一成地租，也絲毫不為過。”

    李植笑道：“三十五兩年收入算什么？也只是讓一家老有個溫飽，尚不能康。公立志要讓治下的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以后公要讓天津和山東的百姓部富起來，當然不能收取高額田賦。就按三成地租收。”

    謝良友拱手道：“國公爺仁德，山東和天津的百姓有福！”

    李植檢查了一會工地，又朝鄭暉問道：“今年山東可以開墾多少新田出來？”

    鄭暉道：“像國公陂這樣的工程，我們規劃了八個，只是規模略一些。部做出來后，可得新田一百一十萬畝，刨去田賦，每年光地租收入就是六十多萬兩銀子。”

    六十多萬兩銀子也不是一個數字，可以大大充實李植的財政。

    李植拍了拍鄭暉的肩膀，道：“鄭暉，山東的工程順利完成后，我上奏朝廷，升你為海上副將！”

    鄭暉聽到這話，激動得滿臉通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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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初五，在山東各府、州、縣，津國公稅務所紛紛開張。

    和天津的稅務所一樣，這些稅務所也是在各城的鬧市中購置宅院改造而成。稅務所的基原則是商賈自己報稅，稅務所按照商賈申報的經營額征稅，三十稅一。當然，商人們往往會鋌而走險偷稅漏稅，每個稅務所里都有大量的稅務會計，作為抽查商賈營業額的監督人員。

    李植在各府城派駐一百五十名稅務會計，各州派駐一百名稅務會計，各縣城派駐五十名稅務會計。這些稅務會計每天的工作就是入駐商販營業點，檢驗商販實際營業額是否如實申報。

    如果現商人逃稅，就按照逃一罰五的原則重罰。逃稅過一百兩，更要把逃稅者交給津國公法庭打板子。

    李植在濟南稅務所翻了翻賬簿，朝謝良友問道：“這一年下來，會計人員的開銷要花多少？”

    謝良友吸了吸鼻子，正色道：“國公爺，為了覆蓋山東一省，我們雇傭了五千六百三十七名會計。這些會計的月錢，場所維護費用加上種種雜用，一年要花費三十萬兩。”

    謝良友搖了搖頭，道：“今年山東大旱，農民們都靠津國公賑災過日子，無錢購買商品，山東的經濟十分蕭條。估計今年一年，山東只能收到商稅六十多萬兩。”

    李植道：“那豈不是只有三十多萬兩的凈收益？”

    謝良友沉重地點了點頭，道：“國公爺，確實是這樣。不過明年農民有了收益，情況就會大為好轉。估計明年一年一百六十萬兩商稅能收到，刨去開支還能有一百三十萬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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