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晨選擇圣三一堂，一方面是這座教堂夠龐大氣派，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交通方便，現在華東雖然全部占據了上海地區，但主要活動還是在原來華東的上海新區和租界地區。

    上海新區是華東在上海地區的核心，現在仍然是華東的上海市所在地，雖然華東在上海新區的經營時間并不長，只有4年多，但已初成氣像，由其是道路的建設，基本將城市規劃的大面貌體現出來，

    原租界地區本來就是上海地區基礎建設最好、最完善的地區，雖然道路的建設離華東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主要是要走汽車還有所不足，但也免強可用。上海新區和原租界地區原本相接，華東收回到租界之后，立刻就將界墻拆除，修通道路，使上海新區和原租界地區徹底連成了一片，暢通無阻。并對原租界地區的道路進行了一定的改造。汽車可以從上海新區直通到圣三一堂。

    而對于原來的上海老城區，也就是上海縣城及周邊地區，華東采取的是維持現狀的措施，并沒有對上海老城區進行改造，因為老城區的房屋成舊，道路狹窄，房屋擁擠，人口眾多，如果要現在改造，必然是要花費一番大功夫，遠不如開避新地建設劃算。等新開發地區建成之后，再逐步將老城區的人口逐步遷移出去，將老城區逐步的騰空，然后再對上海老城區進行改造。

    當然對上海老城區進行改造，李松晨也做出了初步的規化，并不打算將老城區全部推倒重來，而是盡可能的將老城區的這些老式建筑都保留下來，以后做為上海的人文景觀。這一點元老們都是深有體會的，在穿越之前，如果那個城市還保留著一片完整的古建筑群，絕對是城市最出名的一張名片。雖然李松晨不可能在上海市長的位置上一直坐到這些老建筑發揮作用的時侯，但可以為后任留下一筆保貴的遺產。

    車隊來到教堂門口時，圣三一堂的人員都早已經接到了通知，在神父的帶領下，己在教堂門口迎接德國使團一行人的到來。等海因里希親王和親王夫人下車之后，立刻迎候上來，道：“歡迎親王閣下，王妃夫人。”

    海因里希親王看了看神父，見他40歲左右的年紀，雖然是一身教士的黑袍，但黑發黑眼，黃色皮膚，雖然說的是英語，但明顯帶有亞洲口聲，顯然是一個中國人。

    雖然海因里希親王有些意外，盡管這時教會已經在中國立足，并且也吸引了一批虔誠的中國教徒，但教堂的主導者，基本都還是外國人，而由中國教徒擔任教堂的神父，海因里希親王也是第一次見到，當然海因里希親王這一年多以來，基本都是在青島活動，偶爾也去濟南、登州轉轉，到上海來還是第一次，并不知道這里的規據。不過這是在華東，而自己一行人來教堂是做禮拜的，也沒有多說什么，客氣了幾句之后，帶著眾人一起進入教堂。

    不過這位中國神父的業務顯然非常熟練，無論是語言還是手勢、神態都非常到位，顯然是久經練習的專業人士，不是臨時拉來湊數的。因此德國人也就忘記了中國神父的種族，會身心的投入到禮拜中去。

    其實華東在山東、天津等地區時，對歐洲教會還比較寬容，不僅允許教會在華東中繼續存在下去，依舊可傳教，發展教徒，而且還有一部份元老經常往教堂跑，參加禮拜、彌撒等活動， 甚致接受洗禮，還有幾名元老在教堂里舉行了婚禮。

    當然華東這樣做，并不等于對教會放任不管，只是由于在這個時代，教會的問題非常復雜，絕不僅僅只是在宗教范圍，而是牽扯到政治、社會等方面，而且歐洲教會現在己在中國發展了數百萬教徒，包括一部份有社會身份、地位的中國人，并和各國的官員、商人有廣泛的聯系，稍有不當就會造成重大的社會事件，庚孑國變就是由教會問題引起的，因此也不能簡單粗暴的取締了事。

    華東允許教會存在，并行事宗教活動的同時，對教會的管理也十分嚴格，并成立了專門的機構，管理教會，主要的管理思路就是將教會的活動限制在宗教的范圍內，絕不允許教會涉及到政治活動，但凡發現有教會或教士從事政治活動，將會受到嚴懲，華東是毫不留情的。不過受到懲處的是教士個人，而不會關閉教堂，即使是將一個教堂里全部教士都一鍋端了，也會再換一批人來主持，禮拜、彌撒什么的活動都照常進行，這樣其他教徒仍然可以在教堂里進行活動，對換不換人并不在意。

    其次就是取消了傳教士、教徒的特權，由于教會是來自歐洲，因此在中國傳教過程中，多少都會借用一些外國的力量，享有一定的特權，并對教徒也多有維護，其中有些性質惡劣的傳教士甚致公然庇護作惡的教徒，而中國的教徒中有相當一部份也是沖著教會的這些特權入教，借教會的勢力違非做歹。但在華東的管轄范圍內，教會、傳教士、教徒都不會在有一點特權，和其他宗教完全一樣，再想借教會的勢力胡作非為已是不可能了。

    華東還有一招就是控制教會的財政大權。盡管教會是宗教機構，但也不是完全不食人間煙火的，教堂需要打理、維修，教士們也要吃飯，還要定期舉行禮拜、彌撒等活動，這些都是要錢的。而教會的收入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信教者的捐贈，一是其他產業收入，如地產、田產，有的教會還兼辦學校，收取學費，還有出售一些宗教物品等。

    但華東將教會的其他收入全部禁止，除教堂之外，將其他的房產、地產之類全部沒收，宗教機構要那么多產業做什么；而教士的生活費、教堂的日常維護費用都由支付；并禁止教會兼辦學校，傳教士可以兼任老師，但必須是在專業的學校里去任教。

    而對教會的捐贈收入，華東當然是無法禁止，但華東要求教會將捐贈、開支全部記帳，并指定專人負責，定期上報，同時教會組織活動也必須申報，這樣了解、控制了教會 的財政大權和組織活動，也就可以將教會牢牢控制住了。

    最后一點是，華東只承認現有的主持教堂的外國傳教士，而對新來的主持者一概不認可，即使有上層教會的委任也沒有用，因此一但現有的主持神父死亡、調任或是因犯罪被捕，華東就會自行任命新的主持神父，當然都是中國的教徒。雖然中國教徒中也不乏有真正的虔誠信教者，但畢競是中國人，絕大多數人還是會站在自己的祖國一方，何況現在是華東當家，外國人在這里早己不能高人一等了，媚外者自然也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間，新任的中國主持神父基本都能和華東保持一致。

    而這樣一來不僅可以逐步用中國人來取代外國教士對教會的控制，讓教會重新回歸宗教層面上，而且還能使華東治下的教會徹底擺脫外國教會的控制，最終是自成一系，并和華東保持一教。雖然這樣的教會得不到國外教會總部的承認，但一般的教徒并不會在意這些事情。因為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中國人對宗教也都相當的包容，甚致有很廣泛的信仰多種宗教的基礎，只要不受到外來勢力的控制，就不會出什么大事。

    華東收回上海租界之后，將這一套對教會的管理制度完全移植到上海。而且華東收回上海租界時，正直與英法兩國宣戰，因此租界的英法兩國人都被限制自由，包括全部英法籍的傳教士，因此有相當一部教堂失去了主持者。而華東有了在天津、青島等地對教會的管理經驗和基礎，也培養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較可靠的教徒，于是在華東穩定了上海的局勢之后，立刻從天津、抽調了一批教徒來上海，有的接管了教堂，有的則在其他教堂擔主管財務的執事，而普通教眾見教堂依舊開業，神父教士人員也都齊備，也就不在意主持換了人，當然在這其中也有少數人借機鬧事，但華東對這樣的人絕不手軟，很快就被打壓下去，于是上海的教會也就很快穩定下來。

    圣三一堂原來的主持神父原來是英國人，在華東收回上海租界時，他和其他英國人一樣，被限制了自由，于是華東指定一名來自天津的中國教士擔任圣三一堂的主持神父。

    這位中國教士叫黃翰文，原來是教會收養的一名孤兒，已經入教20余年，不僅對教會的一應事務都十分精熟，而且還學會了不少現代知識，并精通英法兩國的語言，不過此人雖然入教20余年，但由于他入教時已有16歲，并接受過一些傳統的教育，因此在教會學習知識之余，還堅持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在思想中仍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且對華東也十分支持，認為只有華東才是中國的希望，當然也很受華東的看重，于是這次也對他委重任。

    而在華東和英國的談判結束之后，原來主持圣三一堂英國神父恢復了自由，但主持位置卻沒有還給他，只能回圣三一堂當一名執事。當然不僅是他，其他的英法籍主持神父也都一樣失去了主持教堂的位置。

    雖然有些傳教士對此不滿，但這時上海已是華東說了算，當然沒有地方去講理，而在臺灣海峽海戰結束之后，遠征軍徹底失敗，傳教士們也徹底死了心，有一部份傳教士只能屈從事實，安心的當一名執事；而有的卻自覺無面，索性就放棄了教堂，轉投到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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