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穿者和觀察團舉行會晤的同時，外事部的部長李三杰也接見了隨行的三個報社的記者，并答復了記者提出的問題。
觀察團來天津訪問，主要是以協商談判的事宜為主，對穿者提問，只是付帶，而記者就不同了，都憋著在天津搞到大新聞，因此都準備了一大堆問題，除了對穿者的來歷感興趣之外，還對穿者以前的社會構成，政治制度，生活習慣等等事情都充滿了好奇，另外還對穿者回歸以后的打算、目標，以及在這次談判中，穿者的目標等等，甚致有記者問出穿者是否打算在中國恢復漢人的王朝這樣忌禁的話題。
不過負責接待記者的李三杰早己經見慣了舊時空里各種記者的刁鉆問題，應付起這個時代的記者，自然是得心應手，不僅是有問必答，而且對每一個問題的回答都是長篇大論，或正面回答，或傍敲側擊，或大打太極推手，還不時的開個玩笑，冒幾句新詞來。
這些答復在舊時空里，肯定是會被貼上官話、套話、客氣話的標簽，但在這個時代，卻是十分新鮮的法。由其是無論穿者的答復內容如何，始終都是面帶微笑，沒有一不耐煩的樣孑，就這一，己讓來訪的記者們大為感動了。雖然報紙在中國己經存在了余年，但社會地位并不高，這一方面是因為報紙是由洋人引入中國的新鮮事物，傳統的士大夫對此有一種能的排斥，而另一方面，在報紙剛引入中國的時候，人們普遍都將其視為朝報的變相。
所謂朝報，也稱為邸報，是指中國古代一種以簡訊形式報道皇帝的起居、言行、上諭、朝旨、書詔、法令為主，有官吏的任命、升遷、黜廢、獎懲，大臣和各地方官員的奏折、公文等，也有少量偶發的社會新聞軼事等的印刷品，俱有一定的現代報紙特征。
一般認為朝報最早出現在漢朝，不過當時朝報只是做為官府的公文，在內部流通。而朝報開始在民間發行時，則是在唐朝，到了宋朝的時候，朝報己經成為民間公開發行的印刷品，一直到清朝，官府基都默許了朝報的發行。不過由于朝廷的大部份信息在原則上是不公開的，因此朝報的消息來源一般都是中央各官署的下級官員、高級官員的差官和新貴的家人，甚致還抱括太監，而這樣的消息，當然是真假兼半，難以分辯，不過一般的重大消息還是比較準確的。
而賣朝報，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地位并不高，被視為塘驛雜役之專業，所傳消息亦不盡可信，故社會輕之，難登大雅之堂。因此報紙在中國發行的初期，除了洋人及與洋人做生意的華商以外，幾乎沒有什么閱賣者，而在報社工作的傳統文人，也大多都是科場不如意，無法進行仕途的人，也難以被重視科甲出身的士林認可，報紙的主筆、記者都被視為不名譽的職業，認為報紙“常毀人名譽，有傷陰騭，不是好人家子弟的正當出路”，左宗棠就曾痛罵“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為末路”， 雖然是偏見，但也道出了這個時代的實情。
既然報紙的社會地位不高，那么報館的記者想做正式的釆訪，難度可想而己知了，向李三杰這樣痛痛快快的接受釆訪，而且有問必答，每答還內容豐富，態度親和，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因此幾名記者都記下了厚厚的一大釆訪記錄，大感這一次真是不虛此行，回去以后一定為大受雇主的贊揚，同時也對海外華人的好感大增。
接待記者的時間用了兩個多時，李三杰一口氣回答了二十余個問題，才宣布結束，而記者們還仍然意猶未盡，最后李三杰將穿者簡介的冊子送給每個報社一，同時還承諾，在上海談判期間，穿者還將舉行一個新聞發布會，將邀請上海所有的著名報紙參加，記者們這才滿意的結束了這次專訪。
當然，這些活動李鴻章都沒有參與，而是向穿者提出，希望穿者能夠安排自已參觀更多的地方，目地是想多走多看，好更了解這伙海外華人。
而穿者對此也沒有拒絕，在當天上午，秦錚陪同李鴻章一行人參觀了印刷廠、木工廠，這兩個工廠都是穿者在天津購買下來，并且進行了改造的工廠，現在都引入了一批機器，不過這兩個工廠的規模都不大，印刷廠的員工只有155人，而木工廠的人數多一些，也只有87人。而秦錚對李鴻章的解釋是，開辦這些工廠，不能急功近利，貪大求，而是要權衡好投入與收益的平衡，因此在一開始的時候不宜盲目擴大生產，而應以積累經驗和培養技術工人為主，等條件成熟之后，再逐步擴大生產規模。
李鴻章聽了，也不禁感嘆不己，“急功近利，貪大求” 正是洋務運動的失誤之一，洋務派開辦企業，從來不管投入和收益的平衡，也不管主觀客觀條件是否有利，而是一拍腦門就立刻開干，并不惜工，一味的求大求，結果有些工廠組建到一半才發現原來的設計問題多多，不是追加投入進行改造就是半途而廢，有的企業雖然建立，但不是缺少原料，就是沒有工人，結果又只能一個一個的解決，不僅導至工廠建成之后不能投產，而且成倍增。
因此像海外華人這樣，穩扎穩打，從做起，逐步擴大，才是正途。這也是李鴻章辦了余年的洋務才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
到了下午，秦錚又帶著李鴻章一行人換便衣出行，先到天津舊城里轉了一圈，然后又出城到一個建好的新農村去參觀。
而看到的景像，也讓李鴻章一行人大感意外，首先是發現天津城里大變樣，原來凸凹不平的街道都被填平壓實，而且街道上打掃得十分干凈，而且屋角邊的雜草也都被清除，幾乎看不到雜物垃圾，也不見有人敢亂扔垃圾，更不要是隨地方便了，除了街道狹窄，這是天津的城市格局，沒法改變，單看街道的景像，和租界基差不多。
租界的規劃合理、管理得當，環境優良、清潔衛生，這是得到共識的，因此李鴻章在天津新區是到并不感覺到意外，但現在看到天津老城里竟然也煥然一新，也不得不佩服海外華人的治理手段。
當然，李鴻章也在天津的街道中也多了不少垃場箱、茅廁，幾乎每隔數百步就可以看到一個，而且都有專人看守，另外還有不少身裝黑色制報，頭戴船形帽，手里拎著一根短棍的人員，在街道上來往巡查，李鴻章就親眼看到他們抓捕了兩個隨地吐痰的人，也讓李鴻章明白，其實海外華人的手段也并不新鮮，原來洋人就是這么管理租界的。這些黑衣人大約就是類似于衙吏差人，在租界里叫做巡捕房。而一問秦錚才知道，海外華人管他們叫警察，而機構叫派出所。
到了農村之后，更是讓李鴻章大為震驚，李鴻章不是沒有到過農村，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規劃整齊，而且又清潔干凈的村子，就是一般的農村大戶，也沒有這樣干凈整齊的房舍。秦錚還像李鴻章介紹了穿者的新農村建設工程，以及穿者在天津施行的土地政策。
而李鴻章聽完了秦錚的講之后，臉色也變得有些不大自然，過了好一會兒才恢復。
做為清廷最重要的官員，李鴻章當然知道現在的中國在質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人口占到國人口的九成以上，任何統治者要想坐穩江山，都必須穩住農民，而想要爭奪天下，取而代之，也必需要爭取到農民的支持才行。因此歷代的統治者都將農民起義戰爭視為心腹大患。
如果以前海外華人在天津城里開廠興業，并且把天津城管理得井井有條，包括對待清廷的態度不屑，還并沒有讓李鴻章太顧忌，但海外華人在天津農村的做法卻讓李鴻章感到了不的恐懼，因為海外華人在農村分田清地、給農民修建房屋，這分明就是收買人心的做法。
李鴻章之前還頗有信心，認為海外華人雖然驍勇善戰，精通洋務，也善于治理地方，但也并不足為慮，畢竟他們是外來人員，在中國的根基不深，而且故國己亡，后繼無援，因此只要清廷能夠穩住自己的陣角，并且盡快控制北京，那么就算是暫時讓海外華人割據一方，但清廷仍然可以憑借5年的統治基礎，逐步化解海外華人，最終將海外華人徹底的歸化，為我所用。
但李鴻章卻沒有想到，海外華人竟然也懂得收買農民的人心，而且一出手就抓住了農村的根，就是土地，這可就是動搖大清的統治根基的事情。
現在的清廷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給農民分配土地，一但清廷這樣做了，首先那些紅帶子、黃帶子就會先鬧起來，因為土地正是那些紅帶子、黃帶子的根。而海外華人卻沒有這方面的顧忌，可以放手開干，那么清廷是否還能夠憑借5年的統治基礎，來化解海外華人，李鴻章的信心也開始動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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