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心虎來廣州原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元老，除了負責元老吃喝拉撒警衛(wèi)的市政府總務科人員之外，歸化民里幾乎無人認識他。這些年來他一直負責巡回法庭的工作，每個月按部就班的在海南大地上巡回，到了縣城或者市鎮(zhèn)上便開庭審理案件。

    案子大不一，從孩在柴堆上撒尿造成的民事糾紛到行劫殺人的刑事案件，幾乎無所不包，要情節(jié)也不算太復雜，他這個科班出生的法學專業(yè)畢業(yè)生應付起來不算難。

    不過，眼下到了廣州，案件的復雜程度就呈現(xiàn)出幾何級增長了。法務省和劉翔的要求是一樣的，通過案件審理，將元老院的“法制精神”宣傳出去，特別是民商法。

    “中國古代法律在民商法方面是很落后的，”劉翔，“所以我們才會有這么多商人‘信義’的神話，卻又有‘無奸不商’這樣的俗語。就我們的社會實踐來看，時空的商人亦是一個復雜的群體，既不太好，也不太壞。不過，他們總體來還算‘講規(guī)矩’，有一定的‘法律意識’，是整個社會中比較有法制觀念的群體。但是官府多年來的打壓和掠奪，對商人利益的漠視和險惡的社會環(huán)境，這個所謂法制概念也是要打個引號的。”

    “所以要給他們普法……”

    “沒錯。”劉翔頭，“清理牙行善后，大不大，不。但是很符合宣傳我們的依法治國的精神和炫耀我們縝密有效的統(tǒng)治技術――而這些又是過去的傳統(tǒng)封建政府做不到的。”

    “好。”

    “不過我也有擔憂，一是牙行的爛賬太多，怕是抄家也抵不過他們的虧欠；二是行商借機報復或者獲利，捏造事實――牙行不是好人，行商也不是善主。我們不能給市民一種咱們是為了整治而整治的觀念。”

    “這個我完贊同。”梁心虎，“其實也不難。我打算在整個善后中貫徹三個原則：第一，誰主張，誰舉證。牙行欠應付貨款或者需要退還貨物的，要提出充分的證據(jù)，沒有證據(jù)不算；第二，時效性只追溯兩年，自我們入城開始起計算。兩年以上的概不過問，以免糾纏于陳年往事；第三，堅持這是民商經濟行為，不搞青天大老爺式的追償理冤。確有刑事案件情節(jié)的，移交給警察局處理。善后辦不經手。”

    “很好。”劉翔頭，“不過，萬一清理下來資不抵債怎么辦？”

    他這話里還隱含著另外一層意思：虧空太大了，咱們自己就撈不到什么了。

    廣州的財政開支可就指望著抄家發(fā)財。

    可是這財發(fā)得得隱晦，得讓群眾滿意，不能睜著眼睛瞎話――那樣的吃相可就太難看了。

    梁心虎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他笑道：“好嘛，你這是搞公務員面試啊，既然這樣我就得更詳細些。”

    具體的措施是堅持一戶一案，不打統(tǒng)賬。張三的虧欠，用張三的財產清償，不挪用李四的財產；對于虧空嚴重的，資不抵債的，采取比例清償制；最后，采取無限責任的追償制度。

    “……大明沒有有限責任的概念，我們采用無限責任的追償也是符合習慣法的。而且從司法實踐來看，時空的商人大多是家企不分的，要搞清楚什么是家庭私產什么是企業(yè)財產幾乎是不可能的。何況他們的財產很少現(xiàn)金，大多轉化為土地、房屋之類的私有不動產，搞有限責任太便宜他們了。雖然有限責任公司是未來的趨勢，但是現(xiàn)在搞不了也沒必要搞。”

    梁心虎完，又道：“我這些天看了看情況，覺得我們的普法宣傳還不夠。”

    廣東土著，尤其是普紳和商人們最大的恐懼還是他們對元老院的法律和行事方式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元老院到底想要干什么，做這種事到底是為什么。

    即使他們早就知道澳洲人重信重法，但如何個做法讓他們摸不著頭腦，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犯忌違，從而很容易造成各種不必要的誤會。如果在執(zhí)行公務時抓了某勢力的人，原并不是針對這個勢力、這個團體、這個族群，僅僅是這人犯了法了而已，但由于他們腦子里壓根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或者不明白為什么犯這種放在大明是雞毛蒜皮或理所當然的事情會被罰，于是腦補出“是不是元老院想拿我開刀啊？”、“是不是我無意中得罪了某元老啊？”等等，最后很可能會演變成逃跑甚至抵抗的發(fā)生。

    “前幾天我們取締了牙行，抓捕了沖擊海陽會館的為首分子――林主任、慕局都和我了一些情況：現(xiàn)在城里的潮汕商人氣焰囂張。在與廣府和客家商人的交易中很有些仗勢欺人的意思。很顯然，潮汕商人會錯了意，以為我們又要象過去那樣拉一幫打一幫。所以我的看法是想要向土著明元老院的律法，最好的方法是現(xiàn)在印刷一批類似于《基法》的冊子，低價或免費分發(fā)，里面用最簡單易懂的詞句講述元老院最基的律法，譬如元老院治下任何一位國民享有什么權力、自由、福利，不能違反什么事情如侮辱他人、奴役他人、非法囚禁之類。還有就是警察的概念作用和執(zhí)法方式、元老院大致是怎樣運行的一個政體等等，這樣土著能大致理解元老院和大明的不同之處，以及做法，就算不明白其中的法律，至少不能做什么心里有譜，對于穩(wěn)定民心施展元老院的國策有重要作用。”

    “你得很有道理。我記得類似的冊子我們在海南編撰過……”

    “就是我們法學俱樂部編撰的。不過還是太簡單。廣州是個大城市，情況復雜的多。我考慮應該加以修訂添補――如果你同意的話，這幾天我就開始著手做這件事。”

    “好，你編好之后我會安排大量印刷分發(fā)的。”

    劉翔又和梁心虎商量了些具體的細節(jié)才散會，接著劉翔又馬不停蹄的和林佰光、鄭尚潔等人開了一個會，商量召開廣州市工商總會第一次體代表大會的事宜。

    劉翔急著要開會，不僅是為了摸清廣州的經濟總量的老底，還有征稅的目的。

    眼下他們進城未久，百廢待興。行政費用和人員開支節(jié)節(jié)攀升。眼下市政府還有“開辦費”和“財政返還”這兩大塊的收入在支撐。隨著各項工程逐次展開，地公職人員的招募，盡快解決財政負擔就成為劉翔的重中之重了。

    通過打擊城內各種舊勢力來“發(fā)抄家財”那是一時之計，無法持久。

    但是征稅是一件系統(tǒng)工程，現(xiàn)代社會高效的稅務榨取機制有賴于現(xiàn)代化的社會管理體制和充分的統(tǒng)計學數(shù)據(jù)。有人評論現(xiàn)代統(tǒng)計學的發(fā)端正是政府榨取財源的渴望。

    不過現(xiàn)在，大明留給他們的，只是一些模糊混亂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統(tǒng)計項目即不科學，數(shù)據(jù)又有很多錯誤，以至于劉翔根不敢用它來作為稅務依據(jù)。

    至于廣州原有的征稅體系，主要是農業(yè)稅。原廣州作為一個商業(yè)城市，商業(yè)稅應該是收入的重頭戲，但是不論是稅種、稅率還是征收手段，都很落后。負擔更是苦樂不均，總體來，官府對商稅的征收管理很差，稅種換亂不堪，稅率隨心所欲。橫征暴斂，弄得民怨沸騰，商旅不行。私人得了好處，公家卻所得無幾。能夠真正獲得大筆收入的，只要海貿的關稅。

    現(xiàn)在劉翔要盡快搜刮地的財源，就得盡快恢復稅收。工商登記是第一步，通過發(fā)放營業(yè)執(zhí)照，現(xiàn)在他們大致知道了廣州城里有多少工商戶，通過他們登記的從事行業(yè)、營業(yè)項目、從業(yè)人員和店鋪大，初步掌握了工商業(yè)規(guī)模的大。

    但是僅僅這樣還不足以建立現(xiàn)代稅收，因為這些數(shù)據(jù)還只是原始數(shù)據(jù)，并沒有經過匯總和整理。何況這些工商戶也沒有符合現(xiàn)代會計標準的賬務制度。再考慮到元老院自身的硬件水平和人員素質，也不可能采用太現(xiàn)代的征收模式。因此劉翔和財稅口的陳策進行了討論，決定采用兩條腿走路。

    一條腿是重對相對條目清晰的進出口關稅進行整頓，引入元老院的稅務體系。關稅是廣州商業(yè)稅的大頭，整頓規(guī)范好了收益很大。而且毋須花費太多的人力和時間。

    另外一條腿是利用現(xiàn)有的各行業(yè)的行會體系――廣州城里凡稍大一些的行業(yè)，幾乎都設有“公所”，實則就是行會。通過行會攤派稅款。這樣做征收和管理都較為簡單。特別是用不著大量的稅務人員。雖然有較大的副作用，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失為一個能夠快速征收稅款的方法。

    “其實還有不少的稅源我們可以發(fā)掘。比如契稅、印花稅等等。”(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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