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覺得有些好笑，自己用矛盾論給這個年代的書生們上課，自己講得一正經，他們聽得也異常認真。這是徐平一以貫之的思想，《富國安民策》已經有體現，這些書生已經不陌生，把儒家體系用這樣一種簡明的辦法表述出來，還有一種新鮮感。
世間的道理來沒有那么復雜，只是人們一定要找一個理由服自己，便就變得復雜起來。從上天找道理，把一切歸之于天命，結果到最后上天對人世不理不睬，失望的人們只好轉向人自己，從人的性中去找一個理由。天理不可測，而人性總有跡可循，結果使整個體系變得愈發繁復。世上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給你一個解釋的道理，擺在那里發生了來就是道理，只是去認識，去理清其中的規律就好了。
見眾人不語，徐平又道：“講過了仁、義，便就明了君子何義。仁是兩個人，義是三個人，那么君子就是一個人。何為君子？從于仁，合于義，便就是君子。無仁、義，也就無君子。合于仁、義為至善，故曰君子至善。至善于君子如北辰，求之不可得，卻可以指引前進的方向。是以我們朝著仁、義的這條路走，便就是君子之行。求之不可得，世間只有君子之行，故君子只可以行跡論之，論跡不論心。”
張載眼睛一睜，面上滿是茫然，實在忍不住，起身拱手道：“都護，子一事不解。依都護所言，豈不是世上并無君子？然歷代圣賢，又作何解？”
徐平道：“蓋棺而論定，世間只有先君子，而無現世的君子。活著的人，只有合不合君子之行，而沒有是不是君子這一。只有身故，后人依其所言所行，指其為君子。古人講蓋棺而定謚，夫子論語中只論君子之行，都是這個道理。因為所謂君子，不過是觀其行跡合不合于仁、義，人未死，則以身行仁、義之路不止，故曰至善于君子如北辰。”
聽了這話，眾人多是滿面茫然，還有被嚇怕了的人。君子、人之爭，正在朝中掀起波瀾來，歷史上還大大加劇了黨爭的嚴重程度，徐平卻把君子、人的定性一筆直接抹掉了。沒有君子、人之別，只有行為合不合君子之行，事情就完不同了。
這倒不是徐平故意用這個手段消弭已有苗頭的黨爭，而是事情來就是這樣。從文化系統中去除人的性決定后天行為這一思想，自然就沒有了天生的人和君子。
從哲學的角度來，當你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便就提供了否定這個定義的反面。故正確的定義，必然是不明確的，是以孔子講仁，只是表述什么樣的行為是仁，而并不下仁的定義。定義了直立行走的動物是人，便就同時提供了猩猩、狗熊這樣的反例。定義了會使用勞動工具的是人，同樣就提供了猩猩、烏鴉這樣的反例。不管是從這些方面，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只要定義了人的概念，就同時提供了反例。哪怕是定義一個無所不能的上帝，也就同時提供了上帝悖論。這不是不可知論，而是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認識是自己的主觀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定義概念是主觀意識對客觀世界的限制，必然是不完備的。
不只是社會概念如此，自然界也是同樣的道理。當牛頓力學大發展，人們歡呼即將揭開自然界的秘密，從此人類掌握了自然界的真理，接著就出現了相對論。當人們欣喜地以為相對論描述了客觀的宇宙，又出現了量子力學。每當人類以為把宇宙放到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當中，從此一切盡在掌握，就會催生出新的理論來。無他，當把概念定義清楚，便就把宇宙的一部分排除出了概念之外，同時制造出了反例。
客觀世界可以被認識，可以摸索出規律來，不代表世上就有一條真理，你過去抓住了從此宇宙就在其中。中國信天命，洋人信上帝，或者其他什么惟一的神，映射到自然科學中就表現出來去追求一條終極真理。科學講精確性，而如果沒有神存在，那么科學必然是不能用公式和真理來完整表達客觀世界的。這是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否認這一矛盾，就是人把自己代入上帝當中了，在不信上帝的同時自己要去當那一個上帝。
只要承認客觀第一性，主觀意識第二性，唯物主義，則這一對矛盾就存在。只要承認運動是宇宙的永恒，矛盾是斗爭與發展的，永無盡頭，則人類認識客觀世界也永無盡頭。
這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識，是徐平前世中學就開始學習的唯物主義與辨證法。徐平無法改變自己的這一基認識，就只能改頭換面，融入到這個世界的文化體系當中去。
理出了這一套體系，加上前面的《富國安民策》，徐平便就完成了自己在這個世界的意識形態構建。以這一套意識形態，再進行細化，來進行政治結構的調整，施行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便就是徐平在這個年代將要進行的改革。
自然科學尚不能有一套永遠不變的真理來精確地表述客觀存在，針對社會就更加沒有定義好的了一套體系。變化是永恒，靜止是暫時，認識到了這一點，則就會放棄把萬世法精確下來，形成固定制度的努力。萬世法只是指導思想，制度和措施是隨時要變的。
面前的諸生大多茫然，顯然他們不會想到徐平會給他們理出這樣一個脈絡來。來在大多數讀書人的認識中，徐平是個善于做事的能臣，文詞上面不擅長。書生要做的，是把徐平所做的事，理出其中規律，納入一套理論體系當中。徐平做事，他們來整理，最終這是徐都護的功績，但卻是由書生們建構起來的。卻沒想到徐平心中早有一套體系，只是等待細化、完善，與原來的文化傳統接合。大的框架已經立起來，只剩細功夫了。
要做事，首先要統一思想。對內施政如此，對外作戰也是如此。
仁就是對內，這個含義跟好不好、善與惡無關，而是要合乎忠恕之道。國家對百姓的治理，要求百姓遵守法律，完糧納稅，積極向善，勤奮勞作，都不是無條件的。國家做到了施政遵從百姓的利益，百姓才會對國家盡自己的義務，不然一拍兩散。由此引申出的法律制度，也會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不盡國家義務，則進行懲罰，就是刑。還有一部分是犯了錯誤，則進行教育改造，就是律。這些概念來是個什么樣子不重要，實際上他們也并沒有一個統一確定的面目，只要找出根據來，重新發揮就是了。
義最大的意義是對外，即對外不興不義之兵。人和人的關系難以理清，與外邦總是容易一些。國家、百姓和外邦，這三者之間，用義來進行規范，就容易得多了。徐平在這個時候把一套體系拋出來，最大的目的也正是對外。
黨項之戰被徐平定性為內亂，這已經是既成事實，定義為內亂只是為了好處理接下來的善后。郡縣其地，派官員進行治理，總得有一個法。如果這是化外，那么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來把這一塊地方占住，就失去了道義上的立場。朝中反對的官員，總有一個這錢花得值不值得的爭論。你覺得開疆拓土，去侵占別人的土地是很威風的事情，但為了此事作戰犧牲，為此承擔稅收錢糧的人為什么也要這樣認為？你覺得這樣對國家有利，那其他人還覺得沒有好處只好壞處呢。這個問題不解決，就終會面對參軍的將士們，覺得打的仗不值得，軍心渙散，戰力下降。甚至有一天，連招兵都招不到。對外義戰，是國家和百姓加外邦三方的事情，只有用一個義字，讓百姓堅定地站到國家的立場上來。
徐平的前世，軍隊有一種法是不開第一槍，其實也是要占住一個義字。只是這個義字過于難以精確定義，在某段時間采用了這樣一種方式而已。
滅了黨項之后，還要接下來面對契丹。要不要與契丹開戰？以什么樣的理由開戰？都需要從道義上站住腳。不能我現在能打了，所以就來打你，那會失去民心的。
軍失民心，戰力的喪失靠武器裝備是救不回來的。如果用利益來引誘民眾參軍，用利益誘使軍隊去打仗，失去了大義，最終還是要走到現在禁軍的老路上來。只有憑著武器裝備比別人好，國家實力比別人強，打一些順風仗。一遇實力逆轉，再無力回天。
君子之行是對朝中官員的約束，不在朝里當官，你管人家怎么做呢，有法律、道德進行約束呢。而君子的要求，是遠遠嚴于法律和道德的，某些方面不近人情也正常。比如不能在轄區娶妻，不能在治下置產，官員私下交往要注意，親友在職務上要回避。相對來吏便沒有這樣嚴的要求，官吏有別，也別嫌官的地位就要比吏高，約束在那里呢。
總而言之，要用君子、仁、義這樣一套體系，建立對內的制度和施政措施，對外的交往的文化根基。朝廷的制度和施政，對外的交往，都有一套內在邏輯。這樣統一起來，才有完整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心血來潮去定一件事情要怎樣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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