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一會，一直不話的吳充道：“相公西北大勝，重整禁軍，總覺得是要天下休養生息的時候，卻又一下國政大變。 Ｘ相公正當青春，是否求治過于急切了？”

    歐陽修道：“西北滅黨項，敗契丹，有此功，相公還有什么功可求？如此做，必然是真有大事，我等思之不及罷了。”

    吳充不話，蔡襄舉杯一飲而盡，把杯按在桌上道：“相公所言，太過龐雜，一時也能以理得通透。我就不明白一點，相公言欲抑勢力之家對民的侵奪，要在天下均田方稅之余，還要憑田土出徭役，不出人則出錢。又要官把城鎮之間的場務、酒樓、邸店，凡令人指射的一切賣出，只留官派吏直管的。還優先賣給鄉間大戶，太過麻煩。如今三司錢糧廣有，有銀行在那里，把官營之業部賣出又如何？鹽鐵非善政，不得已而行之。”

    歐陽修道：“相公自有道理，我們官位低微，或有不知情之處。”

    蔡襄脾氣最倔，一聽歐陽修的話，眉毛一揚：“有何不知情處？逐匈奴，行鹽鐵，漢武帝之政。徐相公滅黨項，又有李相公去西北經理西域，無非是要效武帝故事罷了！”

    吳育咳嗽一聲：“君謨，相公一再言，君子當論跡不論心，以君子為北辰行之，你又行誅心之論了！朝廷如此做，相公自有深意。朝廷為政，勢力之家和平苦之民為兩端，現如今鄉間民艱難，故行此政紓緩民力。城鎮里面，朝廷管得嚴，抑勢力之家太過，產業凡有尺寸之利，必收于官。緊處當松，松處當緊，朝廷從容處置之。”

    蔡襄嘴角一撇：“何處為緊？何處為松？得過于玄了！若真是為民著想，何不把天下之物一沒于官，天下之田一沒于官！有場務，有營田務，自經營之。怕勢力人家借田土和場務盤剝民，收入朝廷，朝廷總會憐民愛民！”

    吳育道：“此話我還真問過，你猜一猜相公是怎么答的？”

    蔡襄道：“這何用猜？無非沒入朝廷，朝廷管之不及而已。若要管，必要新召無數官吏，冗官冗吏如何平？相公雖有大功于國家，終是人也，何必身背此怨！”

    吳育笑道：“是以，君謨，你不去究事情如何，不肯用腦，只是猜人，如何能知事情端的？徐相公曾言，朝宰相，功以趙忠獻相公為首，德以王文正相公為第一。忠獻相公佐命之功無人可及，文正相公以‘怨歸于己，恩歸于上’居相十數年。徐相公對宰相治政第一條，就是文正相公的‘怨歸于己，恩歸于上’。相公何許人？出西北統軍，其余大臣三辭四推，相公慨然赴任。滅黨項，敗契丹，編練隴右之軍。朝廷要調，相公把手下最得力之將、最強之軍撥付出來。軍功如此，除軍權，相公立即上馬回京。”

    到這里，吳育搖搖頭：“君謨，你要改！徐相公當政，再是如此隨口評論，只怕不會一笑置之。相公此人，對官員合不合職任極是較真，你這樣是犯了諫官的大忌！”

    吳育和蔡襄都是福建路莆城人，關系不比旁人，這是真地在勸他。

    蔡襄知道自己得過了，不再話，只是喝酒。

    歐陽修瞪了蔡襄一眼，問吳育：“君謨把天下之物收為官有，又有何不可？”

    “天下有余物，官以租賦收之，以官營之場務奪之。此物尚余也，入勢力之家。官收此物為何？官員俸祿、養軍之費之外，當治生產，使世間錢糧來多。治生產，自然于天下有好處。只是場務必有余利，此余利用用于治生產，非不想也，勢不能也。三司再大，豈能天下之錢一一管？此必托之于下。托之于下，必有貪瀆之吏上下其手，年深日久貪多。是故，把天下之物沒于官，非抑勢力之家取平苦之民余物法也，是納勢力人家于朝廷內也。此等人得利，朝廷當怨，日久必生亂。”

    在生產力達不到的情況下，強行把天下公有，不是消滅剝削，而是把剝削者收入了政權內部。初期是政權這個交集撐大，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兩個集合幾乎部納入，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跟早期的剝削社會生出階級一樣，在交集里仍然會分出階級。最終的結果不是消滅了剝削，而是改成了在政權內剝削，換另一種方法進行斗爭罷了。這個時候的政權，承受被剝削者的部怨氣，相當于剝削者的背鍋俠，還怎么維持？

    以為如此做從此跳出了治亂循環，實際上治亂循環只是換了一個面目罷了。

    為什么封建時代的歐洲沒有治亂循環？這沒什么好解釋的，中國家天下的封建時代同樣沒有治亂循環。發展不到那樣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決了，很難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亂。

    歐洲走出家天下之后有沒有治亂循環？當然有，一次一次的經濟繁榮和經濟危機，換一個名字就不是治亂循環了？治亂循環不可怕，只要走出了封建時代，實現大一統，幾乎無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亂循環，怕的是天下興亡，及時改革調整，千萬不要走到那一步。

    非要天下不再出現治亂循環了，真沒有辦法，社會發展總是這樣來來回回的。

    不解決不行，經濟危機不允許發生，資主義的事情我們不許有，這是日耳曼人那種又蠻又軸的勁頭。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兩其美只是暫時的，矛盾是發展轉化的，好的總有一天變成壞的，壞的有一天不定就變成好的。這沒有什么可怕，不能想著把子孫后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訴他們因時制宜及時更改。

    韓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權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現就是查天下治亂，亂的時候要及時更正，治的時候要努力堅持，實際上是非常先進的，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舊兩黨除了意識形態和政策取向間的爭執，輪流上臺執政的理論基礎就在這里。這個理論基礎，就是兩黨制國家輪流執政的內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國依然是如此。

    仁義之道就真是沒有弊端了？當然不是。只是意識形態下這個弊端不是弊端罷了。這樣做要求政權對社會的掌控力足夠，調整還得及時，對政權的執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權失去這樣的能力，對社會掌控不足，仁義之道的弊端就顯現出來了。

    此時宋朝對農村的掌控力還是比較弱，在城鎮的掌控力過強，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針對這兩個方向來的。農村要開始收權，建立自助的各種組織，由官方進行制度和財政上的支持，幫助他們對抗地主的剝削。在城鎮開始放權，放松對行會的管制，放開價格管制，并引導農村的資金投向城鎮，引導工商業的發展，開啟工業化時代。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過程，不過面臨的條件不一樣，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樣罷了。前世改革面臨的是農村和城鎮的掌控力都過強，表現出來的就是城鄉同時放權，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會要發展的動力。

    過了這個階段，社會推動發展的動力枯竭，用于發展的社會剩余向少數人集中，新的社會危機便又出現。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過來，重新收權，官方來背起發展的責任。

    城鄉的不平等，必然帶來改革措施的不同步，只是現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時向城鄉一起下手罷了。隨著生產力發展，工業化的進行，城鄉差別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會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會出現負作用。如在農村，收權之前一些利于發展的基礎設施，道路和橋梁，開渠和開荒，諸如此類，是由鄉村的勢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農具，也是由這些人家購買，投入到實際使用當中去。一旦收權，農民的自助組織尚不具備這個能力，可能會出現基礎設施建設的倒退。此時要由官方出面，及時扼制住這個倒退趨勢，使社會生產以最快的速度，進入到發展的正常軌道上來。

    以矛盾論的觀點，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兩個方面，會相互轉化，真正的萬世法其實是沒有的。為萬世開太平，不是固定一個政策，從此無憂，而是告訴后人，這個政策有利有弊。現在用是利大于弊，當矛盾轉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時改革。

    不管是勢力人家，還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權之下的民，沒有好與壞，沒有哪個是朋友哪個是敵人的問題。隨著社會發展，對于社會中的每個人來，平苦之民可以成為勢力人家的一員，勢力人家也會跌入平苦之民，這都是社會的正常現象，不必視作洪水猛獸。在內部分階層，阻擋這種轉化，就是在給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當朋友，還是把自己人當敵人，都是喪失了政權的執政立場。執政黨不要在內部找朋友來支持自己，這是革命黨的辦法。找到了朋友，也就分出了敵人，一旦社會矛盾轉化，政權的基礎就轟然崩塌。蘇聯的崩潰從內從外可以找一萬條理由，可以揪出來無數個罪人，但最根的，是作為執政黨，采取了革命黨的辦法，最后亡于內部。

    政權有立場，但不要讓立場左右，喪失自己的**人格。一旦喪失，政權就非常危險。

    **留給后人的關于社會的最偉大的理論財富，一是發展的觀點，發展是社會的必然。二是階級矛盾是社會內部的主要矛盾，并由此而發展出來的中國化的矛盾論。

    矛盾是對立的統一，否定之否定體現了矛盾的對立，卻沒有體現出統一。這是由此支持的政治理論最后失敗的根原因，哲學基礎。科學主導了生產力的發展，哲學則主導了政治理論。政治失敗，內因大多都是在哲學基礎上。

    徐平為什么在出現兩黨制萌芽的時候，要一道德，改為一黨？便就是因為從哲學基礎上生出來的兩黨制，歷史上的宋朝已經走過一遍了，沒有必要再走一遍。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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