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徐平與晏殊和章得象端坐，三位執(zhí)政拱手行禮，分座議論朝政。
徐平道：“以后至午時，眾宰執(zhí)到政事堂集議，用茶點。若無難決之事，午后各自休務(wù)歸家，諸位以為如何？此為除，若有緊急大事，可以急召眾人來政事堂。”
眾人拱手：“謹依相公吩咐。”
晏殊道：“豐勝路范仲淹奏，西北事務(wù)繁多，在朝廷多有阻滯，甚是不便。他提出宰執(zhí)中可否分出一人，專理西北事務(wù)。如此一來政令通暢，上下皆得其便。”
陳執(zhí)中道：“我覺得，此議可行！”
徐平看了陳執(zhí)中一眼，淡淡地道：“公事之中，沒有我覺得！各路事務(wù)，自有中書門下諸衙門疵。依制度而上奏，合于道理則行，不合道理則格。現(xiàn)在事有阻滯，是各衙門道理未通。政，就是當政者要正，學(xué)而能改則正。我初居相位，道德未立，其理未通，衙門理事心中有惑，至有阻礙。接下來的日子，你們定個章程，凡在京待制以上官員，每過多少天，聚集學(xué)為政。道理不辨不明，大家邊學(xué)邊辨，心中無惑才好理政！”
眾人沒想到徐平穿上公服真是一點面子不給，心中一凜，一齊拱手聽命。
徐平又道：“宰執(zhí)對事通治還是分治，自唐朝就有議論。雖然一直有人說眾宰執(zhí)分治事為便，卻終究不行，凡分治用不了多少時間必改回來。為何？”
“宰相當國，以什么當國？以賢當國還是以能當國？對道理似解未解，自覺君子當政該信而無疑者，就以為當政者必淹君子，淹君子后當用之不疑。此想法大誤Ｗ執(zhí)正位政事堂，非用其能也，用其賢也№政當由各衙門依制度而行，宰執(zhí)通其理。道理于政事中一以貫之，行于天下，去萬民對朝廷政事之惑。一人其賢終有道理不通之處，是以數(shù)位宰執(zhí)共處政事堂，查漏補缺，集眾人之力而正宰相之位’廷理政之能，在中書門下諸衙門，非在宰執(zhí)。若分治事，是把中書分成幾衙門，政事堂名存而實亡！”
宰相是干什么的？確切地說，宰相不是處理朝政的，而是對朝政把關(guān)的。行政制度中的這最后一道關(guān)卡，就是要把政權(quán)的治國之理，徹底地貫通于全部制度和施政中。把秦漢時的丞相制度，改成多人執(zhí)政的宰執(zhí)集團，并不是為了分相權(quán)，也不是為了互相牽制，而是天命已經(jīng)不被人民認同，執(zhí)政者再由一個人向天命負責(zé)，已經(jīng)難解人民對政治的惑了。
丞相制時，天下有災(zāi)異，說明天對政權(quán)有意見，由宰相出來負責(zé)。或貶官罰俸，或者是直接換人，以應(yīng)天變。在昭昭天命之下，如此做會獲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認同，有凝聚力。
一個國家的政權(quán)性質(zhì)由什么來保證？靠著奄制互相牽制？其實那只是部落遺風(fēng)，并不是什么先進的文化。現(xiàn)在北邊的契丹還在行柴冊禮，契丹皇帝是由世啞產(chǎn)生，凡有大事他們也是進行各世楊侯的大集議。這是從部落直接進化到帝國的文明中，很多都會有的現(xiàn)象。徐平前世，很多人對政治不解其理，心中多有疑惑，至生心鬼，便請了洋人的制度來鎮(zhèn)自己的心鬼。凡是洋人的制度中有的，便高呼為神，覺得不可戰(zhàn)勝。從史書中看到契丹還存在著部落遺風(fēng)，被心中的那尊洋神震懾，便就以為發(fā)現(xiàn)了什么驚天大秘密，高呼為什么大宋打不過契丹，人家契丹有著洋人那神一樣的傳統(tǒng)呢。
如果按照這樣的道理，那豈不是文明永遠打不過野蠻，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對政權(quán)有一套一以貫之的道理，合于這個道理的制度和施政，才能夠施行下去。從開始選人才的第一步，便就開始貫穿這套道理，一直到最后的行政措施。通過長處累月的政治行為，這套道理與人心相呼應(yīng)，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群體文明。
這就是徐平所說的，公事中，沒有我覺得。穿上公服為扮，按照道理定制度，定施政措施為演。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去除個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國之理來進行。
范仲淹錯把圣賢政治當成了君子個人修行，在思想意識上，確實還沒有滿足做宰相的要求→史上他行慶歷新政，就是讓宰執(zhí)分治事，也就是一人管朝政的一塊，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如此做看似很美好，卻讓政事堂名存實亡，失去最后把關(guān)的作用。政治中沒有了一以貫之的治國之理，政治必然一片混亂，會迅速銷蝕政權(quán)的合法性。
慶歷新政失敗，后人歸于呂夷簡等保守派的打壓破壞，是在失去政治道理后，非要找忠臣奸臣。這個年代哪來的忠臣奸臣？個人操守或有不同，但只是各人正位或失職，非關(guān)忠臣奸臣的事』明道理則惑，惑而不解疑心生暗鬼，把人的文明政治解成了鬼神世界。
此時政事堂里的人，對道理或有未通之處，但都知道以理治國，對徐平的話并無疑義。
章得象道：“日前圣上訪進士瓤，詩、賦、策、論先后。葉清臣言，查唐朝薩士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jīng)、墨義，似較為穩(wěn)妥。”
徐平道：“朝廷薩士，淹也，通治國之理者用之。科舉之制，其來有自，查其源當起自兩漢察舉之制。兩漢為何用察舉？因其以昭昭天命，大鏡懸天而解民于政之惑。以天命治天下，則民間必有知天命之賢士大夫，以此查而舉之，與其共治天下，此漢之朝廷不敢違天之意也。兩漢其國得自天命，是以天子必孝于天，天則佑之。以廉治國，不敢欺天是也。是故漢之察舉，為舉孝廉，為學(xué)者不得不查。”
“董仲舒一儒生，為求進用，曲改阿附，以天命代人心，使?jié)h借周德。漢興于此，亦亡于此也。此天命，終是借來，借來者豈可久守也？以民聲而應(yīng)天命，王莽代漢，終至天下大亂。光武帝神武英資，中興漢室，鑒王莽之禍，后漢天命不查民聲，而求之讖緯。讖緯達天命，終是偽詐，以偽詐者為真則國必為人所盜。后漢末年，天下之去移入豪室門閥之手中也，天子僅拱手聽命之木偶爾。此天命之偽，天下已歷歷在目，后來者再建天命已無可能。是故自隋起，執(zhí)政者漸知天命不可復(fù)，終求周之真德。德散化仁義入民間，科舉代察舉之制，此其義也。欲以科舉求世間知仁義道理之賢士大夫，以共治天下。”
“何謂周德？朝廷為天，民心為地，立制度施政治事，使朝廷達于民心。天地相合則德立，德立天下自治』知民心則有天而無地，地若不存，天又安在？天地之間再無一物可存也∵者，論者，皆朝廷之政也。詩賦者，民之聲也。帖經(jīng)、墨義，古人之道理所存也。以此知之，當先策，次詩賦，次論，以帖經(jīng)墨義結(jié)之。”
“為學(xué)者當知策、論、詩、賦，其來有自，非文學(xué)之謂也，實治國之道也。進士之詩賦不可只查其四六、韻律，此必擬民聲而為之。是故，策以擬朝廷之政，詩賦擬民之聲而應(yīng)此策，論則對其論治國之理。此三者通，才可為暫通治國之理，為朝廷之選。”
這就是道理通了，一切皆通，一切制度都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理在。
用策、論、詩賦和帖經(jīng)、墨義來薩士，不是考他們的文學(xué)水平，而是看他們對治國理政的理解。文學(xué)水平要求并不高，最重要的是里面反應(yīng)出來對治國之理的理解，對天下胸懷的感悟如何。這就是從準備隊伍開始，便就貫穿治國之理，一以貫之』能夠在這個道理之中的人，終究無法在朝廷立足，把個人的小聰明從一開始就防掉。
漢朝的天命是借來的，皇帝能夠借，就能夠被別人偷。前漢以民聲查天命，最后就是王莽以民聲而代漢，再次走到了上古的禪讓制上去。王莽志大才疏，其改革最終是激起了天下大亂，光武帝劉秀才有機會光復(fù)漢室，把自己的天命搶了回來。如果王莽成功，則漢朝就變回了上古的禪讓制，皇帝的世襲制早早就不存在了。
劉秀鑒于王莽代漢的教訓(xùn)，不再查民聲，而是由讖緯中去知天命。讖緯是方士儒生們制造出來的，是一個比天命更假的東西，把假的當真的，漢室天下就被門閥世族偷走。到了東漢的末年，漢帝只是門閥世族的傀儡，沒有地，那個天就是假的。
后漢不查民聲，張角應(yīng)勢而起，得民心而成大勢，天下板蕩。劉備再是英資神武，也無法挽回漢失天下民心的嚴重后果，終于不能再興漢室。
到了隋唐，都沒有建立起完整的治國之理，制度和政策隨意性很大。黃巢起兵橫掃天下，平黃巢之亂的還是大唐招進來的軍事集團。
從韓愈柳宗元發(fā)端，到了宋朝才真正解決這個一以貫之的治國之理，歷時二三百年基本完成。只是面臨著蒙古興起，武德不修的宋朝沒有頂住，最后亡于外患。
到了明朝，再一次像后漢一樣，不去管宋朝儒學(xué)背后的治國之理，把那個假的儒家當作自己的天命。實際上儒學(xué)在宋朝基本沒有稱家，只有道學(xué)家和理學(xué)家。這個假的天命皇帝能用，別人就也能用，到了明朝后期，跟后漢大權(quán)入門閥之手一樣，明朝的大權(quán)實際上已經(jīng)落入了士紳和地方大族之手。沒有民心，政權(quán)再是掙扎，也難以守嘴下。
把歷史全歸入王朝更替，完全不管其背后的道理，還是神神鬼鬼。明明每個朝代各有其亡的原因，籠統(tǒng)地歸入階級斗爭，完全不管跟這個理論不符的事例。有惑不解，疑心而生暗鬼，只能夠借階級論這尊神，來鎮(zhèn)心中的鬼。
階級斗爭當然是社會發(fā)展興亡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沒有其他原因了。這就跟資本主義國家有經(jīng)濟危機，便就固執(zhí)地認為其必亡于經(jīng)濟危機一樣。明明人家在那里好好的，盲目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閉眼我不聽我不信，跟我想的不一樣的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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