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南堂經(jīng)費管理的是剛剛因為反對改革而被拿下的葡萄牙人、執(zhí)事傅際訊。
因此，熊三拔并不清楚澳門耶穌會匯了多少銀子過來。
魏公公便叫熊三拔去問傅際訊，不多時熊神父過來說傅際訊前后收了澳門匯銀兩筆。
和熊神父一起來的是比利時人羅啟南，他對這方面比較了解，熊神父特意讓他過來向大主教閣下說明情況。
據(jù)羅啟南說，澳門耶穌會匯來的兩筆銀子，分別是一筆是現(xiàn)銀，共一萬五千兩。走的海運先到的廣東汕頭，之后陸運至南都，再走的漕運進的京。
另一筆是匯銀，也就是時下流行的錢莊承兌。經(jīng)廣州、揚州、京師三地的錢莊轉兌出來的，約三萬五千兩。
這兩筆銀子的運輸和匯兌都很順利，沒有出現(xiàn)什么周折。同時，不管是海運還是陸兌，經(jīng)手人都是廣東從事海貿的商人。
“大主教閣下，在華耶穌會和中國的廣東官府有聯(lián)絡途徑，資金方面也有專門的廣東商人負責，從前耶穌會向中國內地撥付經(jīng)費一般都是交由這些廣東商人來做”
根據(jù)羅啟南的說法，廣東的“粵商”有很多都是從事海貿的，并且和江南的商人一樣都是原材料的供應商。
所以，粵商們?yōu)橐d會提供幫助，耶穌會反過來也幫助他們將貨物外銷，這樣雙方就是彼此互助互利，屬雙贏關系。
現(xiàn)在東亞及東南亞最大的貨物中轉站是呂宋的馬尼拉，而“經(jīng)濟”中心則是澳門，大明則屬于貨物最大出口國。
政治上，澳門屬廣東香山縣管，無論是主權還是治權，亦或司法權都屬明朝，和“租借”是兩個概念。
準確的形容，澳門應當屬于明朝在帝國最南端設立的一個對外開放窗口，此窗口的設立并非是簡單的葡萄牙求取居住權，而是隆慶開關帶來的海貿影響所致。
澳門開放的最直接影響就是每年，大約有1400萬兩白銀經(jīng)菲律賓輸往澳門，之后再由澳門輸入明朝。
同期，明朝的財政收入一年不到500萬兩。
長達半個世紀的白銀輸入，使得大明成了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保守估計經(jīng)澳門流入中國的白銀多達數(shù)億兩。
在此過程中，屬廣東香山縣的澳門“特區(qū)”也承擔了東西文化交流的重任。
“西學東漸”影響下，這才有了在華耶穌會以及徐光啟等一大批致力于改革開放的官員也才有了大量的西洋火器以及技術人才的東來有了西洋雇傭軍為明朝征戰(zhàn)韃虜?shù)墓适掠辛嗣鞒实凼芟醇尤胩熘鹘痰墓适掠辛嗣鞒蜩蟮賹笤墓适?br />
甚至于，明朝的滅亡都和澳門有重要的關系。
因為有了澳門這個對外的窗口，遂有數(shù)億兩的白銀流入大明，然而這些白銀并沒有進入到明朝的國庫，或者說大部分沒有入過國庫，而是進了商人和士紳的腰包。
經(jīng)濟學上的正常情況，大量白銀的涌入肯定要造成明朝的物價飛漲，實際上直至明亡，明朝的物價都是相對穩(wěn)定的，白銀不僅沒有貶值反而還貴了起來。
原因就是白銀雖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數(shù)富商的手中，由于貿易結構單一，生產絲綢、茶葉、瓷器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資金擴大再生產，所以商人們喜歡把手中的銀子囤積起來，形成了巨大的“白銀儲備”。
白銀沒有進入消費領域，自然就不會引發(fā)通貨膨脹。
為了賺取更多的白銀，商人士紳們大量種植經(jīng)濟作物，直接導致明朝糧食減產，著名的江南和湖廣產糧區(qū)耕地數(shù)量不斷下降。糧食下降的同時，經(jīng)濟作物的內需又嚴重不足，物價長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貨緊縮。
等到了明朝后期，菲律賓和日本兩個重要白銀輸出地因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減少了流出，一下造成明朝這個“白銀帝國”出現(xiàn)了“錢荒”。國內不斷出現(xiàn)的天災，朝廷拿不出賑災的糧食，災荒便越演越烈，最后連軍費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難。
面對嚴重的通貨緊縮，崇禎給出了兩劑猛藥開源、節(jié)流，然而正是這兩招，把搖搖欲墜的明朝徹底推向了覆滅。
魏公公深知這段歷史，所以他才大力開辦海事，為的就是將海貿的巨額利益從民間拿回，不說全部拿回，拿回一半甚至一小半都行。
白銀是好東西，但是要流通開才行。錢動了，才會錢生錢，才會錢買物。死抱著錢堆在家里，看著叫人滿足，于小家有益，于大國卻是半點利處都無。
澳門耶穌會能夠送來五萬兩，魏公公還是比較滿意的。他讓熊三拔和羅啟南說說澳門的事，有件事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關注。
這件事就是投機倒把。
在澳門，有大量的西洋商人從事一種新型的買賣“套匯。”
隆慶開關以來，明朝大量商品出口西方，以低廉的價格換回來大批白銀，因此大明成為世界白銀最大的流入地。
面對瘋狂涌入的白銀，帝國的管理者們卻沒有與時俱進，他們對于貨幣的管理手段十分落后。
羅啟南說道世界各國的金銀比價都在110以上，即一兩金子換至少十兩白銀。
而在明朝，因為官方貨幣并不承認金銀，所以金銀的兌換主要是民間自發(fā)形成，兌換比在1557之間，大概五到七兩銀子就能兌換一兩的金子。
兩者兌換的差價十分明顯，存在投機空間，因此大量外國商人將白銀運往明朝換購黃金，通過這種手段毫不費力的賺取超額利潤。
這個“套匯”利潤是驚人的，如果將澳門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全部套匯的話，就相當于那些投機倒把商人每年憑空從中國套走五百萬左右的白銀。
當然，事實上不可能有這么大規(guī)模的套匯空間，魏公公私下估摸從事套匯業(yè)務的商人每年頂多能套走一兩百萬兩。
不是這些西洋商人不想套走更多，而是當下大明的民間兌換業(yè)務還比較零散，沒有形成整體，因此單家的兌換能力并不強。
而且這個時代的兌換業(yè)務不像后世那么發(fā)達，在哪個柜臺一辦就可以，而是要奔波不同的地方，時間上就限制了大規(guī)模兌換套現(xiàn)的可能。
好比澳門教會匯到南堂的那筆三萬五千兩的匯銀，就不是一次直接匯入京師，而是經(jīng)廣州商行先兌，再由揚州中轉，最后是在京師承兌。前后一共是三家錢莊參與此業(yè)務。
“教會有沒有從事套匯？”公公對此很有興趣。
羅啟南才剛來東方一年多時間，對此倒不是太清楚。
熊三拔來的時間早一些，所以有過聽聞，說是在華耶穌會確有人員從事這方面的買賣，但怎么操作，都是誰辦的他就不清楚了。
“大主教閣下如果想知道這方面的事，可以派人去澳門了解。”熊三拔道。
魏公公不置可否，讓熊三拔將匯到的五萬兩準備好，他過兩天派人來提走。對此，熊三拔沒有意見，因為之前郭居靜已經(jīng)告訴他大主教閣下需要銀子打動大明皇帝的心，以求能夠說服大明皇帝派出皇軍征討正在迫害天主教徒的反動日本幕府。
“以后不要叫我大主教，叫我教主。”
魏公公正色道，殷殷看著熊三拔，“熊，南堂這里要做為天主教中國化的試點，中國是東方之重，京師則是中國之重，我謹以東方教主的身份授予你京師天主堂主一職，盼你能夠牧靈福傳，將上帝的事業(yè)發(fā)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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