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殷國戶部尚書張暉傾力發展工商業，各地商賈涌入閩地經商的節奏如火如荼的進行時，殷國宰相潘承祐卻親自出面制止了這些舉措。rg當然，潘承祐也并非完否定張暉的所有舉措，只不過是進行了適當地修改。總的來，張暉重商，而潘承祐重農，彼此的側重點不一樣罷了。

    張暉學習管仲，有很強烈的民思想。他厭倦打戰，也不主張用嚴酷的刑罰來威懾百姓。百姓厭惡勞苦憂患，張暉就想方設法使他們安逸快樂，百姓厭惡貧困低賤，張暉就想方設法使他們富足顯貴，百姓厭惡危險災禍，張暉就想方設法使他們生存安定，百姓厭惡滅種絕后，張暉就想方設法使他們生養繁衍。

    然而，潘承祐卻覺得，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渴望著天下一統。為了兼并其他各國，殷國必須在武力方面先強大起來。而戰爭是讓殷國強大和穩定的最好辦法，它既是起點，也是終點，并且循環往復、不應該停止。潘承祐崇尚的變革者是秦國的商鞅。商鞅流傳下來的著作《商君書》上，國家貧窮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東西輸送到敵人那里，沒有像文士、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一定會強大。國家富足而不發動戰爭，就會懶惰懈怠，出現儒生、商人那樣的國害，一定會羸弱下去。

    潘承祐首先想把殷國改造成了一個農業大國。潘承祐學習商鞅的《墾令》，認為治國之要就是讓民眾歸心于農，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風就樸實而純正，國力就可強大，他把所有不愿意從事農業的人統統歸類為惡農，即慢惰之民，并提倡各種辦法鼓勵及資助農耕。

    井田制以九百畝為一個計算單位，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周邊為私田，中間為公田，各家分得百畝私田，同養公田。耕作之時，先要把公田的農活干完，才能各治私事。由此，春播秋割，守望相助。隨著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經敗壞，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實。潘承祐宣布廢除井田制，允許民眾開荒耕作、買賣土地，這自然大大激發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顯然，在戰亂時期，糧食是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而土地從來都是官家與百姓進行交換的重要籌碼。

    要讓國民都去種地，就必須堵住其他的出路。如果工商業沒有過高的利潤，那么從商的人就沒有什么興趣了，而如果不去經商，那就只有去務農了。潘承祐出臺了眾多限制商業的法令。其一，控制糧食買賣和礦山國有化。只要不允許糧食交易，商人就無從得利，家家必須去種地，由此，糧食產量必然提高，而戶部則控制了最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和交易權。潘承祐這是想把山澤之利部收歸戶部，這既可以增加國庫收入，又阻擋了一條非農的發財之道。把礦山收歸國有了，那些不愿耕作、懶惰刁鉆、追求暴利的民眾就丟掉了飯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去種地。其二，對工商業堅持重稅政策。其三，商業之繁榮，關鍵在于流通，潘承祐下令在殷國五州進行戶籍登記，命令百姓不得擅自遷居，禁止私人經營旅館，嚴格限制人口的流動。

    潘承祐把殷國變成了一個大農場，而殷國的工商業逐步變成由戶部在控制，戶部尚書張暉肩上的責任更加沉重了。潘承祐接著和兵部尚書林仁翰商議，推出了屬于殷國的軍爵制度。軍爵制度的具體政策有兩條:第一，收回貴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權，重新分配，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才能夠重配爵秩，列籍貴族，第二，只要有軍功，無論貧賤都可以獲得貴族的爵秩。潘承祐設計了二十個等級的爵位，都以殺敵多少來封賜。

    在殷國，國民只應從事兩種職業，一是農民，一是軍人，前者富國，后者強兵，而獎懲便緊緊圍繞著種糧多少和殺敵多少。人人種地，則糧多，糧多則生育多，生育多則兵多，兵多則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這些人口去種更多的糧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繼續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環往復，就可實現統一天下的目標。

    **的力量是強大的。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殷國五州蔓延著極端功利主義的進取氛圍，民眾個個都是農民，人人皆為戰士，上陣奮勇殺敵，得勝封爵賞田。如果這一制度能夠持續下去，殷國必然通過戰爭獲得周邊的土地和人口，將那里的人民也都改造成殷國的百姓，然后繼續種地、殺敵，以獲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不久以后，殷國必成為虎狼之國。

    但潘承祐的這些制度只是暫時的，是為了統一天下而集中各地的力量。一旦天下一統，這些制度就應該立即改變，否則就極有可能步秦國的后塵。當年，在經濟模式上，商鞅試驗的就是這樣的命令型計劃經濟，即國家控制幾乎所有的重要生產資料，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貿易，壓制或消滅自由的商人階層，從而使國民經濟完地服務于國家的目標。商鞅治理秦國是一次古典的極權主義運動。

    在商鞅的經濟思想中，強國與富民似乎是對立的。他極端地認為，人民不但不應該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絕對不能夠富足。管仲主張以價格政策為工具來縮貧富差距，而商鞅也反對貧富懸殊，卻走到了強國貧民的極端。商鞅認為，理想的狀態是讓人民始終處在同樣的貧窮線上，最好是家里沒有一點多余的糧食，以保持饑餓進取的精神面貌。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怯和民愚，這樣的百姓通過重刑或重賞即可變成為勇敢而兇猛的戰士。很顯然，商鞅把百姓的貧困與無知看成是兵源充足和社稷穩定的必要條件。

    潘承祐當然不敢像商鞅這樣得直白、干得決絕，但眼下天下戰亂不止，為了完一統的目標，有一個來自商鞅的理念是潘承祐不想放棄的。那就是把殷國的強大遠遠放在民眾富足之前，強調國強民安，而不是國強民富。所謂安，年份好的時候，有口飯吃，饑荒到來的時候，不餓死，這已是最大的善政。

    王延政一改前朝的休養生息政策，文治武功。這些年，唐國、吳國三番兩次進軍建州，就連西南面的漢國也到漳州邊境進行過挑釁。鑒于此，王延政決定在殷國的外交策略上，一反之前的綏靖政策，而是應該常年作戰，擴張殷國的版圖。

    與此同時，王延政批準了宰相潘承祐推出的一系列強硬的國營化經濟策略，涉及產業、流通、金融、稅收等多個領域，具體的操盤人為戶部尚書張暉。于是，茶業、鑄錢、煮鹽、冶鐵和釀酒相繼被國營化。殷國開始在民間鑄造銅錢，王延政更是在建州設立了銅場，專門開采銅礦和鑄造銅幣。在鹽業專營上，招募民眾煮鹽，而由官府專賣。民眾向官府申請注冊成鹽戶，煮鹽費用部由鹽戶負擔，官府提供煮鹽的鐵鍋，煮成之鹽完由官府收購。殷國五州個有一個鹽業管理機構。鹽業專營對戶部財政收入的貢獻是巨大的，每人每月平均食鹽在三升左右，單單以殷國五州人口五百萬計，就是一個龐大而穩定的需求市場，更別出口到周邊地區的食鹽了。殷國戶部通過鹽業專營獲得的利益約占財政收入的一半。

    鐵業則完由官府徹底壟斷，按規定，凡產鐵的郡里均設置鐵官，即便是不產鐵的郡里也要在縣一級設置鐵官，鐵的冶煉和鐵器的制作與銷售，一律由鐵官負責。殷國五州的鐵業管理機構計八處。這一法令頒布后，民間不得再擅自冶鐵，更不得私自販賣，違令者，要在左腳戴上六斤重的鐵鎖，并沒收其器物。這一政策已有別于張暉之前的策略，戶部不但壟斷了銷售和定價權，更直接進入了制造的環節。之前，戶部通過資源壟斷獲得專營收入，戶部采用的是資源牌照授權、控制銷售渠道等政策，現在則進入制造環節，實行采產銷的面管制。

    另外一個被專營控制起來的產業是釀酒業。戶部實行酒專賣，其辦法與食鹽專賣類似，由官府供給私營釀酒作坊糧食、酒曲等原料，規定釀造品種和規格，生產出來后，由官府統一收購和銷售。酒榷的專營收入非常高，每生產一千甕的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萬兩千錢的收益，通過統購統銷，又可再得百分之二十的贏利。自此，殷國的酒與鹽、鐵并列，成為戶部實行壟斷經營的主要產業，在加上煙草和茶葉的壟斷，專營事業共有五大部分。

    戶部在流通領域展開的變革策略有二，一是均輸，即統購統銷，二是平準，就是物價管制。由于交通不便，商品的運輸成很高，而且采購、保存十分繁雜，甚至存在各地商賈乘機哄抬物價的情況。潘承祐就采納了由來已久的均輸辦法，規定所有商品均按照當地市價，由戶部統一采購，然后由官辦的運輸機構運往其他不出產此類物品的地區高價出售。殷國在戶部之下設立均輸使，各地設均輸官，建立起一個由戶部統一管理的商業絡。

    在大力推廣均輸法的同時，潘承祐還配套采取了一項物價管理措施，是為平準法。就是由戶部來控制殷國五州的物資和買賣，以平衡物價，它與均輸相輔相成，成為戶部控制市場、從流通領域獲取利益的重要工具。均輸與平準，一是管理零售市場，一是掌握批發環節，兩者互相配合，構成戶部管理商業的統一體系。

    這一商業體系的建成，使得戶部控制了殷國五州重要物資的流通利益，其成效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快速地呈現出來。在一年時間里，戶部的糧庫就裝滿了糧食，連五州的糧倉也有了余糧，通過均輸所獲得的盈余就有五百萬兩白銀。老百姓沒有多交稅，而財政則變得無比充沛。然而，戶部財政收入的增加并非因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的社會財富在戶部與民間的重新分配。

    在戶部集中管理下，殷國鹽鐵產業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殷國從事冶鐵業的人員起碼在三萬人以上，各州鐵官則多達百人。戶部把工匠召集起來開展生產，要錢有錢，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讓私人來經營，難免格局不大，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現在由戶部統管鹽鐵事務，統一用途，平衡價格，官員們設立制度，工匠們各盡其職，自然就能生產出上好的商品來。因為有了規模化的經營，殷國的冶鐵技術也得到了極大的改進和推廣，比如鑄鐵柔化處理技術和煉鋼技術，工藝也更為成熟。

    當然，戶部的這些舉措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也是有的。自實體產業及流通被戶部專控之后，民間經濟的格局被徹底扼殺，社會財富被強迫清零，中產階層集體破產，工商動力喪失，更嚴重的是，民眾的儲蓄和投資意識從此銳減，民眾有好看的衣服馬上就穿，好吃的馬上吃掉，不再愿意儲蓄投資。而各地鐵官監造出來的民用鐵器質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貴，還強令民眾購買，導致怨聲載道。戶部尚書張暉認為應該使鹽鐵皆歸于民，還提出享受俸祿的官員和貴族應該退出商界，不應該與民爭利。相對的，對商人階層要給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認可。

    張暉之所以反對，主要是在于戶部因這些策略而增加的財政收入，被王延政拿來大多用于國防軍備，平民階層因此而得到的實惠少之又少，在這些政策之下，國強易得，民富難求。

    張暉指責鹽鐵、均輸、平準等是與民爭利，造成官商勾結，物價沸騰，民間經濟蕭條，同時，戶部主宰商品生產和經營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適民用，要么質量低劣，各級官吏則強買強賣，最后還使得殷國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權貴經濟，形成了一個背靠政權，以經營商品為名，通過特權攫取龐大利益，他們的權勢大于朝廷重臣。

    張暉所提出的這幾點，在潘承祐看來，都不意外。在潘承祐看來，如果不執行這些策略，打戰的開支從哪里出?戶部的財政收入從哪里得?一統天下的愿望如何實現?而這三項不正是殷國成就霸業之前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嗎?

    潘承祐引用桑弘羊的思想表明，要讓殷國強大何必依賴于農業，要讓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這樣的笨辦法?又，致富之道在于謀略，不在于身體的辛勞，利潤的獲取在于積聚效益，而不在盲目蠻干。他甚至一點也不諱言，戶部的專營策略與民爭利的質，他，實行均輸與平準，目的之一就是讓商賈從商品買賣中無從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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