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洪祿承終歸沒有白挨這頓打，這次抄檢竟治好了洪衍武上竄下跳的毛病。

    洪衍武痊愈之后，變得與之前判若兩人，他完成了個老實孩子，從此對他的“蛇神”父親也孝順異常。

    他再不嘴，也再不往外跑，只在家里安安靜靜地待著。他簡直就像一只出動的松鼠，左顧右盼，時刻防備著，警惕著，甚至還學會了察言觀色和忍氣吞聲。

    但是，生活中的事往往與人們的初衷相違。

    洪祿承并沒有因此感到一安心，反而還有一絲絲的心疼。因為他知道，洪衍武性情大變其實是那次抄家的后遺癥。兒子已經徹底喪失了安感，走入了另一個極端。

    對此，他雖然一直想找個辦法開解兒子，可實際情況卻讓他完沒有精力顧及。原因自然還是因為那個價值不菲的翡翠扁方。

    民委會的那位毛主任自打抄家后就盯上了洪家，不僅頻繁駕臨檢查訓話，還咬住“八大宅門”頭銜死死不放，要一抓到底，查個清楚。

    其實白了，什么都是虛的。這個“臭茅房”不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既想敲出洪家所有的值錢物，又想順帶表現一下罷了。

    可事實呢，卻極度讓這位毛主任失望，因為洪家的確已經“清白”到了連耗子都不愛光臨的地步。甚至最后為了找個臺階下，毛遠芳也不得不拿在洪家找到的一捆工人勞保白線手套做文章。

    那是王蘊琳上班時舍不得用，每月兩雙積地攢了一年才攢下來的。來她還打算攢夠了給孩子們織件線衣，不料此時在毛遠芳的口中，卻變成了“腐朽”生活方式的罪證。

    當然了，這批能腐蝕人們艱苦樸素意志的罪惡之物，最終卻并沒被剪掉或焚燒，而是讓這位毛主任臭批一通后予以沒收了。

    事情到此還不算完，因為折了面子又沒達到目的，毛遠芳便更想要折騰洪家。于是，洪家窗外的大字報很快被糊得連篇累牘，“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碩大黑字也被刷得刺目驚心，洪祿承夫婦還被強制拉出去游了街。

    游街時，圍觀者異常的多。這些人里，倒并非只有福儒里的居民們，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附近胡同的人。而這無疑是那“八大宅門”的頭銜又發揮了效力。因為出于好奇，誰都想目睹昔日級富豪的樣子。

    與老街坊們不同，這許多的陌生目光顯得既肆無忌憚，又有些失望，他們毫無顧忌地圍著低著腦袋吊著牌子的洪祿承夫婦議論紛紛。

    “敢情這就是洪家的人呀，嘖嘖，怎么也穿補丁衣服呀？人不富態，臉也……發黃，不像有錢人呀？”

    “你那是不會看，瞧瞧，手指細得像蔥，胳膊腿跟麻桿似的，一看就干不了什么活。”

    “您算著了，人家有傭人丫頭伺候著，什么也不用干。”

    “不是資家喝人奶嗎？你這漂亮媳婦是不是霸占的？老東西，準不是什么好玩意！”

    “嘿，別看模樣不像壞人，弄不好他們家也出‘白毛女’，該！”

    不知出自什么目的，一個陌生的老太太突然在王蘊琳的臀上掐了一把。

    然后，一個不認識的漢子又掄開巴掌抽了洪祿承一個嘴巴，抽得他眼冒金星。

    幸好此時，有一些老街坊發現情況過來喝止，這才制止了其余那些蠢蠢欲動的外來人。

    要最離譜的還是毛遠芳的批判發言，她竟然把洪家歷代罪惡都編程了順口溜，還振振有辭地當眾大聲念出。

    “他祖宗見過皇上的面，他爸爸請軍閥吃過飯。他爺爺穿的是珍珠衫，她奶奶著的是綾羅緞。出門不走他坐汽車，累了捶背使喚丫鬟。吃飯端的是金飯碗，尿盆子也鑲五彩藍。不勞而獲長黑心肝，剝削思想是真靈魂……”

    別，群眾們的反響是非常之熱烈。下頭是喝彩陣陣，圍觀者哄然一片，整個一個大亂仗。

    接著，在亂哄哄的笑聲中，有人拿來一用茅房的手紙糊的尖紙帽，戴在了王蘊琳的頭上。還有人不知從哪兒拿來碗墨汁，用毛筆抹在洪祿承的臉上，讓他霎時面目皆非……

    就這樣，洪祿承夫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幾乎每天都是這樣娛樂著大眾，萬般辛苦地在忍耐中苦挨著，根無暇顧及其他。而隨著“運動”形勢來“深入”，就連倆人的工作單位也開始了舉辦類似的活動。

    在此情況下，愈加筋疲力盡的夫妻倆哪還談得上有什么改變處境的希望，也不過只求每日能平安歸家罷了。

    不過世事難料，就在洪祿承夫婦對未來完不做他想的時候，老天爺卻突然大發慈悲，給他們送來了一位救星。

    怎么回事呢？

    原來，觀音院西院曾經住著個劉老頭，后來因為查出他的女婿是叛逃臺灣的三民黨高官，在1966年他就被遣送回了原籍，而他居住的那三間房子也就此閑置出來。

    等到了1967年國慶前夕的時候，在街道和房管部門的聯合安排下，這三間房又被分給了南橫街煤廠新上任的生產主任陳德元。因此不久之后，他便帶著剛從河北定興老家接來的老婆兒子，把家安置到了這里，成為了這里的新居民。

    而恰恰就是這位面容有些兇惡，在煤廠還有個“陳大胡子”外號的陳主任，很快便把洪祿承一家人從漫無邊際的苦海中撈了出來，成為了拯救洪家于水火之中的大貴人。

    這話一不夸張。別的不，這陳德元剛搬到福儒里不久，就去服“臭茅房”換了其他對象進行游街斗爭。之后還讓毛主任開恩，允許洪祿承的子女們，去代替已被折騰得身子骨發虛的夫妻倆掃街。

    除此之外，更讓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還跑了一趟糖業糕公司，并親自作保，使公司的支左軍代表免了洪祿承打掃單位廁所的苦差，把他勞動改造的內容也改為了倉庫保管。

    或許有人會好奇，這陳德元是何方神圣啊，怎么這么大的能量呢？

    這首先要，想當年煤廠可是個很重要的單位。

    在那個年代里，京城人的生活中，煤炭的重要性甚至要超過糧食，排在生活資料的首位。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天然氣。

    京城人不光冬天要靠燒煤取暖，每日也都要靠煤爐子來燒水做飯。當時京城居民所需煤炭，都需憑煤分區劃片兒，再按家中人頭由煤廠定量供應，這也就暴露出煤是極為緊缺能源。

    加之特殊時期重思想輕生產，所有的企業最常見的就是停工集體學習，故而百姓家中常有煤不夠燒的時候。

    不妨來想象一下，誰家要是短了煤，就連口熱水都喝不上，那是多遭罪的事！

    除了私家離不開煤，每個單位的供暖、洗澡、飲用熱水也都要靠燒鍋爐來運轉。甚至有些各別的行業，比如糖業糕公司，那就連生產和食堂也指著煤炭供應。

    要是和煤廠關系搞不好，別一旦煤燒冒了不給你增量，就是發給你的定量煤質量差，也能治你一道。所以煤廠對于其管片內地各個公家單位而言，那也是輕易不肯得罪的。

    除了以上這個原因，其次要的一，是在特殊時期里企業職務的特殊性。

    表面上看，陳德元的生產主任職務僅相當于正科級。若按企業行政編制，上面還有幾個正副廠長、正副書記和工會主席壓著，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可是別忘了，當時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各企業的黨、政、工、團組織和行政管理機構均已癱瘓。大部分原來的領導干部都在經受審查，甚至被要求到生產崗位去勞動，接受改造。

    而相反的是，原有的工人階級，則在支左軍代表的幫扶下，開始參與企業的管理工作。

    就拿煤廠來，軍代表抓抓思想沒問題，對于生產卻是外行。所以實際上，軍代表給予陳德元的權力是相當的大，幾乎要他包攬了原來廠長和副廠長的所有職責，來負責整個煤廠的生產與運儲。

    同時為了使其安心管理工作，軍代表甚至還推薦陳德元入了黨，使他成了煤廠最吃香的當權者。

    最后，還要從個人角度出發再來補充一，那就是陳德元的籍貫也很重要。

    在早年間的京城，從事任何行業都有地域性。比如布鋪是河北高陽人，茶葉鋪是安徽人，錢莊是山西人，飯館酒樓是山東人，而煤鋪和澡堂子，則大多把持在河北定興人手中。

    具體劃分是以京漢鐵路為界，開辦煤鋪的自稱“鐵道西的”，老京城人叫他們“搖煤球的”，而“鐵道東的”則多從事浴池業。

    到這兒也就知道，各地來京立足的人們大多都要從事土人所操持的行業。如若想跨行業勞作，是非常難的。因為即使你來了也待不了，人家都擠兌你。

    像這種類似的情況，影響一直延續到了解放后，哪怕是國家分配工作了也是一樣。因為雖然新進的員工破除了地域限制，可澡堂子和煤廠的老人，乃至領導，卻幾乎都是定興人。

    陳德元就是個貨真價實的“鐵道西的”。他的祖上三輩不僅都在京城煤鋪干活，并且他的祖父還當過走街串巷，為那些積攢了煤末子的人家打零工的散工把頭。

    也正因為陳家來京城謀生比較早，所以南城的這些定興人，多少都與陳家有些交情。甚至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家是被陳家人帶到京城來的，或是受過陳家不少照應，故而陳德元在這些人中的威信也就非同一般。要換句今天的話，那就是“行業上的人脈很廣”。

    誰都知道，地域性容易使人抱團，外人則很難管理。就比如在煤廠，有時候連廠長話工人都不當回事，可車間里甭管大事事，只憑他“陳大胡子”一聲招呼就有人跟隨響應。

    軍代表其實也正是看中了這一，才把陳德元當成左膀右臂來提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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