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守應早年曾當過邊兵。崇禎元年(168年)，率眾起義，隸屬闖王高迎祥、活動于甘肅東部，眾至數萬。崇禎四年(1631年)，入山西，編入王自用的&qut;三十六營&qut;，是僅次于王自用、高迎祥的重要首領。八年(1635年)，參加河南滎陽大會，為十三家首領之一。轉戰于陜、晉、豫、魯、川、鄂、皖、湘等地。勢力極盛。后與賀一龍(綽號&qut;革里眼&qut;)、賀錦、劉希堯、藺養成合軍，稱&qut;回革五營&qut;。崇禎九年，高迎祥犧牲后至十三年(164年)李自成再起之前、實力最強，在起義軍斗爭處于低潮時，張獻忠曾兩度隸其部下，他在英霍山區建立的根據地，成為當時抗明運動重要基地。十六年(1643年)，義軍內訌，賀一龍為李自成所殺，他忍厚負重，顧大局，仍據守荊州。十七年春，病故。
馬守應綽號&qut;老回回&qut;，陜西綏德人。只知他出身于邊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詳。他是明末農民大起義中最早起義而又堅持到底的重要領袖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壓迫斗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明代，回回已遍布國。陜西北部延安府和馬守應的家鄉綏德州以及甘肅東部平涼、慶陽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較多的地區。明中葉以后，由于吏治敗壞、軍政廢弛和土地問題嚴重，導致流民外逃現象愈來愈普遍。這一帶的回民，每當麥熟時節便攜帶妻輾轉流徙，靠拾麥穗或者賣藥來維持最低下的生活，遇到災荒年景更加貧困無依，便紛紛起來暴動，反抗地方官府。回民起義常常同漢**合，即&qut;與荒民合黨&qut;①，而漢族農民起義也有當地回民參加。為此，陜西官府專門對回民規定了不許持兵器、不許群聚、不許搶掠的禁條，而且設法嚴防漢族軍民&qut;附回&qut;造反。這明在西北回漢雜居地區，回、漢兩族人民的聯合斗爭成為階級斗爭的一種較為普遍的形式。崇禎元年，陜西大旱，草木枯焦，出現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慘狀。而明朝官府卻不顧人民的災難，對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各族農民仍舊&qut;嚴為催科&qut;，毫不留情，這無異火上加油，更加激起反抗的怒火。長時期的民變和兵變，在天啟末年和崇禎初年終于在天災**頻繁的陜北、隴東地區匯成了農民大起義的洪流。從明統治者所掌握的情況表明，當時陜西流民武裝的成份&qut;有饑民，有鎮兵，有回夷&qut;。”回夷&qut;是明統治者對回民的侮辱性稱呼，這充分明回族人民是明末農民大起義最早發難的主力之一。天啟七年(167)十一月，揭開明末農民大起義序幕的白水縣民王二掀起的暴動，就與這一帶的回民起義有直接關系，王二劫了宜君縣獄之后率眾投入到白水縣苜蓿溝回民起義軍營壘里去，而白水縣苜蓿溝的回民早在萬歷年間就已經在這一帶堅持抗明斗爭了。到了崇禎初年，陜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間的回民便乘機而起，很快就發展到數萬之眾。
&qut;老回回&qut;馬守應正是在浩浩蕩蕩的起義洪流里，涌現出的一位杰出的農民英雄。馬守應最早是與高迎祥、羅汝才等人以邊兵身份共同揭起義旗的。邊兵或者叫鎮兵，他們的起義主要是由于明朝廷財政困難和軍官長期克扣軍餉所致，從天啟末年到崇禎二年，延綏、寧夏、固原三鎮的軍餉竟積欠了三十六個月，士兵無衣無食，忍無可忍，紛紛逃散，并與饑**合起義反抗。而在邊兵當中，不僅有漢族，也有回族、蒙古族的成員，所以高迎祥、馬守應的這支隊伍，就是由所謂&qut;夷漢降丁&qut;組成的&qut;堅甲鐵騎，兵有紀律&qut;的漢、回各族聯合的流民武裝，開始時他們轉戰在甘肅東部和陜西北部一帶，崇禎三年(163)三月，馬守應與八金剛、王子順(據就是白水舉義的王二)等幾支義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破襄陵、吉州、太平。崇禎四年，馬守應與高迎祥都成為以紫金梁(王自用)為首的三十六營農民起義軍中的著名首領。崇禎五年，馬守應與紫金梁等一度進軍河南，活動于清化、修武，不久轉入太行山。崇禎六年五月，馬守應又與混天王等率軍數萬出太行山東進河北，逼邯鄲、沙河諸縣。這一年紫金梁不幸犧牲，三十六營起義軍由高迎祥率領，他們又由黃河北岸渡澠池，突出豫西，開辟新的反明戰場。
崇禎七年(1634)三月，馬守應的一支武裝連同過天星、滿天星等共五營，以疾風般的速度由豫西進入湖北，經棗陽、巴東，西入四川，攻破川東重鎮夔州，遠近震動，這是明末農民軍最早進入四川的一支武裝。馬守應與過天星等三萬人馬在川東停留的時間很短。
不久，他們又返回湖廣，在鄖陽的黃龍灘作短暫屯聚后，又轉入陜南商雒山區，同混世王等幾支農民軍數萬人一道，面對強大明軍的包圍，展開了艱苦的反圍剿戰斗。他們曾突入關中，連營五十里，猛撲西安，使明皇朝在西北的政治中心受到威脅。崇禎八年八月，馬守應等營由陜南商雒東進河南，開辟了淅川山區作為據點，在豫西盧氏、永寧、陜州、靈寶、南陽一帶堅持抗明斗爭。
馬守應率領所部，轉戰各地，飄忽不定，以靈活多變的戰術打擊敵人，常常以智誘敵或者反敗為勝。崇禎八年(1635)十月奪取陜州之役，馬守應讓部下打扮成明軍模樣，到陜州詐稱換馬，乘機突入關廂，出敵不意一舉奪取了這座豫西北的重鎮。崇禎九年七月，農民軍領袖高迎祥在陜西作戰中不幸被俘犧牲，八月，馬守應率軍進攻河南省開封府城，火焚西關，明廷深為震恐。在河南鄢陵、扶溝，明軍左良玉率部緊追馬守應不舍。左良玉是頗為兇悍狡猾的，馬守應沉著應戰，并采取誘敵深入的戰術向鄭州方向轉移，并避入深山派人罵陣誘敵。被激怒了的左良玉率軍追入夾山，被馬守應義軍團團圍住，不久糧盡援絕，左良玉自殺未遂，后來才率殘部突圍狼狽逃竄，這是馬守應以智勝敵的一個典型戰例。
正由于馬守應在流動作戰中的勝利和不斷給官軍以打擊，他在明封建統治者眼里被認為是屬于農民軍里&qut;反復狙詐，怙惡不悛&qut;的一個。也正由于馬守應在農民軍中是一個很有軍事才能和作戰經驗的&qut;多權譎&qut;的英雄人物，他受到各支義軍的信賴，并被奉為&qut;謀主&qut;。
崇禎九年七月，闖王高迎祥的犧牲，使農民軍遭到嚴重損失，農民戰爭一時陷入了低潮，就在這時，馬守應不僅耀威開封，痛擊左良玉，而且抓住戰機，開辟新戰場。他乘秋高足食和官軍不備，聯合羅汝才、張獻忠等營共二十萬人馬，馬守應被推舉為盟主、總掌盤子，這明他一度在各支農民軍中處于相當高的地位。這支大軍由豫西南經湖北襄、樊，浩浩蕩蕩沿江長驅而下，進軍至湖北東部，與久據大別山區的英山、霍山地區的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等營會合，從崇禎十年(1637)到十五年(164)間，回、革、左等營農民軍主要活動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帶，開辟和堅持了大別山區的斗爭。馬守應與革、左諸營善于利用山區的險阻，盛夏時在深山休整，秋高馬肥再主動出擊，又能避開官軍的圍攻和追擊。他們還善于偵察敵情，掌握主動，各地老百姓包括&qut;星卜市販之流多為所用&qut;，官軍的虛實動靜，農民軍了如指掌。他們可以根據敵我力量的對比，采用&qut;兵多則竄，少則迎敵&qut;。”官兵未至，旋即奔逸&qut;的靈活戰術，主動攻擊。所以，鎮壓農民起義的明朝將官們在屢敗之余也一再哀嘆。由于回、革、左諸營受到當地百姓的支持，在江淮一帶竟然出現了&qut;賊為主，兵反為客，是以多敗&qut;的&qut;民賊莫辨&qut;的局面。就這樣馬守應與革、左諸營的鐵騎縱橫馳騁在大別山區和江淮平原，他們曾占據過和州、含江、江浦，明統治者的陪都金陵也暴露在農民軍面前，以致沿江戒嚴，所在告警。
農民武裝沉重地打擊了明皇朝在這一地區的封建統治秩序，有的地方官吏懾于農民軍的威勢，不得不&qut;潔印視事于瀕江洲渚&qut;，在安慶竟出現了明朝守將與農民軍之間&qut;有無貿易，酒食交歡&qut;的情況，明皇朝的威嚴掃地以盡，以致鳳陽總督朱大典受到罷官的處分。在農民戰爭處于低潮的幾年中，回、革、左諸營在江淮的斗爭，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各支農民武裝的活動，為不久李自成、張獻忠的東山再起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馬守應不僅足智多謀能征慣戰，而且如同許多的農民起義領袖一樣，他也是一位具有革命氣節的英雄。明統治者曾經多次向他誘降，都被拒絕。崇禎九年馬守應在河南淅川軍營里還殺死了前來勸降的明朝總兵王進忠，然后移營而去。這也是明統治者把馬守應視為&qut;反復狙詐，怙惡不悛&qut;者的一個原因。
崇禎十五年(164)，李自成起義軍進一步壯大，馬守應率部北上正式并入李自成的闖王旗幟下，主要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北部一帶活動，攻占了夷陵、澧州、常德等重要城市，這期間馬守應還率軍在河南配合李自成參加過幾次重要的擊敗明軍主力的戰役，發揮了積極作用。李自成在北上之前曾授予馬守應為&qut;永輔營英武將軍&qut;的稱號。李自成北上進攻北京的時候，馬守應繼續坐鎮承天、荊州、澧州等處。牽制了這一帶的明朝軍隊，成為獨當一面的勢力。在四川的張獻忠這時也派人專程前來同馬守應修好，表示進一步聯合對敵。
老回回馬守應人和他這一支起義軍的最后結局，據吳偉業在《綏寇紀略》里記載，到了崇禎末年。”老回回已病死，眾推其妻掌營&qut;。又，從馬守應營里分出來一支別名&qut;搖天動&qut;的農民武裝，共有八營二十余萬，仍在江北的潛山、桐城一帶堅持斗爭。吳偉業的書中還有&qut;大、老回回&qut;等綽號的出現。明馬守應雖然病死，他的隊伍并未潰散。值得注意的是，到清朝順治二年(1645)四月，清朝順治帝在詔書里還，當時在四川有張獻忠、湖北有老回回等農民武裝仍在堅持抗清斗爭。由參加明末農民起義到堅持清初的抗清斗爭，是一個有意義的轉變，是由反封建壓迫為主的斗爭轉變為以反抗清朝民族壓迫為主的斗爭，老回回一支人馬在湖北的抗清同順治五年回回人米喇印、丁國棟在甘肅發動的抗清斗爭一樣，都屬于遍及國的抗清總運動的一部分，代表了回族人民同漢族人民采取聯合行動的正確方向。
那么，《綏寇紀略》和順治帝詔書關于老回回存亡的記載是否產生了矛盾?老回回馬守應到底在崇禎末年已經病死了，還是清朝順治初年仍在堅持抗清斗爭呢?問題在于對&qut;老回回&qut;一詞的解釋。”老回回&qut;應是一種旗號。”老回回&qut;有時指馬守應這個人，有時指馬守應和他所率領的那支武裝，后來又指已經沒有馬守應的原馬守應所率的那支武裝。這樣就可以，崇禎末年&qut;老回回&qut;馬守應已經病死，由他的妻子或者子侄輩掌營，繼續打起&qut;老回回&qut;的旗號，或者使用&qut;大老回回&qut;、&qut;老回回&qut;的旗號來統率這支重要的農民武裝，而順治初年仍在湖北堅持抗清斗爭的&qut;老回回&qut;，則已經是沒有馬守應的那支&qut;老回回&qut;武裝了。&qut;老回回&qut;馬守應和他的那支武裝的結局大致如此。
馬守應從崇禎初年同高迎祥、羅汝才一起成為明末最早起義的著名農民領袖之一。他歷經十多年的戎馬生涯，先后轉戰于陜西、甘肅、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有三個被明統治者稱為&qut;巢穴&qut;的最主要的活動地區，陜西北部的黃龍山區，這是起義最早發動地區;另外兩個是以商雒山區為主的陜西、河南、四川、湖北交界地區和以大別山區為主的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區。馬守應和他率領的這支&qut;老回回&qut;武裝，則一直是這三大地區的積極開拓者和主力之一。特別是正當農民起義低潮時期，馬守應與革、左諸營堅持大別山區的斗爭，實際上成為當時國矚目的中堅力量。回、革、左的斗爭及羅汝才諸營的斗爭，對于張獻忠的入蜀，對于李自成的北上推翻明朝的統治，起了重要的戰略配合作用。谷應泰《明史紀事末》評論明朝之所以被推翻時，這不單是李自成一支力量的作用，實際上是各支農民軍即所謂&qut;群盜&qut;的共同作用。這一評論是頗為公允之談。馬守應足智多謀，能征善戰，同時具有堅定不渝的革命氣節。
他的威名和實力，使敵人聞風變色，受到各路友軍們的普遍尊重。因此，在明末農民戰爭中。”老回回&qut;馬守應成為僅次于李自成、張獻忠的重要領袖。
最可貴的是馬守應始終堅持團結合作的品質，他的綽號是&qut;老回回&qut;，明他公開打出了民族的旗號參加到以漢族人民為主力的大起義中來，他繼承和發揚了明代回漢聯合戰斗的歷史情誼，他同其他各支農民軍首領們的團結合作關系一直很好。在當時盡管明封建統治者對回族人民采取了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手段，盡管封建地主階級對于農民起義特別是對于有少數民族參加的反抗斗爭，總是極盡挑撥污蔑之能事，但是在有關文獻記載中并沒有發現回漢聯合斗爭方面發生過任何糾紛。在起義軍內部回漢族人民之間，在馬守應與各路農民軍首領之間，沒有因為民族成分的不同而產生矛盾與不團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回漢族人民能做到這一點確是極其可貴的。馬守應最早同王自用、高迎祥、羅汝才，后來同張獻忠、李自成、賀一龍、賀錦等農民軍領袖們，都是并肩戰斗，互相支援，患難與共，情同手足的。馬守應同張獻忠、李自成的關系尤為突出。崇禎初年馬守應起兵反明的時候，張獻忠響應馬守應的起兵，投在他的部下，受到馬守應的賞識，號為&qut;黃虎&qut;，后來才獨樹一幟的。①不少文獻提到，崇禎十一年(1638)，李自成在一次嚴重失利之后，部伍失散殆盡，他單人獨騎由陜西商雒跑到河南淅川馬守應的營里，養病半年多，后來由馬守應分給他一部分人馬，再度起事反明。②這件事對于李自成后來的恢復與發展壯大顯然是起了作用的。特別是鑒于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后期，在各路農民軍中彼此猜忌，傾軋事件屢有發生，而馬守應那種始終主動團結友軍共同對敵的作風就更加可貴。這種作風不僅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即使在整個中國農民戰爭史中，也不多見，這是很值得重視并給以充分估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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