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八大皇商是指山西商人范永斗、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云發(fā)。
范永斗等這八家巨富皇商,按照現(xiàn)在的民族主義者卻是名副其實的漢奸,早在滿洲人入關前,他們便常往返于關內關外。
在明朝政治日趨**和社會動蕩的關頭,商人特有的靈敏嗅覺,使他們看到了滿清的崛強和野心 ,于是在正常貿易之外,暗中為滿洲人輸送軍需物 資 ,提供關內各種情報 ,搞起政治買賣。
滿清入關后,順治沒忘為己入主中原建立過赫赫功業(yè)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設宴,親自召見了他們,并賜給服飾(想必是馬褂漢奸服)。
宴上,順治要給他們封官賞爵,八大家受寵若驚,竭力推辭。于是,順治便將他們封為&qut;皇商&qut;(籍隸內務府)。
范永斗被命主持貿易事務,并&qut;賜產張家口為世業(yè)&qut;。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賞。
從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別的商人無法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范永斗不但為皇家采辦貨物,還憑借皇家威勢,廣開財路,漫天作起買賣來。他除經營河東、長蘆鹽業(yè)外,還壟斷了東北烏蘇里、綏芬等地人參等貴重藥材的市場,由此又被民間稱為&qut;參商&qut;。轉眼,范永斗成了擁有數(shù)百萬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由此我們便知道皇商是如何發(fā)跡的。
滿清之所以能夠入關,并屠殺數(shù)千萬漢人,八家晉商功不可沒,為&qut;民族融合&qut;做出了&qut;巨大的貢獻&qut;!
清軍入關,以數(shù)十萬鐵騎征服上億人口的帝國,看上去很像是一個“概率事件”。所以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對反抗勢力的暴力征服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清軍在江南和廣東地區(qū)遭到的抵抗尤其激烈,因此屠殺也最是殘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嶺南”,從這些名詞中分明可以嗅出當時的血腥,繁華百年的工商經濟再度遭到毀滅性打擊。
政權初建時,滿人對漢人極端不信任,在商業(yè)上只肯依賴和扶持與自己有特別關系的人,因此也出現(xiàn)了類似于元代斡脫集團那樣的商人群體。不過,這些人不是其他少數(shù)民族,而是漢族中的早期歸順者,他們被稱為皇商,當時共有八姓家族,分別是范永斗、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云發(fā),史稱“皇商八大家”。
山西介休的范家是八大皇商之首,當家人名叫范永斗。
明崇禎年間,范永斗在張家口開設商號,從事馬匹買賣,他與王登庫等八個來自山西的商人家族控制了當?shù)氐鸟R市貿易。往來商客之中,來自東北的滿人是最大買家,他們用皮毛、人參等特產換回馬匹、鐵器、鹽和糧食,范永斗做生意非常講求信譽,“與遼左通貨財,久著信義”,在這過程中,他與滿族上層建立了友好的關系。滿人攻入中原后,馬匹、軍械等需用大增,范永斗等人便成了最重要的采購商之一。
清王朝建立之后,厚賞八大家,順治專門在紫禁城設宴款待,并許以官職,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辭。于是,順治封他們?yōu)椤盎噬獭保簿褪菍iT為皇家服務的商人,籍隸內務府。清政府把張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賜給他們開墾,義務是“每年辦進皮張,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以供皇家專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貿易事務,還壟斷了東北烏蘇里、綏芬等地的人參采購業(yè)務,由此,范家又被民間稱為“皇家參商”。
“戰(zhàn)爭是造就超級富豪的重要路徑”,介休范家是這條定律的重要實踐者。范永斗靠依附滿人,成為家產百萬級的富豪,而到了他孫子一輩,則靠發(fā)戰(zhàn)爭財成了千萬級富豪,也是實際上的清初首富。
康熙執(zhí)政時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亂,由于路途遙遠,且經沙漠地帶,運送軍糧成了一個突出的困難,每石米運到軍中需1兩白銀。17年(康熙五十九年),準噶爾部再次叛亂。范永斗的兩個孫子范毓與范毓根據自己從隨父在塞外經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條件,認真核計,聯(lián)名呈請當朝,自愿以低于朝廷運糧三分之一的費用運送軍糧。康熙聞奏,立即批準。
從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成為最重要的軍糧運輸商,他們多次受命于危難,在沙漠萬里中輾轉運輸糧草,不驚動地方官府和百姓,所運軍糧都能準時抵達。 軍糧的價格,包括糧價和運雜費在內,開始時每石為4兩白銀,以后主動降為5兩、19兩。不僅如此,范家還承擔了運糧的風險,《清史稿》記載,173年(雍正九年),因敵寇侵襲,軍糧在運輸過程中損失13余萬石,范家自掏腰包補運,為此花費144萬兩白銀。在康雍乾三朝,范氏總計運輸軍糧百萬余石,為政府節(jié)省費用6余萬兩。
范家對朝廷的報效當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補償。179年,雍正特賜范毓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銜,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頂商人”——后世另外一個更出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被授從二品的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在官銜上尚不及范家。范毓考上了武舉,從千總干起,當過天津鎮(zhèn)總兵,累官至廣東提督,175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來字的傳。
據山西籍的經濟學家梁民考證,范毓也是唯一一位被寫進了《清史稿》的晉商。換一個角度來,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區(qū)區(qū)5個字給清朝最重要的商幫集團——而且還因他是總兵、提督之故,不得不是商人階層被正統(tǒng)史家邊緣化的一個佐證。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經濟上的實惠當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項是,獲得了北方中國最主要的兩大鹽場——河東與長蘆的引鹽經營權,范家搖身而成鹽商之首。僅在長蘆一地,范家就持有鹽引1 718道,按每道引斤計,就控制了食鹽1436萬斤。而且,限定的銷鹽地區(qū)條件十分優(yōu),靠鹽場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澤州、直隸、河南建立了龐大的銷售。173年(雍正九年),原來在大興等八州縣承辦鹽業(yè)的皇商李天馥積欠3多萬兩鹽課銀,面臨破產,范氏收購之。最興盛時,范氏供給1 多萬人口的食用鹽。
范家還進入了當時獲利甚豐的銅業(yè)貿易。清初以白銀為位貨幣,但民間交易多用銅錢。國內只有云南產銅(“滇銅”),礦源缺乏,康熙年間起從日進口“洋銅”。最初由沿海民商承辦,用國內的絲綢、茶葉、瓷器、藥材及其他雜貨換取日銅,利潤極高,據記載,“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范家聯(lián)絡張家口的五個皇商,要求承辦對日銅貿易。從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販銅6萬斤,占進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販銅14萬斤,占進口量的1/3強。
作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極盛之時,家產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隸、河南有鹽店近千家;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張家口有商店6座,歸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當鋪1家,在張家口有地16頃,各地房產達千余間。此外,范氏還從事木材、馬、皮毛、人參等貿易,并與英商進行玻璃貿易,開采鉛礦。范氏家族有5多人被授予官職,行走政商兩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張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極盡奢華,被當?shù)厝俗鸱Q為“金鑾殿”。
范家因官而興,所做生意也大多與政府有關,所以,其命運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軍情動蕩,運糧業(yè)務遭遇損失,戶部追繳6萬兩銀子,范家一時拿不出那么多白銀,約定分五期償還,由此種下衰敗的禍根。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價值已然耗盡,就成了被圍獵的對象。178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日幕府政權以銅礦開采殆盡為理由限制出口,曾經暴利的銅業(yè)突然變得無利可圖,以皇商身份承包銅進口貿易的范家一時間進退失措,朝廷的官員們乘機催討官銅,范家只好到市場上去高價收購,由此欠下巨額債務。
兩年后,朝廷以欠款34萬兩白銀為由,抄辦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風光無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慘的盡頭。在這一部企業(yè)史上,介休范家的興衰史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標,“看它起高樓,看它宴賓客,看它樓塌了”,這樣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節(jié)相近,結局類似,從來沒有什么新意,這是最讓后人沮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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