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時期鹽行專賣制，獲利甚厚，為商人爭趨之業，而其中又以山西籍鹽商為多，諸如河東鹽區、長蘆鹽區、兩淮鹽區、四川鹽區等，到處都有山西鹽商的足跡。大體來，山西鹽商多由以下幾種人構成:

    其一、勢豪望族。這是山西籍鹽商中勢大財雄者。如明朝議大夫閻蹯楚之祖、之父，均以“太原望族，賈淮上鹽筴”①。又如張四維和王崇古家。張四維，字子維，山西蒲州(今永濟)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萬歷三年(1575)以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人贊機務。王崇古是張四維的舅父，也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官居兵部尚書、陜西總督。張四維的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都是奔波一生，“足跡半天下”的商人。張四維共兄弟9人，四維為長，其三弟張四教從16歲開始經商，隨其父從業淪瀛間，“治業滋久，諳于東方鹺利源委、分布、調度具有操縱”②，是非常能干的大鹽商。張四維的四弟張四象，前妻王氏家也是商人。王氏去世后，張四象的繼妻范氏，其家還是商人，其祖父范世逵在明初實施開中法時就經營鹽業。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鄧州學正，王崇古的父親王瑤先后在鄧州、湖北襄陽、陜西、河南魯山、甘肅張掖、酒泉等地進行貿易，積累一定資后，販鹽于淮浙間。王崇古之兄王崇義則是長蘆鹽商。王崇古的伯父王文顯也是長蘆鹽商。王崇古的長姐嫁給了沈廷珍，其長男沈江，是隨其父活躍于揚的鹽商。

    張、王兩家及其姻戚，多為鹽商，而張四維官居內閣大臣，王崇古是邊疆大吏，這樣的家族業鹽，真可謂財大勢雄。所以御史永郜春巡視河東鹽池后:　“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郜永春所之勢要，就是指張四維、王崇古家而言。

    其二、皇商。皇商即官商。在清代的官商中，以內務府的皇商資最雄厚，與清政府的經濟聯系最緊密，而其中又以山西介休范氏最著名。早在明初，范氏已在邊塞地區進行貿易。歷經七代，傳到范永斗時已成為張家地區對滿蒙貿易的漢族大商人。

    清人關前，范永斗即充內務府皇商。順治初年，正式入內務府籍。隨著清朝統治在國的建立，范永斗在其子范三拔的襄助下，利用皇商特權，插手鹽、銅運銷和對外貿易，勢力來大，獲利來多。從康熙到干隆初年，范三拔的兒子范毓馪、范毓　[香+奇]、范毓[香+覃]，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勛。清政府先后授范毓[香+覃]太仆寺卿、范毓[香+奇]布政司參政。范毓[香+覃]以武舉累擢為正定總兵官等要職。范氏利用其皇商特權，曾經營長蘆和河東鹽。從干隆四十六年(1781)范氏破產的清單中，可知范氏在直隸、陜西、山西、河南等地都設有鹽店，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斤的倉庫。

    其三、富商兼地主。如王履太、尉濟美，老家都是山西人，“北省富室，業鹽淮南而家居”。又如山西平陽府富室亢氏，據馬國翰《竹如意》卷下載:“山右亢某，家巨富，倉庾多至數千，人以‘百萬’呼之，恃富驕悖，好為狂言，時晉省大旱，郡縣祈禱，人心惶惶。亢獨然，對眾揚言:‘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不難看出，亢氏是一個大地主。亢氏經營糧店、當鋪，而且還是個大鹽商。據記載:“康熙時，平陽亢氏，泰興季氏，皆富可敵國，享用奢靡，埒于王侯”，這兩家都是“業鹺”起家。亢氏在揚州業鹽，曾與揚州“鹽務商總”的安麓村齊名，有“北安西亢”之稱，西亢即山西平陽之亢氏。

    其四、一般商民。這種人包括家貧而業鹽者，如前述王文顯，其父原至教諭，官卑而貧，王文顯為長子，翱翔長蘆之域，最后卒老于鹽場。。亦農亦商者。如薛論，大同府天城衛人，其家世力田以農致饒，兄耕弟賈，業鹽于淮。棄儒而賈者。如喬承統，山西襄陵人，系明季貢生，父喬養沖，中鹽卒于揚州，承統遂棄儒而賈⑨。籍先人遺資業鹽者。如楊近泉，振武衛人，“籍先人遺資，……挾數千金，裝游江淮間”。

    二

    明清山西鹽商，不僅足跡遍于國內各大鹽場，而且多富商。在兩淮，“向來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數十戶，蓄資以七八千萬計”。太原閻蹯楚之祖、之父，在“淮上笑鹽，積貯豐盈”。在長蘆，如蒲商王文顯，以鹽商起家，“大室廬，備賓祭，畢婚嫁”⒀。清代山西介休范氏為長蘆首富，擁有資“百余萬兩”。在四川、當地“充商者，不盡殷實之戶，每有將所領之引，出售與山陜客民行銷”。在福建，據《福建鹽法志》載:“官辦各幫，地商殷富者少，大半皆西商”。另外，從致富途徑上看，有起邊于商的，如蒲州人范世逵，“歷關隴，度皋蘭，往來張掖、酒泉、姑臧之境，……資益巨，占良田數百畝，積緡錢以萬計”。如洪洞人李映林，“財雄里中，起為邊商”。以販運起家的，如臨猗人閻天杰，“出應鹽務，運發陜西長安、華陰兩縣，商事五年間，盈利數萬。”

    一為善于心計。如蒲商王文顯，經商4年，為商“善心計，識重輕，能時低昂，以故致饒；與人交，信義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樂取其資斧，又善勢伸縮”。又如范世逵，“有心計，……商人不樂與官為市，公獨曰:此可居也。……其趨舍，每發必奇中”。再如蒲州人展玉泉，“雖居厘中，不切切計刀錐，凡廢居遷易，內定于心”。

    二為精于計算。如鹽商張四教，“居業淪瀛間，識量益宏達，綜計精確，不屑較錙銖，每年羨于人所不取，尤精九章算術，凡方田栗布勾股商分等法，皆按籍妙解，不由師授，……諳于東方鹺利，源委、分布、調度，具有操縱。末年，業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

    三為父傳子習。如展玉泉，“自其父時，以居淪瀛為業，玉泉方齠齔歲，因已從翁游焉。翁多畫而善中，于時鹽制方敦，諸近境類為它運司所侵，其濱海諸郡率私販畿以右，又民善煮堿鹵為鹽，淪鹽歲所發運不及額十之三四，諸賈人多去之，乃翁守其業不遷，仍付其子。近歲法制漸復，占淪鹽者往往牟大利，諸賈人四方輻輳之，視昔時不啻十倍眾矣，而唯展氏為世商，故蒲人謂教子不易，其業為有見也”[、。

    四為不辭辛苦。如范世逵，幼服賈四方，時“商人占淮浙鹽者，責令輸栗甘肅、寧夏等邊，給通關領引，而守支于淮浙，謂之飛挽。然自開中以及支給曠日延久，且出入戎馬，間有烽堠之驚，而鹽利又時有眺朒，是以商人不樂與官為市，公獨曰:此可居也。遂歷關隴、度蘭皋，往來張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險易，……其趨舍，每發必奇中，往往牟大利”。

    山西鹽商所獲之利潤，其去向主要有四個方面:甲、奢侈揮霍。如鹽商張四教，“襟度曠達，樂施好義，當其義氣所激，即揮置千金不顧”。鹽商亢氏，康熙時《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余萬兩”。乙、購置土地房屋。如前述鹽商范世逵，資益巨，占良田數百畝，積緡錢以萬計。又如張四維的祖母很疼愛次子張遐齡，臨終囑托長子張允齡，遐齡不善生計，希望兄長能給予幫助。后來，張允齡便給了張遐齡一座莊院，讓他靠土地過著悠閑的生活。可見張氏土地不少。張氏是大族，分居京師、蒲州，兩地都有不少房宅。張允齡晚年因思念故鄉，離京回原籍居住，特在城東十里新建別墅一座，院中花卉四時皆開，頗具規模。再如鹽商亢氏，為“晉商魁首，家臨汾，宅第連云，苑如世家”。據《揚州畫舫錄》載:“亢園在秦淮，初亢氏業鹽，與安氏齊名，謂之北安西亢，……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丙、投資它業。據清朝《軍機處錄副》載“晉省民人素善經營，從不肯將銀錢閑貯在家，自(河東鹽池)裁商之后，即將資另行營運，或赴別省別圖貿易”。大體來，明代山西鹽商資多用于鹽糧貿易。入清以后，經營范圍逐漸擴大，兼及綢緞、皮毛、木材、洋銅、茶葉等。如乾隆《陜西周至縣志》卷9載:“行鹽販木及開張綢緞、皮革皆屬晉人。”丁、捐助餉款。這種款項以清代特別是清季居多。清人徐繼畬:“晉省前后捐輸，已至五六次，數愈千萬”。這種捐輸，一種是用于軍事方面。如雍正時，清兵出征西北，山西鹽商范氏一次捐輸銀44萬兩，一次捐輸6萬。山西介休人張英，主要經營河東鹽，乾隆時捐輸銀14兩，助金川軍需；嘉慶時又捐銀萬兩，以理軍資。另一種捐輸是恭逢皇帝巡幸。清朝皇帝經常去五臺山巡幸，山西鹽商只好“情殷報效，愿備賞銀”。政府對捐輸助餉的商人，給予獎賞，以資安慰。如太谷縣鹽商程鳳南，“出囊中資，捐餉增課，力助軍需”，“給九品頂帶，以示特獎”。實際上這種捐輸帶有強迫性，常使商人視如猛虎苛政，以至嘉慶帝也感到這種橫征暴斂有可能“激成事端”，告誡地方官員要妥善辦之。戊，其它方面。諸如修路筑橋、祠廟義學、助賑義行等。運城鹽池的姚暹渠，即由鹽商捐銀浚。

    在山西商人中，因經營鹽業致富者較多。而這些商人，家境原來并不富裕，他們是經商后才富起來的。如前述王文顯家，原來家中比較貧困，后來王文顯外出經商，才得以添置家產，建筑新居，幫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為當地有名的富戶。就連赫赫有名的大學士張四維，在其父輩家境也一般。其父張允齡經商數十年，僅是“產業略增”。后來張四維之弟張四教業鹽后，由于四教為人十分精明，尤諳熟經營淪鹽、淮鹽，加上在京做官的兄長張四維的支持，得以致富。而張四維又在有財力的家庭支持下，官運亨通，最后得以入閣。他們互相幫助，互相支持。

    山西鹽商的破產，主要是兩方面。一是由于自身經營不善所致。二是由于封建政府干預，直至查封家產，判罪入獄。例如:鹽商朱立基，山西鳳臺人，捐納布政司經歷，長蘆鹽商米立基，曾經營母舅王堂之常茂號。干隆二十五年(176)，王堂接辦內務府引地永慶號鹽務，又由朱立基代辦。由于常茂號銀早已用完，朱立基就將永慶號銀兩鹽包陸續挪在常茂號營運，3年共享銀916兩。干隆二十六年在河南的廠店鹽倉被水淹沒，虧折成，兼之近年一切運鹽需用繩斤、席片、車船腳價升值，賣價不敷運，連年虧缺，常茂、永慶二號共折銀5萬兩。干隆二十七年冬，經營期滿，另換新商，成帑課虧折，底里盡露，以至參追。政府一面將朱立基等家產并在外貿易資財等項封查，估價值銀16萬兩，尚欠銀9萬兩。同時將朱立基革經歷銜，發附近充軍，到配所杖一百，對其伙友也給予不同程度處分。另外，對所欠帑銀，由曾經投資列名者王得宜包賠3萬兩，由劉運宏等11個保人包賠6萬兩。

    經濟損失，而且要治罪。所謂帑利是指帑和利息。清代的帑有二:一為皇宮內務府貸出的資，稱內務帑；一為由地方官衙借出的資，稱京外帑。政府通過發放帑，從鹽商處獲取巨額的生息銀兩。盡管帑息制度最初對鹽商等集資金有一定好處，但是，法行弊隨，仍然逃脫不了封建政府對鹽商的高利貸剝削。特別是乾隆以后，出現了鹽商既要償還帑，又還要報銷捐輸的狀況。而政府方面卻將鹽商報銷捐輸之款又作為帑再交鹽商經營，同時還要付這一帑之利息。鹽商原有的資金，無形中變成了政府的帑，并要付政府利息。這種帑不僅對鹽商毫無幫助，反而成為鹽商的沉重負擔。結果導致“商力因之疲乏，兩淮、河東尤甚”。特別是在引鹽滯銷時，就使鹽商陷入了負債累累的境地。而封建政府對拖欠帑息的容忍也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時候，政府為了財政收入，就不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對嚴重虧欠課帑的鹽商抄家清產，最后導致鹽商破產和身家復敗。這也就是曾經動輒數十萬銀兩的朱立基鹽商集團，最后徹底垮臺的原因。

    三

    社會以商為末業和傳統的儒學影響，并不以商為榮，而是重仕輕商，追求仕宦，這樣就形成了如下幾個心理特點:

    1．輕商重儒觀。如鹽商王文顯之父，官教諭，職卑而貧。文顯兄弟5人，文顯為長，四個弟弟均望文顯而立，以是文顯棄儒就商，最后以商致富，為王氏之興立下汗馬之功。可是其父告老返家后，由于輕商思想作怪，首先讓長子王文顯分家出去，使文顯大受刺激，悲作《五噫歌》，歌詞中有“朝人掃除兮，出而暮思噫，清風飄裳兮，明月鑒之噫；古有履霜兮，實獲我志噫”。其父聽到此歌后，有所悔悟，父子才和好如初。當文顯弟王珂舉于鄉時，其父高興地:“兄商而利，弟士而名，乃吾今何憾矣”。又如鹽商楊近泉，雖為兩淮鹽笑祭酒，卻“獨喜與士子游”，當其子楊恂舉于鄉時，楊近泉在淮上聞捷，掀髯喜曰:“夫我乃不以儒顯，兒子以儒顯矣，尚何事賈，即日棄資斧北還，與鄉老結社觴詠為歡”。再如鹽商沈廷珍，“經商所至，必攜學通鑒，時誦習之，遇事輒有援證，工楷書，喜為近體詩”。

    ．鋯營仕宦觀。如蒲州鹽商展玉泉，上數百金，得授歸德之商丘驛丞，對其經營之淪鹽，遂命其子掌之。臨行時，高興地對其子:“我仕矣，得間或視爾”。展玉泉雖然只得了個驛丞，且受到了同業者羨慕，“榮其賈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業”。另外，在河東鹽池專為商籍子弟設立了運學；在淮揚鹽場，山西之閻、李，科第二百年。下述部分鹽商子弟科舉仕宦資料，生動地明了這一點。

    3．義儒經商觀。鹽商王文顯的觀點最為典型，他:“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所以善商者，身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

    4．積德行善觀。如山西襄陵人喬承統，父中鹽卒于揚州，承統棄儒而賈。承統弟得罪兩淮鹽督，亡去，追捕甚急，承統挺身而出，就獄，五毒備至，終不言弟所在。且為行賄千金，得釋。弟歸家，破析己產予弟。順治二年(15年)，清兵南下，令軍中所俘婦女，其家愿贖者，可放歸。承統聞故舊女子多俘在中，乃遍訪諸營，傾囊贖以歸其家。又如臨猗人閻天杰，經營鹽業五年，盈利數萬，旋辭商歸家，倡修廟宇，周濟苦民，每于歲暮，設施飯衣，終身不倦。

    經濟狀況、心理狀態的分析，鑒于鹽是一種專利品，獲利大，以至連皇室族人也插手其間，所以在山西鹽商中，勢豪望族大地主不乏其人，他們上下勾結，左右鹽業，從中謀取暴利，至于一般商民只能拾其殘羹。從山西鹽商的發展過程看，他們大體是:　(1)以鹽商起家，登上仕途，利用權勢，支持其商業；()利用先人遺產遺資，投資鹽業運銷，增殖資；(3)通過鹽業與其它商業互相支持，互為補充，擴大財富。山西鹽商的成功，除了極臨邊境的地理優勢和省擁有運城鹽池的自然條件外，他們善于經營和不辭辛苦，也是成功之道。但由于當時的社會主要是自然經濟的格局，商品經濟不夠發達，以致他們雖然集中了一些資，卻不能投資于生產事業，其資一部分被他們揮霍掉，一部分購買了土地，一部分被捐輸助餉。加之，由于受封建文化的束縛，他們在心理上追求的是仕宦儒學和封建倫理道德，這種由商人到仕宦之途，而不是由商到工的道路，可以是明清商人的悲劇。究其原，還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程度低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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