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楊的新想法，會讓預備役以及民兵的戰斗力和動員能力有所下降，但這也是迫不得已，畢竟兩害相較取其輕，現在內地最大的問題是治安，而非武力下降。

    當然，帝國是內閣制，徐世楊有巨大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影響）但現在已經很少直接對內閣下達命令了，要推行禁槍令，還得等到這次全國巡查結束，回到燕京后，跟兵部、工部的高官代表們進行商議，之后在新一年度年會上提出，正式通過后才會對外發布。

    除此之外，徐世楊還會對國內的豪杰、大俠，以及所有綠林門派進行政策打擊和武力限制。

    畢竟，這次與軍方武裝對抗的人，其實主要是這伙極易被煽動，而且特別喜歡熱血上頭的家伙，而非少森寺的武僧（這不是說當初僧人沒有煽動對抗）。

    這次大案之后，少森寺等于被直接鏟平，所有僧人不是被處決就是被流放，十年之內根本沒人有權利返回中原。包括廟宇在內的所有財產全部被沒收，即沒人也沒錢，少森寺這個所謂正派第一等于已經覆滅。

    對于其他所謂綠林門派，徐世楊也準備從最大的開始，一個個收拾。

    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組織松散，但人數極多，成員成分最為復雜，覆蓋面積極廣的丐幫。

    大周時期，丐幫號稱有十萬弟子，其中有一部分其實并不行乞，他們只是在丐幫中掛個名分以便得到丐幫的庇護，平時有自己的產業經營。

    這種人通常是沒有功名的地主和商人，因為沒有功名，無法擠進士紳圈子，找不到合適的靠山，所以只能依靠江湖人的武力保護自己。

    對國家來說，這些人是可以爭取的對象，只要他們明白今后丐幫無力給他們任何幫助，也無法給他們造成傷害，那么讓他們跟丐幫做出切割并不困難。

    另一些人則是普通乞丐，這些人窮困潦倒，每天乞討而來的少數錢財都要上繳丐頭，自己靠半餐餿飯維生。

    帝國從統一開始到現在，一直在努力消滅這種普通乞丐，辦法就是見到一個抓一個，然后把他們全都流放到邊疆去拓荒。

    徐世楊打算讓內閣發布更嚴格的禁止乞討命令，今后刑部將開展幾次嚴打乞丐的專項行動，孤立地方抓捕乞丐并發配邊疆。

    丐幫的核心成員，各地的那些丐頭們，其實并非義薄云天的大俠，雖然他們跟少森寺一樣，在綠林同道中有很好的名聲，但在底層民眾眼里，這些家伙一個個都是兇殘的惡棍。

    平時指使底層乞丐堵門唱蓮花落也就罷了，他們甚至還利用一些丐幫成員做拍花之類的勾當。

    他們拐來的孩子，直接賣掉的其實算是運氣好，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打斷手腳，人為制造畸形兒，帶出去獵奇賺錢！

    而女孩，都是侮辱之后賣給姬院盈利。

    甚至上次在揚州爆出來的采生折割大案，刑部認為其中也有一些丐幫的影子——至少肯定有不少受害者，是丐幫拐來的。

    因此，徐世楊對這些人絕對不會手下留情，一旦確定有一起人命或者拐賣等要案在身，他就會直接判處這些人死刑！若是再有采生折割之類足以轟動全國的案件爆出來，判凌遲也在所不惜！

    而且，徐世楊并不忌憚連坐他們的家人，這種畜生被處死后，他們的家人如果不知情，那就全部變為庶民流放邊疆。如果知情，那么不問罪犯家屬年齡大小，一律同罪！

    若是民眾有發現拐賣人口的罪犯，允許用一切手段就地擊斃，擊斃罪犯者不會受到任何懲罰，甚至可以獲得罪犯全部家產的一半以示獎勵。

    徐世楊就是打算發動全體人民，根絕這種讓人深惡痛絕的犯罪，絕不姑息！

    對待這種令人深惡痛絕的罪犯，要嚴！要打！

    而且打的要重！越重越好！

    徐世楊認為：法律不是佛經，法律是用來懲惡的，而不是用來挽救壞人的。法律應當而且必須以強制、懲戒為基本手段，以救濟被害人、恢復法律秩序為主要目的，以公平正義為首要原則，將追責作為對待違法犯罪者的基本態度，而不是相反。

    在被害人未得到完全救濟，公平正義未得到完全實現之前，沒有必要也極其不應該過多考慮施害人、違法者的損失和困境，因為這是他們違法本應承擔的代價。

    所以，在不法侵害未確信受到足夠懲戒前，徐世楊絕對不會去苛責防衛過當；在犯罪未得到懲處之前，沒必要過多考慮未成年保護；在罪犯未身敗名裂之前，沒必要考慮隱私權保護，否則，就是以犧牲被害人利義，犧牲公平正義為代價放縱施害人，以博取立法者文明、博愛、寬容之虛名。

    為此，如果有必要，徐世楊甚至準備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幾次嚴打，徹底扭轉以往的風氣！

    不管是丐幫還是少森，或者其他在江湖上有威望的名門大派，也不管他們有什么人脈，有多少弟子家產，誰敢來觸碰法律底線，盡管試試！

    當然，譚三甲的事，也讓給徐世楊提了個醒：

    他的官員并不可靠！

    那些地方官，在帝國起于微末之時，能夠挨過最艱苦的歲月，經歷最危險的戰斗而面不改色，但如今帝國完成統一，國力蒸蒸日上之時，他們反而產生了某種“該享受享受了”的情緒。

    這種情緒非常危險，地方官有太多機會品嘗腐化生活的甜美滋味，并且迅速沉迷其中。

    而這個時代悲催的通訊手段，也無法像網絡時代那樣迅速向全社會揭露官員違法違紀的現象。

    因此，徐世楊必須做出一些取舍，改變以往的官員任用政策。

    除了繼續強調所有官員和公務人員必須有基層工作經驗以外，徐世楊打算限制官員在同一個崗位上的任職年限。

    至于具體年限……，遇事不決剽竊tg。

    下到基層，上到內閣，除了皇帝和皇太子之外，其余職務，包括首相在內，最多兩屆各五年，共十年時間。

    當然，對于一個剛剛統一不久，基礎教育還不夠普及，公務人員又多的一匹的政權來說，沒有那么多干部可供浪費。

    因此徐世楊打算十年期一到，就調他們轉崗。

    比如戶部的官員也可以去管理帝國銀行等重要內閣企業，或者轉到禮部去繼續工作。

    另外還要加強離任前的離任審計工作，這方面甚至可以讓接替崗位者參與進來——畢竟，若是離任者真的有什么大窟窿，接崗者是最不愿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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